明代抗倭诗的海洋文学特色

张慧琼

摘 要：明代抗倭诗是反映明代抗倭战争的诗歌，其创作以东南海疆为地理背景，书写大量海洋元素，属广义海洋文学。这些抗倭诗的海洋特色主要体现为对海洋审美本体、海洋诗歌意象、海洋主题背景等进行不同程度的书写。明代抗倭诗体现出鲜明浓郁的海洋文学特色，从海洋题材、文学地域、海疆边塞诗等方面拓展了中国诗学的版图，具有开拓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代抗倭诗;海洋文学;海洋审美;海洋意象;海洋背景

明代自洪武至万历末200余年，东南沿海遭受倭寇入侵，引发旷日持久的抗倭战争，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即抗倭诗。抗倭战争发生在东南海域，这是抗倭诗创作的地理背景，因而抗倭诗书写大量海洋元素，具有鲜明浓郁的海洋文学特色。何谓海洋文学？目前学界对海洋文学尚无明确统一的界定，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观点。广义的概念认为凡涉海题材的作品均可称为海洋文学，如王凌、黄平生《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初探》①、王庆云《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②、段春旭《〈镜花缘〉中的海洋文化思想》③等对海洋文学的界定。狭义的概念则认为以海洋为审美本体的文学才可称为海洋文学，是否将海洋作为审美对象是判断海洋文学的标准，以张如安、钱张帆《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导论》④为代表。明代抗倭诗整体上属于广义的海洋文学，但其中也有少量作品集中笔墨对海洋进行审美，可称得上狭义的海洋诗。

明代抗倭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抗倭诗中的海洋文学特色，是其最亮丽、最有别于传统古典诗歌的特征。抗倭诗作为广义的海洋文学大规模产生于明代，是古典诗歌史的一大变迁，在文学题材、文学地域、文学种类等方面具有开拓中国古典诗学版图的重要文学史意义。

一、明代抗倭诗中的海洋审美

有一部分明代抗倭诗海洋元素书写的比重较大，海洋自然景观或者人的涉海活动是全诗描写的重心，作为审美本体加以表现，可谓严格意义上的海洋文学。这类作品审美表现的海洋内容有海疆风光、海军阅兵、海上战斗等。

在重点描写海疆风光的抗倭诗中，诗人将海域景色与海岸风光都纳入诗人的审美视野，描绘出一幅幅神秘奇诡的海洋图景。描写海域景色最典型的抗倭诗如郭汝霖的《鼓山望海歌》：

鼓山雄峙闽城之东南，危乎突兀苍云参。

天风播荡万岛侧，吹我倏忽青冥岚。

一声长啸林谷应，语响似与真帝谈。

扶桑翘首积烟雾，澎湖滉漾如拖蓝。

海氛戎戎海日薄，浪花滚滚金银函。

长鲸喷沫短鲸骇，蛟龙来驾天吴骖。

中山杳蔼知何处，飞航迟阻余多惭。

君不见，五虎闽安在眼底，连年倭血赤潮水。

挥戈岂无斩馘功，四郊多垒公卿耻。

谁能折冲樽俎间，免令黎庶勤弓矢。⑤

作者站在闽城东南的鼓山上，远眺大海，看到海风激荡，海岛林风啸应，吹散绵绵海雾，太阳从海上升起，澎湖海面水波荡漾，阳光照耀下翻滚起金色的海浪，天空青碧，海面蔚蓝，浩瀚的大海有多少鱼龙鲸蛟在遨游。诗中有写实，有想象，夸张虚拟，虚实相生，描绘了一幅奇异壯美的万里海山图。海洋景色成为审美对象，是整首诗描写的重心，抗倭内容反倒退居其次。写完海景之后，作者才提到闽海的倭寇，表达抗倭的愿望，并且“连年倭血赤潮水”一句在暗示抗倭斗争之惨烈的同时，本身也成为海洋风景的一部分。这是一首抗倭诗，更是一首海洋诗。

再看唐顺之《月夜渡蛟门》：大洋万里无拳石，却见群山亘海中。

忽然石壁开双峡，坐觉楼船耸半空。

岛以戸宽延满月，潮缘口窄弄惊风。

谁能一矢穿蛟窟，秪忆枞阳汉武雄。⑥

仅从题目与内容来看，这是一首描写大海奇观的海洋诗，茫茫蛟门大洋海面上群岛连绵，风高潮起，战船行驶在岛屿狭窄的空隙间，被惊风巨浪推涌至半空，颠簸在风口浪尖。然而，若考索此诗的创作背景，可知这是一首抗倭诗。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唐顺之奉命赴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抗倭，次年春自嘉兴下海抵蛟门大洋视察海防军情⑦，这首诗即写于此时。作者先描写蛟门大洋波浪险恶之景观，由此联想到汉武帝射蛟枞阳江中的典故，以海“蛟”隐喻倭寇，以汉武帝自喻，抒发抗倭豪情。海洋奇观是审美表现的内容，抒发抗倭豪情是诗歌主题，二者相互映衬，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徐渭《丙辰八月十七日与肖甫侍师季长沙公阅龛山战地遂登冈背观潮》：

白日午未倾，野火烧青昊。

蝇母识残腥，寒唇聚秋草。

海门不可测，练气白于捣。

望之远若迟，少焉忽如扫。

阴风噫大块，冷艳拦长岛。

怪沫一何繁，水与水相澡。

玩弄狎鬼神，去来准昏晓。

何地无恢奇，焉能尽搜讨？⑧

徐渭是抗倭统帅胡宗宪的幕下文士，追随胡宗宪抗倭。嘉靖丙辰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作者与友人张佳胤（字肖甫）陪侍其师季本（曾任长沙府，人称长沙公）观游浙江萧山东北龛山抗倭战场，写下此诗。开首两句写阴森悚然的战争遗痕，随后作者登上山冈观望钱塘江，从第五句“海门不可测”笔锋一转至“去来准昏晓”，描写钱塘江入海口大潮，水浪激荡，惊涛拍岸，排山倒海，仿佛有鬼神水怪狎戏其中，阴森诡秘，深不可测，是全诗描写的重心，海潮景观成为审美本体。钱塘大潮素以雄丽壮美著称，此诗却写得怪怖诡异，“阴风噫大块”，“怪沫一何繁”，作者以比兴手法隐喻倭寇在海上兴妖作怪，通过描写海潮景观婉曲表达抗倭的主旨。

有的抗倭诗对海岸边地风光进行审美描写，通过描写海疆边地的荒凉景致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作者对倭乱的深沉忧患。如沈明臣《从大将军戚元敬行边由梅花所之镇东卫夜宿焦山城中即事》描写肃杀荒寒的海疆边地：“卤海人朝涉，荒城马夜嘶。天风吹石走，高浪卷天低。”⑨荒城临海，风急浪高，盐浸卤蒸，战马嘶鸣，笼罩浓厚的战争气氛，凄哀伤感。沈明臣《春雪叹》写海疆边城之荒凉不亚于北方边塞苦寒：“边隅气候苦不节，二月春强尚飞雪。大海吹冰乱作花，孤城冻断关门铁。”⑩沿海飞雪，海水成冰，城门铁冻，绝非现实景况，而是诗人内心因倭难造成的寒冷恐惧极其深重的外化写照。戚继光《过文登营》：“冉冉双幡渡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B11嘉靖三十三年（1554），戚继光在山东登州卫驻戍御倭海防，巡视文登驻军时作此诗B12。作者放眼海疆边城，满目荒寒，散居的乡野人家，废旧失修的城墙，海潮冲刷下斑驳不堪的千年石刻，海风浪涛夹杂短促的军号声回荡在海空。

有些抗倭诗重在描写人的涉海活动，比如海上阅兵、海上战斗等。此时人及其活动成为海洋景观的一部分，与海洋融为一体，可视为海洋人文景观，亦是作品中的审美本体。如李攀龙《大阅兵海上四首》B13以铺叙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抗倭海军海上大阅兵的军容气势。其一：“使者乘轺大阅兵，千艘并集甬句城。腾装杀气三江合，吹角长风万里生。”阅兵开始，千万艘战船齐集海上，号角响彻海空，长风吹送，杀气腾腾。其二：“万橹军声开岛屿，千樯阵影压波涛。赤城深泛旌旗动，射的遥衔竹箭高。”战船开动，千帆竞发，橹声樯影遮蔽了狂涛恶浪，大海上旌旗飘翻，船如利箭般开向敌岛。其三：“桔槔气迸流乌火，组练光揺太白天。鹅鹳一呼风雨集，鼋鼍双驾斗牛悬。”精锐的海军军容整饬，将士斗志昂扬。其四：“海气抱吴遥似马，阵云含越总如龙。中流鼔应潮声叠，下濑戈回日影重。”海面上云雾升腾，震天的战鼓与海潮起伏之声叠织呼应，水军士兵们手执的锋利兵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组诗审美表现的中心内容是大明抗倭水军海上阅兵，抗倭主旨与海洋元素糅为一体。

唐顺之《海上凯歌九首赠汤将军》B14之第四、五、六首写海战，其四：“水军队队黄头郎，迎潮直上凌扶桑。已知海若先清道，万里沧波定不扬。”其五：“海上秋高朝气清，营中贾勇竞先鸣。叠屿乱翻旌帜影，惊涛尽作鼔鼙声。”其六：“沉船斩馘海为羶，潭底潜蛟喷血涎。髑髅带箭逐波去，可道孙恩是水仙。”诗中以写意笔法泛写抗倭水军海上作战的雄伟场面，带有浓浓的抒情性，表达作者对抗倭水军将士的赞美、安定万里海疆的雄心壮志以及对倭寇的憎恶。唐顺之《自乍浦下海》亦写海战：“闽卒精风候，吴儿惯水嬉。黄头纷百队，白羽颺千旗。击鼓灵鼍应，挥戈海若随。”B15“闽卒精风候，吴儿惯水嬉”描述水军海上作战的“软战力”，是海洋内容审美的独到之处。

抗倭诗中作为审美本体加以表现的海洋内容主要是以上所析几个方面。这类作品是典型的海洋诗歌，虽然在抗倭诗中所占比重很小，却对建构海洋文学谱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二、明代抗倭诗中的海洋意象

意象即表意之象，是中国古代诗学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作家的主观情志寄托隐含在与之关联契合的客观物象中，以客观物象为媒介借以表情达意，立象以尽意。抗倭诗书写的某些海洋元素即是诗人因象寄意的诗歌意象，形成鲜明的海洋意象群，主要包括海洋生物意象、海洋植物意象、海洋人物意象、海洋天气意象等。

抗倭诗书写大量海洋生物，如鱼、鲸、鲵、龙、蛟、鲛、鼍、鲈、鳄、鳖、虬龙等，绝大多数为诗歌意象。“鲸鲵”出现频次最多，其次是“鲸”“蛟”等。鲸鲵即鲸鱼，雄曰鲸，雌曰鲵，形状类鱼，体型巨大，生性凶猛，是大海里的标志性水族动物，抗倭诗所写“鲸鲵”象征倭寇。如潘恩《挽王思质公诗十首》其三之“东海鲸鲵起垢纷”B16，张瀚《赠督府公》之“一鼓诛鲸鲵，再鼓净妖魑”B17，朱察卿《江南二首》其二之“愿斩鲸鲵净海沙”B18，等等，其中的“鲸鲵”泛指入侵的倭寇;王寅《平夷大合鼓吹十五首》其九《荡乍浦》之“鲸鲵三万殒同时”B19，茅坤《过督府胡公祠赋诗四首》其一之“万里鲸鲵净”B20，其中的“鲸鲵”喻指胡宗宪剿灭的倭寇;吴文华《赠戚南塘》之“尽扫鲸鲵海上氛”B21，“鲸鲵”喻指戚继光抗击的倭寇;何东序《纪倭寇二首》其一之“自是鲸鲵来就釜”B22，“鲸鲵”象征入侵朝鲜的倭寇;沈明臣《挽陈将军敬修》之“舌卷鲸鲵归大海”B23，诸生陈可愿赴日本劝降倭寇头目汪直，“鲸鲵”比喻汪直所统倭寇。其他海洋生物如蛟、鼍、鳄、虬龙等，亦表征倭寇，此不赘述。抗倭诗书写的海洋生物往往丑陋凶猛，攻击性强，与出没海岛凶恶残暴的倭寇之间有很强的类比性，诗人由意寻象，引类譬喻，借以抒发憎恶与恐惧的情感，很具表现力和感染力。此与《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中“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手法异曲同工。

很多抗倭诗都写到“扶桑”。扶桑本是一种普通灌木植物，最早被《山海经·海外东经》神化成神树，后来文学传承逐渐将“扶桑”意象化，成为东方大海、日出之处或者日本的代称。抗倭诗所写“扶桑”多数即是此种诗歌意象，有三种含义，一是代指东南大海。如沈明臣《前海徼曲二首》其二之“戈舡下濑汉兵回，万里扶桑一镜开”B24描写万里之阔的海面如镜面一样平静，俞大猷《舟师》之“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B25写大明水师与倭寇的海上战斗，作者作为水师将领，英勇善战，气势夺人，对于盘踞在大海上的倭寇早已掌控，很明显这两首诗中“扶桑”代指东南大海。二是指东方日出之处。如董份《北江彭君破贼歌》中的“海风吹暗扶桑日”B26、陈鹤《赠甬江赵司空平夷二首》中的“大明一统疆场远，东极扶桑总是家”B27，两处的“扶桑”均指东方海上日出之处。三是指代日本。王世貞《寿濮游击四十》之“缓带诸生谈碣石，飞书一箭下扶桑”B28，“飞书一箭”典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战国时期齐国鲁仲连给拒守聊城的燕将写了一封信，拴在箭上，射进城去，攻破燕将的心理防线，逼其自杀，为齐国攻下聊城。此处“扶桑”当与“聊城”同，指敌方之地，因是抗倭诗，“扶桑”即指代日本。胡应麟《万伯修中丞东巡歌十首》其三之“弯弧飞檄到扶桑”亦用“一箭飞书”之典B29，“扶桑”亦代指日本。抗倭诗中“扶桑”意象指代之处遥远难至，甚至虚无缥缈、神秘莫测。虽然以“扶桑”为诗歌意象的抗倭诗不乏意气风发之作，但仍然含蓄微妙地表现出明人内心深处对于海外异族入侵的惶恐不安，对于倭寇强加给明人的这场被动战争望洋兴叹的无奈。

抗倭诗征引海洋人物典故也构成诗歌意象，他们在作品中具有特定的借代意义，可称为典故意象。这些典故意象有两种情况，一是代指海寇。如唐顺之《海上凯歌九首赠汤将军》其六：“髑髅带箭逐波去，可道孙恩是水仙。”据《晋书·孙恩传》可知东晋孙恩为“中原海寇之始”，这里“孙恩”即代指海寇。又如徐渭《龛山凯歌九首》其七：“七尺龙蟠皂线绦，倭儿刀挂汉儿腰。向谁手内亲捎得，百遍冲锋滚海蛟。”B30诗后自注：“宋时海寇名滚海蛟。”“滚海蛟”典出《桯史·郑广文武诗》：“海寇郑广，陆梁莆福间，颿驶兵犀，云合亡命，无不一当百，官军莫能制，自号‘滚海蛟。”B31后来，“滚海蛟”成为海盗的代名词。徐渭抗倭诗中的“滚海蛟”即代指明代东南沿海地区与倭寇勾结的中国海盗。二是代指抗倭将领。如何良俊《吴江令杨次泉歼贼歌四首》其一之“策勋赖有楼船将，杨仆从来不顾私”B32，徐献忠《倭夷累自三江入寇感而有作》之“楼船健将无杨仆，岛国飞旛有利支”B33，两处均征引西汉“楼船将军”杨仆的典故，指代明朝抗倭将帅，前者正用，意在赞颂;后者反用，意在批判。再如李攀龙《大阅兵海上四首》其二之“东海便应铜柱起，何妨马援是吾曹”，引用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典，意指明朝抗倭将领定能剿灭倭寇，安定南疆。“真倭无几半中华，一时得利忘身家”B34，抗倭诗人选用孙恩、滚海蛟的典故入诗，意在鞭挞那些与真倭勾结构成倭寇的中国沿海奸民B35。选用杨仆、马援之典入诗，诗人的心态与用意较为复杂隐晦。倭乱前期官军抗倭极其不力，常常遇倭即逃，几十个倭寇竟然将几千官军打得溃不成军，官军甚至趁势劫掠百姓B36，沿海倭乱地区民怨沸腾。杨仆、马援是汉代两位安定南部海疆的功勋卓著的水师将军，抗倭诗人典征二人，意在呼唤抗倭英雄，委婉表达对抗倭将领的不满和殷切期许，盼望他们能够尽快剿灭倭寇，安定大明海疆。抗倭诗征引海洋人物典故，寓意深刻，表达婉曲，隐晦中寓含褒贬，可谓“春秋笔法”。

抗倭诗中一些描写海洋天气状况的短语或句子，包含多个海洋天气物象名词，如风、潮、波、浪、涛等，这些核心名词与其他修饰性词语组合，共同构成海洋天气意象，表达特定的意义。如吕希周《海上叹》之“恶飓东南发，凌空箕海涛”B37，张选《海波平》之“飓风吹海冯夷哭，怒涛如山捲平陆”B38，字面意义写东南海洋恶劣的天气，其实隐喻倭寇从东南海上入侵而来。又如李开先《晚起闻倭夷警报》之“无数甲兵来日本，何时波浪息风江”B39，魏文焲《赠李西垣总戎平寇二首》其二之“强弩射空抢彗灭，楼船截浪海波平”B40，徐中行《贺中丞刘公平海寇二首》其二之“环海无波胡骑息，中兴天子坐垂衣”B41，“波浪息风江”“截浪海波平”“环海无波”这些组合片段，字面意思指海洋天气状况祥和平静，内在意义象征倭寇剿灭、海疆安定。

海洋意象群是抗倭诗中诗歌意象的主体，意象密集而鲜明，与陆本文化背景下的传统古典诗歌意象迥然不同，丰富了中国诗歌的意象种类。意象群的流变体现出诗歌史的变迁，海洋意象群突出了抗倭诗的海洋文学特色。明代涉海诗歌的数量大大增加，丰富了古典诗歌的表现领域。古典诗歌史发展到明代，其版图得到进一步拓展。

三、明代抗倭诗中的海洋背景

抗倭诗中书写的海洋交通工具、海洋地理地貌、海洋神话传说等海洋元素，既非审美内容，亦非诗歌意象。它们在作品中被点染式书写，单个看似乎有些单薄，但是，当它们反复、大量、密集出现，整体聚成规模、连点成面时，便为作品主题表达铺设一抹浓郁的底色，形成鲜明的海洋背景。

抗倭诗书写的海洋交通工具有（楼）船、舟、舰、艨、艟、舶、舻、舫、艅、艎、舴、艋、艪、舸、舡、舠、舳、舩、筏等，以及构成部件如帆、橹、樯、桅、楫、桡等，还有海洋交通用语“航”，以及船只单位名词“艘”等。我们可以随手撷取一些诗句：唐顺之《赴官扬州与左妹夫两弟鹤儿白壻登金山坐禅房一首》之“海戍乌栖战舸闲”B42，李开先《江南倭夷作乱杀伤山东民兵二首》其一之“极目中流战舰多”B43，白悦《东吴平寇歌奉赠敕抚夏中丞》之“楼船独领鱼丽阵”B44，李攀龙《大阅兵海上四首》其二之“万橹军声开岛屿，千樯阵影压波涛”，李先芳《从军行送少司马江公南征海夷》之“火舰踰万艘，战舫数千桅”B45，徐中行《征南铙歌二首》其二之“横海楼船大出师”B46，沈明臣《前海徼曲二首》其一之“十万楼舡戍海滨”，等等，不胜枚举，从“舸、舰、楼船、橹、樯、舫、桅、楼舡”等海洋交通工具名称与“戍、战、鱼丽阵、军、出师”等军事名词组合搭配来看，这些海洋交通工具绝大部分是海洋战争的军需品，厚重地烘托了战争氛围，可谓抗倭主题表达的海洋军事背景。

抗倭诗所写海洋地理地貌有海隅、海滨、海岛、岛屿、海邑、海城、海涯、海澳、海壖、海门、海隄、海畔、海郡、海沂、海滩、海陵、海湄、海陬、海濆、海洲、海邦、海岱、海国、螺岛、蜃岛、礁、濑、浦、渚等，不同抗倭诗反复书写。如顾梦圭《甲寅五月纪事次去年韵八首》其一之“烽火频年照海城”B47，陈鹤《许侯歌贺近山少参》之“海边小邑尽残破”B48，吕希周《庆捷一首》之“海澳扬波日”B49，皇甫汸《送刘守备兵维扬》之“建牙吹角海门东”B50，孙陞《旅馆愁坐怀谢应午旧寮》之“戍火何时海畔空”B51，张瀚《寓兵康国诗》之“海郡逢多难”B52，沈良才《贺刘百川海防平倭》之“宪节驱兵到海滩”B53，许谷《贺笃斋孙怀宁守备为蔡参军作》之“昨年倭寇生海滨”B54，项元淇《乙卯春倭奴据海壖》其三之“自昔倭奴叛海陬”B55，等等，俯拾皆是，此不赘述。如此繁密的海洋地理地貌书写，突出了抗倭诗主题表达的海洋地理背景。

抗倭诗引用大量海洋神话传说的典故，出现频次最多的是东海海神“海若”，典出《庄子·秋水》。如徐献忠《倭夷累自三江入寇感而有作》之“海若漫同鱼在釜”，以海神被困隐喻朝廷抗倭不力，表达对倭寇入侵国事艰难的忧患。徐学谟《赠郭开府》之“东驱海若净妖氛，为问神山可勒勋”B56则表达因海神相助定能剿灭倭寇安定海疆的必胜信念。抗倭诗涉及的其他海神水怪尚有冯夷、阳侯、罔象等，如徐中行《大将军戚公歌》之“海若阳侯惨不骄”B57、施德政《横海歌》之“惊动冯夷与罔象”B58。抗倭诗引用较多的还有一种海洋神話典故——东海神树“扶桑”，上文已作为诗歌意象论述，但有些抗倭诗所写“扶桑”不是诗歌意象，而是“神树”之义。如朱廷立《倭平喜述》之“炎海仍题柱，扶桑见挂弓”B59、汪道昆《答万使君》其二之“扶桑枝上递伤弓”B60、区大相《定朝鲜》之“扶桑拂，旸谷升”B61等等，均以幻为真，将“扶桑”虚绘成抗倭战争的自然风光背景。抗倭诗征引海洋神话传说典故，反映出作者神灵崇拜的文化心理，体现抗倭诗创作的海洋文化背景。

明代抗倭诗出现之前，仅有极少量的涉海诗，绝大多数传统古典诗歌的创作都根植于陆本文化，不管表现什么内容、表达什么主题，作品的背景底色都是陆地。明代出现大规模的抗倭诗，第一次将诗歌主题的背景底色置换为海洋元素，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背景由内陆到沿海的空间转换，具有开拓文学地域的重要意义。

四、明代抗倭诗海洋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明代抗倭诗可称为广义的海洋文学，从海洋文学的角度观照明代抗倭诗，它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了中国古典诗学的版图。

第一，以海洋题材丰富了古典诗歌的题材领域。明代抗倭诗出现之前，虽然历代都有涉及海洋题材的诗歌，但是数量很少，也不成体系，以至于在诗歌史的书写中将其忽略不计。直至明代抗倭诗的出现，才使海洋题材稀缺的古典诗歌面貌有较大改观。笔者据各种文献辑录了130多位明人的1000余首抗倭诗，这虽然只是明代抗倭诗的一部分，但已初显规模，自成体系。据上文所析可知，明代抗倭诗在题材方面具有广泛的涉海性，是广义的海洋诗。这么大规模的海洋诗产生，极大地丰富了古典诗歌的题材领域，为海洋题材在诗歌史上赢得与其他诗歌题材相提并论的重要地位。

第二，以海洋地域填补了古典诗学版图的缺失。明代抗倭诗的创作根植于海洋地域，其作者或籍贯在东南沿海各地，或在沿海地区做官，或赴东南海防抗倭，都长期生活在沿海，熟悉当地风物人情、习俗事务。抗倭诗中所描写的景观、叙述的事情、纪写的人物等，绝大多数具有东南海洋地域特色。中国古代文学素有南北之分，但这种区分只是“江左”与“河朔”之别，即江南与北方中原的分野。相对于中国辽阔、多样的地理版图，这样的文学版图显然是缺失的、不完整的。明代抗倭诗所具有的海洋地域性将中国古典诗学的版图从江南与中原的内陆推延至东南海域和沿海地区，以海洋地域填补了古典诗学版图的缺失，使之逐渐趋于完整。

第三，以海疆边塞诗的形式拓宽了边塞诗的谱系。如果从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传统来归类，明代抗倭诗应该归属于边塞诗的范畴。明代以前的边塞诗以北方陆疆边塞为地理背景;至明代，因为倭寇从东南沿海入侵，从而有了东南海疆边塞，抗倭诗以东南海疆边塞为地理背景，可以称为海疆边塞诗。明代抗倭诗的审美内容、诗歌意象、主题背景等主要题材表现绝大多数为海洋元素，完全不同于陆疆边塞诗所表现的长城大漠、金戈铁马、胡天朔风等陆地元素，二者同类异质。明代抗倭诗作为海疆边塞诗，是传统边塞诗的后起新秀。它的出现拓宽了边塞诗的谱系，为古典诗歌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综上所述，明代抗倭诗以其鲜明的海洋文学特色展现出独特的诗学价值和审美魅力。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早显露近代海洋文化气息的新型诗歌，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

注释

①《福建论坛》1992年第3期。

②《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③《学理论》2010年第2期。

④《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⑤〔明〕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一，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郭氏家刻本。

⑥B14B15B42〔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四、卷三、卷四、卷四，明万历元年（1573）纯白斋刻本。

⑦〔明〕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公）留浙与总督胡公宗宪计议军事。己未（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公以谓平贼上策当御之于海外，而海道不熟又不可得而御之也，乃从江阴泛海至刘家河渡，又自嘉兴下海泛大洋至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毗陵唐氏家譜》宗册，1948年铅印本。

⑧B30〔明〕徐渭：《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四、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65、339页。

⑨⑩B23B24〔明〕沈明臣：《丰对楼诗选》卷十三、卷七、卷二十六、卷四十一，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陈大科陈尧佐刻本。

B11〔明〕戚继光：《止止堂集·横槊稿上》，中华书局，2001年，第5页。

B12此诗系于高扬文、陶琦编：《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嘉靖三十三年（1554）癸丑条下，中华书局，2003年。

B13〔明〕李攀龙：《沧溟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16〔明〕潘恩：《潘笠江先生近稿》卷二，明嘉靖至万历刻本。

B17B52〔明〕张瀚：《奚囊蠹馀》卷三，明隆庆六年（1578）刻本。

B18〔明〕朱察卿：《朱邦宪集》卷三，明万历六年（1578）朱家法刻增修本。

B19〔明〕王寅：《十岳山人诗集》卷一，明万历程开泰刻本。

B20〔明〕茅坤：《白华楼吟稿》卷四，明嘉靖万历间递刻本。

B21〔明〕吴文华：《济美堂集》卷一，明耿定力刻清印本。

B22〔明〕何东序：《九愚山房诗集》卷一，明万历刻清印本。

B25〔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廖渊泉、张吉昌整理校点，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1页。

B26〔明〕董份：《董学士沁园集》卷二，明万历董嗣茂刻本。

B27〔明〕陈鹤：《海樵先生集》卷九，明隆庆元年（1567）陈经国粤东刻本。

B28〔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29〔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31〔宋〕岳珂：《桯史》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32〔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七，嘉靖乙丑（1565）何氏香严精舍刻本。

B33〔明〕徐献忠：《长谷集》卷四，明嘉靖刻本。

B34〔明〕孙应鳌：《学孔精舍诗钞》卷二《海上行》，清光绪六年（1880）独山莫氏刻孙文恭公遗书本。

B35B36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18、40页。

B37B49〔明〕吕希周：《东汇诗集》卷九，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吕端甫刻本。

B38〔明〕张选：《忠谏静思张公遗集》卷九，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张元昇等刻本。

B39B43〔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四、卷二，明嘉靖至隆庆刻本。

B40〔明〕魏文焲：《石室私抄》卷六，明万历刻本。

B41B46B57〔明〕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十、卷三、卷二，明刻本。

B44〔明〕白悦：《白洛原遗稿》卷三，明隆庆元年（1567）皇甫汸刻本。

B45〔明〕李先芳：《东岱山房诗录》，明嘉靖刻本。

B47〔明〕顾梦圭：《疣赘录》卷九，清雍正七年（1729）顾怀劬刻本。

B48〔明〕陈鹤：《海樵先生集》卷五。

B50〔明〕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B51〔明〕孙陞：《孙文恪公集》卷十七，明嘉靖袁洪愈徐栻刻本。

B53〔明〕沈良才：《大司马凤冈沈先生文集》卷四，清钞本。

B54〔明〕许谷：《归田稿》卷二，明万历十五年（1587）吴自新等刻本。

B55〔明〕项元淇：《少岳诗集》卷一，明万历三年（1575）项氏墨林山堂刻本。

B56〔明〕徐学谟：《徐氏海隅集》卷十四，明万历五年（1577）刻四十年（1612）徐元暇重修本。

B58明施德政万历三十年（1602）东山岛水寨石壁刻诗。

B59〔明〕朱廷立：《重镌两崖集》卷三，明朱之楫等刻本。

B60〔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一百一十三，明万历刻本。

B61〔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五十六，中华书局，2007年，第2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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