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珠峰EBC大本营

孙永

在尼泊尔博卡拉，认识了东北人大川。戴金丝圆眼镜，清瘦、白净、略谢顶。他老家在盘锦，工作在北京，他来尼泊尔，是徒步鱼尾峰小环线。我们加了微信互道平安，各奔西东。那是2015年3月。之后，闲暇时，我开始留意大川的徒步行程，翻查了所有关于尼泊尔的徒步路线。被列为世界十大徒步之首的珠峰大本营EBC线路，被我锁定。每个人在心底都有心之向往的小梦想，只要有火种定能将它燃起。那时没考虑太多，要走就走最牛的路线，不就是走嘛，左脚放到右脚前面，然后不断地去重复这个动作罢了。

决定徒步EBC，并非心血来潮。问我原由的人很多，我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不是不想回答，那段经历已经过去若干年了，答案依然模糊。我不是专业登山运动员，我仅仅是喜欢运动、热爱工作和生活的普通人，脱口而出的答案，想必一定是时尚的、空洞的，我说不出口。人生之路，走的是过程，过程有时并不清晰，至于那个答案，其实是留给未来的回忆和人生旅途中的悟。也许悟得出，也许继续模糊。

EBC徒步路线，英文Everest base camp，简称EBC，位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5360米。观景平台Kala pathar（卡拉巴特）海拔5600米。从海拔2600米植被茂盛的宜居地，到海拔5600米布满冰石的生命禁区，往返耗时一般需要13天左右，行程170多公里。

我居住在东北边境城市丹东，离喜马拉雅山万里之遥，绝非是“说走就走”的旅行。11月，临时出差新加坡考察设计项目，冥冥之中感觉机会来了，但不确定，只能默默将登山装备塞进拉杆箱。

新加坡工作顺利结束后，我临时决定去柬埔寨看望老友，吉隆坡房东听说我有登喜马拉雅山的计划，为减轻我去金边的重负，让我把登山装备暂时寄存他家，等我回吉隆坡转机时再取。这是一个相当暖心的建议。我在金边时又意外得知，返回吉隆坡中转飞往尼泊尔加德满都，转机时间仅有两小时，去房东家取行李显然来不及。被逼无奈，我试着打电话联系正在上海工作的马来朋友健丰，他马上与吉隆坡的一位朋友联系，是这位朋友按时将我的行李送至机场，使我顺利登机。

感恩素昧平生的人，没有他们，此次徒步EBC计划必将落空。

登机前，我给年初在加德满都客栈的前台经理哈瑞打电话。我的本意是订房间和咨询有关EBC线路的问题，意外的是，他自告奋勇要做我的向导兼背夫。他的条件是，支付他从加德满都到卢卡拉的往返机票即可。我喜出望外。

木思唐客栈位于加德满都最繁华也是唯一的商业区泰米尔街区，外国旅行者大多在此居住。这里街道狭窄，人群密集，电动车来回穿梭，密密麻麻的电线横七竖八交织成庞大的线网，成捆地挂在黑漆漆的电线杆上。客栈前台换成了尼泊尔卷毛小伙，这时我才确认，哈瑞在接到我的电话后，辞职了。他把我安顿好，拿我的护照匆匆离去，前去办理与登山相关的证件。

11月24日。原本想睡个懒觉，养足精神。可我睡不着，早早开始整理物品，列出采购清单。中午我把哈瑞约到中华面馆，点了牦牛肉面，一层浓郁香喷的牛油漂浮在上面，十分诱人。“好像量少了。”我对哈瑞说。哈瑞呵呵笑，“中国人会做生意。”临座一位中国女孩，听说我要走EBC，几乎是喊出来的，“哇，太牛了！”就像她也要去一样。之后，她说，她很向往那个线路，可惜她不敢走，怕走不下来，她知道那是“最虐的路”。但她的兴奋并没减弱，主动加我微信，说，“我一路关注你。”她微信的名字叫星。

夜晚，泰米尔商业街区人群熙攘，灯红酒绿，不远处的酒吧传来欢快的舞曲。我将窗户关严，让自己安静下来，面对铺满一地的上山所需装备和物品，一一清点，告诫自己不能有丝毫的遗漏。

第二天，25日，天還没亮，我和哈瑞赶往机场，飞往登山的起点——卢卡拉的丹增希拉里机场。候机大厅冷清、昏暗。我躺靠在冰冷的长椅上，默默地看着手里的机票、护照、登山证，有些发呆。这个时间，远在中国东北边城的家人，想必还没起床。我发了条短信：即将登机启程，行EBC。

与其他国内外机场比，飞往卢卡拉安检不严，但行李和人都要称重量，甚至斤斤计较。哈瑞解释说，飞机太小。令我惊讶的是，乘摆渡巴士去停机坪，看见牵引飞机的竟然是拖拉机！

我们即将乘坐的是一架双螺旋桨飞机，的确很小，爬梯子上去，不对号，满员能坐十八人。前方的驾驶舱没有门。空姐给每位乘客分发棉花团和硬糖果。机长同塔台通话完毕，回头微笑着竖起大拇指，用尼泊尔语说：“namaste！go Luke！”（合十礼，好运！）。

飞机开始滑向跑道，提速，随着最后一下震颤，嘶吼着奋力冲向空中。发动机震耳欲聋地轰鸣，我才想起棉花团，急忙塞进耳朵眼，但丝毫没有减低身体内的颤抖。我回头看看哈瑞，他会意笑笑，无奈地摇摇头，做个鬼脸。飞机开始上下颠簸，瞅一眼窗外，感觉机翼颤得就要折断了，发出咔咔声响。接着，飞机失重般摇摇摆摆飘了一起，机舱内发出惊呼声。是的，我出了一身冷汗，下意识裹了一下冲锋衣，默默祈祷平安，任由飞机在三千多米的云里颠簸穿行。飞机是在斜坡的跑道上降落和滑行的，快要冲到候机房时才停下。机长转过身大喊：旅途愉快。惊魂未定的我们，才露出并未完全放开的笑容。

丹增希拉里机场，海拔2880米，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是尼泊尔为纪念登山家希拉里和高山协作者丹增首登珠峰的壮举，在山中一块不大的平地上修建的，由于地形条件受限，跑道长度仅有527米，短于正常起飞条件，于是将飞机跑道修建成由北向南的倾斜，飞机的起落都要借助坡路减速或加速。部分徒步者，宁可选择从加德满都坐一天的巴士至吉日，然后徒步六天左右到达卢卡拉，也不愿意乘这趟飞机冒险。

走出被铁丝栅栏围绕的机场，夏尔巴背夫便围了上来，他们手中拿着写有各国语言的生意招牌。背夫的价格和网上攻略介绍没有大的出入，一般都是十美金一天，背负三十斤物品。同机飞来的三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子，将价格压到了八美元。这样的价格让哈瑞有些担心，担心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以前就出现过夏尔巴不良背夫扔掉客人，并拿走客人背包行李的事件。

鸟巢客栈，是登山者集聚的地方。哈瑞去服务台商定回程机票，我便找个角落坐下来。远处层层雪山相互叠加，山上民房颜色鲜艳，湛蓝的天空不时有苍鹰掠过。因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整，便开始了徒步启程。

起步是悠闲和散漫的。镇子里的路，是石板铺就的，我看见了星巴克咖啡店，这也许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星巴克店。走到镇子尽头，是一座绿色拱门。拱门上有个穿着尼泊尔传统服饰的半身女人塑像。她叫巴桑·哈努，是尼泊尔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女运动员。她在下山时不幸遇难。这座大门，是尼泊尔通往珠穆朗玛峰的唯一入口。穿过拱门，便进入山林。绕过一座山，我们来到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大门。山门很小，很简陋，和农家院的门没啥区别。两侧用石头垒成的墙夹着陈旧的木头门框，门框挑檐上薄薄的红色彩钢瓦已经晒得掉色。门框旁边的石头墙上挂着英文的萨加玛塔国家公园的招牌，如果没有这块黄底黑字的醒目招牌，我定会以为误闯了夏尔巴人的家院。哈瑞在入口旁边的售票窗口买完门票，招呼我过去，登记护照信息，并拍照留底备档，以防万一。旁边告示栏上的寻人启事吸引了我的注意。上面是护照照片，说此人进山一直没有出来，已经二十多天了。

我得到提示，这里是EBC徒步线路的起点。周围，三三两两的登山者，发出兴奋的欢声笑语，相互祝愿一路平安。

穿过大门，仅仅走一段坡路，爬上一个平台，也就一个小时，悠闲和散漫的感觉已荡然无存，汗水已侵透了全身。而一队往山上运输物资的牦牛和夏尔巴背夫，轻松超越了我们。哈瑞说，山上居民的生活物资，包括建筑用的水泥砖瓦门窗洁具等装饰材料，全靠牦牛和背夫常年不间断地运送。夏尔巴是一个民族。夏尔巴，sherpa，字面意思是来自东方的人们。他们世代居住在喜马拉雅山高海拔地带，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生理上完全适应寒冷缺氧的环境，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能爬山的人。商业登山普及后，他们许多人被登山公司聘用，提供登山协作服务，为夏尔巴村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起步的艰难并没有消解我高昂的情绪。路遇一位返程下山的欧洲人，大胡子，头发凌乱，蓝色外套肆意搭在背包的夹层上，水壶挂在胸前叮铛作响，一条裤腿挽到了膝盖处，露出小腿上的创可贴。背包上挂满了随身物品，如乡村货郎，疲惫不堪的样子仿佛从战场上归来，有些丢盔卸甲。“哈罗！”我没忍住笑。他不失礼貌回应“Namaste”，机械勉强。哈瑞对我说，“我们回来也会这样吗？”我说，“能回来就行，无所谓。”

我们在一个陡坡处，远远看见一个夏尔巴背夫走上来，后背藤筐里的物品高过头顶半米，一根背带从藤筐绕过，勒到前额，粗壮的脖子爆出青筋，双手拄着一头带着树杈的剥了皮的粗木棍，等走到我对面的崖壁下，将藤筐紧靠崖壁，做短暂的休息。他是专业背夫，负重一般都在三十公斤左右，这是极限。我说，放下藤筐休息吧。哈瑞翻译说，放下，很难再背起来。我示意哈瑞翻译，帮帮他。我和哈瑞吃力地抬起藤筐，背夫将套在额头上的带子解下，额头显现出暗红色的印记。他灵巧地从背带中钻出来，长长地舒口气，躺靠在藤筐上，将双腿伸出老长。我拿出巧克力递给他，他大口喘息，接过，断断续续说出“Namaste”。

行近一个村落时，路旁坐着一对德国夫妇，都过了七十岁，身旁站着他们雇佣的背夫。我很惊讶，EBC线路，绝对不适合五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老人说，他们就是出来走走，没有计划走到什么地方，走不动了就回去。老爷子一身灰色登山装，遮阳帽的护耳在脸上忽闪着，太阳镜下的面部被晒成粉红色。老太戴小红帽，拉风的太阳镜，一身桃红色防风上衣。他们精神状态饱满，不时与路过的人打招呼。

走进村落。其实谈不上村落。仅仅是几栋依山而建的房子而已。木质结构，榫卯插接，弥漫着松木的味道。镶有玻璃的彩色门窗上，贴着各式的广告信息、登山指南、地圖留言、向导电话，有些花哨。远处，还有几处正在施工的房子，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破了一路上的寂静。商业味道正在吞噬这最后的净土，但我没说给哈瑞听。因为赶路，天黑前必须到达约定的住处，我们没有停下脚步，对门口村民的问候报以友好的微笑。

层层环绕的雪山，需仰望才能将全景尽收。天空的蓝，钴蓝？群青？我确信，这是在我的调色板上无法调出的蓝，蓝得心静。我来到一座百米长的悬空铁索桥，缠在桥两侧的经幡，被风吹得呼呼作响，透过脚下的间隙，河水白浪翻滚，形成一条白线。身后不知何时多了只黑色的土狗，不停摇着尾巴，走走停停，和我保持着距离。它是来陪伴我？还是要我陪伴它？踏过铁索桥回头再看它，它犹豫地看我，我向它招手，它居然颤颤巍巍奔向我，在颤巍巍的桥面上，跑得很努力。我的疲惫瞬间消失。它倚靠在我脚下，喘着粗气，享受着阳光。它让我放松，仿佛是神灵特意关照，来陪伴我走过最初的艰难。

加了油般，乘兴继续走。走，就是一种无声的呼唤。可连续行至五个小时时，我已气喘嘘嘘。后背和腰僵直得不敢动，双肩被背包压得酸疼。我坐在地上。一只蜗牛出现在眼前，我没有打扰它，屏住呼吸，看着它身背白色贝壳慢慢移动。我想到了我，在高崇的雪山眼里，我应该就是一只背负贝壳的蜗牛。随着它的移动，我好像找到了呼吸节奏。谢谢蜗牛！

傍晚到达帕克丁。按计划，我们需在此停留一夜休整。这时，身后上来一对年轻的美国情侣，悄无声息地从身旁超越，没有向导和背夫。两人都背着六十五升以上的登山包，属于重装徒步。“他们走得太快了。”哈瑞小声说，“这样不好。”我不以为然，“年轻人，身体好。”哈瑞说，“年轻人也不行，一定要休息，需要适应。”理论上我懂，哈瑞说得没错，登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味追求速度有时会适得其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的例子比比皆是。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我估计，他们并没打算住在帕克丁，而是准备再上一个高度住宿。我，做不到。我已经竭尽全力完成了第一天的徒步计划。

帕克丁，是个小村。客栈价格便宜，住宿费人民币三十元左右，客栈以饭菜赚钱。住宿条件简陋，屋内无任何取暖设施。中午穿短袖T恤，晚上套上薄羽绒服还打着寒战。这种环境极易出现感冒症状，在高海拔地区如果得了感冒，很不容易好，继而引发肺水肿，直接威胁生命。我躺在冰冷的床上，“第一晚就这么冷，越往上越冷，接下来都这么过？”哈瑞笑了笑，并未作答。

26日，离开帕克丁，开始步入3000米以上的区域。头顶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如蜻蜓的直升机在空中飞过。这里的直升机，有两种，一是登山者发生意外，专业救援的。二是旅游公司开辟的直升机观光线路。有些游客无法徒步EBC路线，又想目睹珠穆朗玛峰雄姿，就乘直升机飞大本营降落，拍照留念，甚至可以在大本营吃顿营地餐，再返回加德满都机场。我想，也许有一天，直升机会直接把人送上珠峰。但我坚信，徒步EBC这条路线，永远不会消失，它给予人类的，是意志的锤炼。路上，在一处塌方的悬崖下，两个看不出国籍的小伙子被困。其中一个小伙子巨大的背包被卡在崖壁上，动弹不得，也不敢轻举妄动，一脚不慎，就会滑下看不见沟底的山谷。他脸色煞白。我建议协助他先将人包分离。哈瑞上前将背包顶在崖壁上，他才得以转身，我和哈瑞用力将背包拉出来，他才横移步子，蹭了出来。脱困后的两个小伙，也许被困时间太长，惊慌乱了情绪，勉强对我和哈瑞笑了一笑。苦涩的笑。他们当即决定，下撤。

即将行至南池巴扎村，遇见一对下行的夫妻和两个孩子。他们是美国人艾瑞克一家，男孩七岁，女孩仅仅五岁。我惊讶万分。我知道美国人度假都以家庭为单位，不会把孩子单独留在家，家里有狗狗的也要带上，可这不是风景气候怡人的海滨度假村，这是自然条件既艰辛复杂又多变的高寒区，怎么可以带这么小的孩子冒风险？我想起日本谚语：孩子不是成为父母理想中的样子，而是成为父母自身的样子。

南池巴扎，是EBC线路上最大的村子，海拔3500米，是补给中转站。整个村子建在山坳的两侧，坡度陡，房屋高低叠加，错落有致，一层一层叠在山坡上，围拢成簸箕状。我们住进“鸟巢客栈”，与机场旁的鸟巢客栈连锁。订这家客栈，可以得到连锁服务，提前预定返程机票，减少返程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苦苦等待。

坐在客栈门前的长椅上，耳边传来孩子的嬉闹声。寻声望去，便看到了挂在半山腰的学校和操场，十几个孩子在踢足球。这应该是海拔最高的学校吧。一小时之后，与我们同机的菲律宾小伙和他的意大利女友抵达客栈。他的女友胖胖的，粗壮的大腿将冲锋裤摩擦得唰唰响，没能走到客栈台阶，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息。两个小时后，外面传来欢呼和掌声，原来那对七十岁的德国夫妇也上到了客栈，老头看见我们有些激动，Namaste，namaste，说个不停。老太太哽咽着流下泪水。

27日，我们按计划在这里停留一天，为了适应海拔。村街里的店铺，纯净水一瓶一百卢布，折合人民币六块多，仅比加德满都贵了一倍。这可是背夫走两天的路背上来的呀！穿过迷宫一样的小路往上攀，走到一户彩钢屋顶的院落。这竟然是个小小的邮局，小到仅有一个邮递员。屋檐下的铁皮邮箱已经瘪得不成样子，绿色漆面锈迹斑斑，风吹过来，撞在裂缝的墙壁上咣当作响。我怀疑在这邮寄信件是否可靠。纠结片刻，最终还是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明信片，将女儿的地址填写上，投进去，不放心，又晃了晃。屋内的邮递员看出了我的心思，拿出一串钥匙，麻利地打开邮箱的小铜锁，取出了那张信片放进包里，用尼泊尔语和哈瑞说着什么。我有些不解，以为他对我的举动不高兴。哈瑞告诉我，他让你放心，明天就会送到卢卡拉，再继续中转。村中一条小溪，上游水流较急的地方，修建了一排不大的红色尖顶的亭子。每个亭子里放着一个金色转经筒，转经筒的下方有转轮伸到水中，借着河水动力，转经筒不停地转着。河水是高山冰雪融化形成的，冬天不冻，一年四季流，转经筒也是365天转。佛经说，转经筒每转一圈代表着诵经文一遍，雪山融水就这样常年护佑着高山的子民，弘法不断。顺陡峭的石阶坡路再向上爬，抬头看见一个矮小的身影从高处的石阶一步步蹒跚而下，近了才发现，是一位藏族老阿妈。深褐色的藏服长袍外，套了一件果绿色羽绒服，鬓角处露出灰白的头发，高海拔的紫外线将满是皱纹的脸晒成褐红色，粗糙的满是老茧的右手拄着一根登山手杖，脚上的登山鞋满是尘土。老人耳环上的蜜蜡饰品将耳垂深深地坠着，引起了我的注意，“好看。”我一只手下意识摸自己的耳垂。哈瑞担心老阿妈听不懂，用尼泊尔语翻译我的话。“出嫁时妈妈给的。”老人笑了，有些害羞，用布满老茧的手捂着嘴，细看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我用自己独特的身体语言和笨拙的口语和她交流，哈瑞协助翻译。老人说她七十八岁了，家里的老伴儿腿不行，不能走路，家里还有两个小孙子。她的家在上面叫天波切的地方，海拔接近3900米，她这是下到南池巴扎买些生活用品。我有些心疼，伸出大拇指。老阿妈一手扶着我，一手指着膝盖不停地摆手摇头，告诉我，也快走不动了。我突然觉得我应该为老阿妈做点什么，马上翻找腰包，将几张人民币塞到她手里，指她的膝盖，是让她买药治疗。哈瑞用尼泊尔语跟她说着什么，老阿妈不好意思地笑了，手不停地拍我，并用额头顶在我的肩上，像个害羞的少女。

28日。阴天。离开南池巴扎，继续攀登。当整个村子移至脚下时，我已大汗淋漓，呼吸紧促。我清楚，艰难的时刻来临了。临近中午，经历一段危险的石阶路和一段斜坡土路后，进入林中小路，身体和精神无形中得以缓解，是不是坐下来休息，我跟哈瑞交换意见。远途徒步登山的经验是，不到万不得已，哪怕速度放缓，也要赶路。高寒地带气候多变，一旦出现意外，无法抵达预定的住地，极易被冻死在途中。我俩都没明确自己的意见，脚步也没有丝毫停止，随着沉重的气喘，一步、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突然，走在前面的哈瑞叫了一声，我几乎同时发现了不远处的路旁，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这是一个穿灰色冲锋衣黑色裤子的男人，年纪比我们俩大，低帮登山鞋沾满了泥，仰面朝天，弯曲着双腿，登山包倚靠在后背，包带没有解下，听不到喘息声。我和哈瑞屏住呼吸，走近，希望能听到他的鼾声。似有非有，难以确定。“应该是睡了。”哈瑞做了个不打扰的手势，示意我继续走。走出十几米，我有些不放心，边走边回头。哈瑞重视了我的疑虑，反身回去。“他不是夏尔巴，但也不像爬山的。”那个灰衣男依然一动不动。“Namaste，”哈瑞低头问。没有反应。“Namaste！namaste！”哈瑞伏下身，伸手触碰灰衣男，接着用力推了推。灰衣男突然睜开眼，晃晃脑袋。我悬吊的心放下了。在我的攻略里，六千米以上才能看到死人。哈瑞摇头，说，三千多米，身体不好的人，走着走着一样会倒下。

临近傍晚，预期到达海拔3867米的天波切（Thamserku）营地。整整一天，我们走了海拔300多米。因为阴天，营地太阳能无法供电，网络中转基站停止工作，我和家人不得不失联。

天波切是尼泊尔最古老的夏尔巴人村庄，也是洞悉夏尔巴人生活的中心枢纽。因为朝圣转山，这里也是圣地步道转山的终点。这里有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天波切寺，是整个山区夏尔巴人的精神领地。每年藏传佛教的重大法事都在这里举行，寺庙里的师父每天都会为登山的山友念经祈福。步入寺院，空旷的大殿有些昏暗和阴冷。前方天光下有几个喇嘛在诵经。我怕打扰师父们，摸索着找到后面的角落坐下，诵经声渐渐清晰宏亮起来，荡在我的周围，身体也渐渐暖了起来。回到营地，我们看见了两天前见到过的年轻的美国情侣。果然被哈瑞说对了，因为走得快，上到4000米的丁布切时，女友出现高反，他们不得不下撤。

晚餐，哈瑞点了鸡排米饭套餐，外加尼泊尔特色的脆饼。鸡排上的番茄汁挺可口，红烧土豆胡萝卜里加了爽口的黄瓜。“这个饼要蘸这个汤吃。”哈瑞给我示范。汤是咖喱汤，我照做，咬了一口，脆脆的薄饼变软。“我更喜欢这样。”我将没有蘸到汤汁的薄饼放到嘴里，咔嚓咔嚓地嚼着。哈瑞学着我，也咔嚓咔嚓地嚼着。“像薯片。”他继续嚼，边嚼边笑，“我们尼泊尔人没有这样吃的，声音太大了。”

天黑下来，气温骤降，客栈里很静。大家都聚拢到火炉旁取暖，几天的攀登，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使大家都显得无精打采和沉默。

29日，我被杂乱的脚步声吵醒。到外面去看岛峰的日出，是攻略里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的期盼。我跟哈瑞多次提到“日照金山”。在图片里，在视频中，我看了无数遍。走出房间，恰在此刻，瞬间，阳光映红了半个雪山，耀眼夺目。“你不想画下来吗？”哈瑞问。我摇摇头，我突然感悟，来自大自然的真实颜色，是无法出现在人类的调色板上的。“想都别想。”我对哈瑞说。我无法用语言让哈瑞听得更明白，但他好像理解了，点头。

从天波切营地出发，走了几步，呼吸困难，胸闷的感觉来得极快。同时发现，路边的墓碑多了起来，一组组一排排的经幡和白色的哈达，连绵起伏在山路旁。这是登山遇难者的墓碑。脚下坑洼不平，每年从山峰滚落下的碎石布满整个视野，偶有几棵长到脚踝高的灌木丛，感觉是谦卑地伏下身子牢牢地趴在地面不敢抬头。我抬头，白茫茫的雪山有了刺眼的感觉。近了，雪山！在一个土坡的拐弯处，一个人影坐姿肃穆，像一尊佛像。我的意识有些模糊，无从准确判断，那是人还是雕塑，甚至没了与哈瑞沟通的能力，一口一口地喘，距离那个人影不足百米，我们却走了足足半个小时。那是一个印度老人坐在石头上休息，牛仔裤、夹克上衣，啤酒肚撑得拉链快要崩开。圆圆的眼球布满血丝，暗黑的脸膛上大大的鼻孔忽闪忽闪，像一头棕色的公牛在气喘。看样子应该是转山朝圣的信徒。我们没有对话，我只能伸出大拇指表达敬意，老人报以微笑，挥挥手，意思是说，上吧，年轻人。

我是在双脚麻木的情况下，移进丁波切营地的。这里海拔4410米。

客栈房子旁有个很小的淋浴房，薄铁皮围在四周，屋顶的上方架起一个太阳能热水器。铁皮门上挂个牌子，五美元洗一次，十分钟。想洗一个热水澡，迫切的程度不亚于饿肚子时吃饭。但我不敢。在高原，最忌感冒，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忍了。晚餐想喝罐啤酒，也忍了。高海拔喝酒极易引起头疼，进而并发高反症状。为适应海拔，我们也需要在丁波切停留一天。第二天，开始在营地周边适应性走走。终年积雪的阿玛达布朗峰近在咫尺，如少女般秀丽多姿。白色碎石从崖缝间流淌下来，如凝固的冰川瀑布一般，让你很难分辨，云雾已经在脚下漂浮。一块平整的空地，用石头摆成英文字母H形状，这是直升机的起降平台。

午餐是意大利面条。我倒是喜欢小碟配菜，沙拉卷心菜点缀的胡萝卜丝。清淡、营养。因为停电，这儿的基站也无法工作，我与家人三天没联系了，心情有些惆怅。恰在此时，有个叫丹尼尔的西班牙人，一边踱步，一边拿着卫星电话正在通话，让我多多少少的有些羡慕嫉妒。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示意我可用他的电话，我摆摆手谢谢他。

12月1日，出发前，我又见到丹尼尔，握手拥抱，约定大本营见，我指了指他胸前的卫星电话，告诉他，到达终点后再用他的电话，他会意地笑了，给了个OK手势。

行走在海拔4000多米，我的步伐变得机械，因为呼吸急促，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所以，也无人对话。肉体变得沉重，大脑灌了水一般，呼吸困难，抬步迟重，几乎是一步一停。特殊的自然环境，好像人类语言已无力表达。偶遇迎面返程的山友，想说一句“哈罗”几乎都很难。沉默中的兴奋点来得突然，走到一片空旷地，遇见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双手拄着登山杖。从相貌判断，是韩国或日本人。“中国的？”他先发话了。我一愣，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母语，我竟习惯性说了句英语“china。你，是我五天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也很兴奋，“你是我九天以来见过的唯一一个中国人。我是西安的，你呢？”“辽宁，丹东。知道吧？”“知道知道，你好你好，握个手。”我握住他的手，我们同时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时，我才体会到，不是我喜欢沉默，所有登山的人，都是孤独的。“哥们儿，你说中国人都到哪去了？”他开玩笑问。“都打麻将去了。”我笑着扭头看哈瑞。哈瑞补了一句，“在奇特旺骑大象。”西安小伙儿没太明白哈瑞的话，我解释说，中国旅游者到尼泊尔，不会来登山，都在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临别时，他提醒我，前方是著名的死亡坡，让我注意。

死亡坡，攻略上见过。当我到达时，还是被惊到了。整个山坡倾斜角接近四十度，滑动的碎石，大小不一，望不到尽头。我机械地移动脚步，每一步只是脚掌的长度，甚至走一步退两步，一点一点挪。途中，我遇见了比我们提前出发的那对菲律宾情侣，他的女友高反了，坐在地上喘着气，男友跪伏在身旁无所适从。我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繼续前行。在这里，你背不了她，也抬不了她，更不能替她呼吸和迈动双腿，全凭个人体质和毅力。这就是EBC徒步线路危险之处。因为帮，也许谁也无法走出困境。

走过死亡坡，我们终于到达坡顶的垭口。我暗自庆幸！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迎接我的，是垭口背面的一座座墓碑。在这里，我看到一座中国登山者的纪念碑，纪念杨春风、饶剑峰、韩昕等登山遇难者的。我被熟悉的方块字刹那间击出了眼泪。哈瑞拍拍我的肩，将我拉走。

罗波切营地，海拔4910米。能进入营地的人寥寥几个。两层木结构的小楼，外墙依然是石头垒成。午后的阳光很强，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网络已恢复，我马上将手机接上电源，数十条微信瞬间涌进。

夜幕降临，我们来到餐厅炉子旁取暖。因不见那对菲律宾情侣上来，我们便判断，一是下撤了，二是还在上山途中。假如还在上山途中无法到达，他们将无法熬过这个夜晚。于是，两个夏尔巴背夫准备去寻找。我为他们的行为而感动。以我的体力和状态，假如我去，怕是有去无还。还好，很快他们就把那对菲律宾情侣接上了营地。昏暗的灯光下，菲律宾女友脸色灰白，倚靠在墙角，紧闭双眼。

夜空像一张大网，离大地那么近，星星眨眼，静得吓人。我钻进睡袋，躺在咯吱作响的木板床上。我记住了这个特殊日子：2015年12月1日的夜，我睡在了这辈子最高的床上——海拔4910米。因为空气稀薄，大口呼吸让我无法安定和入睡，且伴着头痛。此刻没有了诗和远方，思维也变得简单纯粹。下半夜一点，我借去洗手间出去缓解，隔壁的几个房间不时发出咳嗽声、叹气声，也有小声谈话的，看来睡不着的人不只我一人。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我看到了脸色灰白、眼皮浮肿的自己，这是高原反应的征兆。回到房间，哈瑞说，“天亮买氧气吧。”我的身体无比沉重，干涩的双眼无法睁开，窒息感紧随其后，逼迫着我大口呼吸。我索性再次坐了起来，倚在冰冷的墙板上。

2日早上，我在似睡非睡中被脑袋的炸裂唤醒了双眼。我喊醒哈瑞，说头疼，心慌，他让我下床出去透气。外面已经聚集了要出发的人，想必昨晚丢失睡眠的不止是我一个人，相互打招呼显得无精打采敷衍了事。哈瑞去买氧气，劝我吃点早餐，尽管我头疼得要命，还是理性地点点头。哈瑞拿来菜单，告诉我，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让我坚持到5200米再说。我已无心看菜单，“你定吧，热汤什么的都行。”说着，伏下身子，将昏沉的脑袋埋在餐桌下。哈瑞点了西红柿鸡蛋汤。当我看到端上来的西红柿鸡蛋汤时，瞬间崩溃了。汤红得像鸡血，蛋花呈棉絮状飘在上面。原来，高寒地带的西红柿珍贵，这里并没有储备，所谓西红柿鸡蛋汤，是番茄酱熬的。我努力喝了一口，味道酸得很奇怪，想吐出来。但我理智地安慰自己，当热水喝吧，空腹难以到达5200米的EBC终点。尽管还剩下不足300米的垂直距离。

越往上，人越少，越往上，空气越稀薄。又是一段碎石坡路，攀爬的难度不亚于“死亡坡”。左右两侧的雪山山顶已经超过8000米。风很大，张嘴呼吸呛得我眼泪直流。我的身体似乎已不受大脑控制，脚步机械，一步一歇，一步一喘，原地踏步般向上移动。有人坐在地上倒气，有人下撤。我不敢停下，翻过这座山就胜利在望了。远处的努子峰被眼前延伸数公里的山坡遮挡着，只露出上半身，我必须爬过坡顶。就在我身心疲惫几乎要崩溃时，转过一块巨石，眼前瞬间视野开阔，下方不远的空旷地带，竟然是5200米宿营地。来得太突然，我以为自己恍惚了。我停下来，右侧努子峰巨大的冰墙，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时间凝固了，静得无边无际。我的字典里无法找到形容那种寂静的词汇。路上，数次猜想这里的境况，数次盘算着上来之后做些什么才能证明不虚此行，然而，眼前的一切让我大脑停滞，如宇宙般空旷宁静。从喉咙发出的声音直通大脑，心跳震得耳膜砰砰回响。哈瑞手比划着嘴在动，声音似乎很远。我向哈瑞挥手，嘴里发出的声音自己都听不到了。

我高反了！

我在意识极度混沌中，迈进营地。这里没有氧气卖。客栈老板很热心，泡了一杯热热的酥油茶，“你没事，喝热的茶就会好的。”丝丝的耳鸣尖叫着，我的视觉像戴了支广角镜头，周遭的一切显得无比空旷、倾斜，且带回响。没了疲惫，没了恐惧，完全沉浸在无声无息的世界里。我不由得打个冷战，直觉告诉我，不能在此停留，一旦躺下再无法站起。虽然买了登山保险，直升机可以救援，但是，徒步EBC的定义是全程往返，虽然已经到达我的目的地，不徒步返回，意味着EBC行程半途而废，我此行意义也将失去。

冷静、镇定。我要求自己深呼吸，一下一下，有节奏。我按照步骤反复做着呼吸调整，争取得到最多的氧气。然而效果不佳，深呼吸已不能平复心脏所带来的压力。我开始焦虑，烦躁不安。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要来纸笔，将家人的联系电话和保险单号以及血型写到纸上，夹进护照里，叮嘱哈瑞放进胸前的口袋。如有不测，哈瑞会在第一时间电话求救直升飞机。

我依然无好转迹象，开始冒虚汗。我判断自己无法捱到第二天天亮。于是决定立刻下撤。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下撤到安全营地还需要六个小时，危险仍然重重。哈瑞有些犹豫，劝我再考虑一下。“如果今晚住在这里，我就完蛋了。死了。”我说得很坚决。此时的我，其實放弃比留下更为艰难。但我深知，登山不等于盲目冒险。

决心已定，我背起刚放下的背包。“没有时间了，下去吧。”我对着哈瑞说。

哈瑞有些不舍。我说，“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是我的极限。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什么叫极限，他当然也清楚，我说极限意味着什么，那就是随时可能失去生命。

上山容易下山难，虽然困难重重，氧气却在逐渐增多，绝望的气喘也慢慢得到缓解。下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坳，已是傍晚五点多钟，天有些阴暗，抬眼望见远处的豁口有雾漫上来，很快，就把我们包裹住了。天黑得很快，恐惧随着夜色压了下来。我们已经无法辨别方向了。这是最可怕的绝境。我下意识看了一下手机，无网络。也就是说，即便是呼叫救援，也是徒劳的。我和哈瑞没有交流，都明白，唯有继续走。

前一晚一夜没睡，从早起六点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十四个小时。我又进入步伐机械的状态，脑子空白，腿好像不受控制了，甚至连绝望感都没了。

突然，耳闻铃响，微弱的，随风刮过来。我以为耳鸣又犯了。接着又有一声，我站住，“哈瑞，别动，你听！铃声。”哈瑞停下来，“没有啊。”难道是幻觉？

绝望瞬间又回来了……

叮当……又一声，很清脆。绝望又瞬间变成了希望。当我们摸到一户人家的房子时，一下子瘫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哈瑞把头埋在膝盖里蜷缩着，不知道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伤逆流。我哭了。距今早出发已经过去了十七个小时，我已经四十二小时没有合眼了。我终于体会到了古书里讲的“绝处逢生”。

经过一夜睡眠，氧气仿佛重新注入我的血液。只是，左腿膝盖很疼，感觉关节里的润滑剂已经消耗殆尽，只剩下两个生锈的骨头相互碰撞，隐隐作痛。我在考虑是否休整一天。早餐丰盛，煎蛋、油炸土豆块，还有尼泊尔卷饼。吧台玻璃板下面，压着多张不同国家的钱币，像是展柜。当我发现没有人民币时，悄悄挑出一张新的十元纸币和一枚硬币，插到玻璃板下面。留个纪念，证明中国人也来过。

都说归心似箭，修整一天的考虑在吃完饭的时候已经被自己否决。

继续赶路。很快，右腿膝盖开始添乱，疼，一步一扭。哈瑞说，“你的包给我，我来背。”我拒绝，“不用，我还行。”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把负重卸给他人的。

翻过一座山，阳光再次被乌云遮住，云中射出几道光芒，云影在光里飘动，意外的是，海市蜃楼般的佛光出现了，我瞬间狂喜，根本没敢想过自己也能亲眼目睹。仅短暂的几秒钟，又迅速被云雾遮挡。我停住脚步，顶礼神山，那瞬间消逝的光芒，永驻我心。我进一步确认，不虚此行。晚上九点多，黑黑的山坳中呈现出那熟悉的万家灯火，南池到了，我又回到了七天前住过的客栈。晚餐是咖喱土豆饭，我吃得狼吞虎咽。一生中记忆最深的“狼吞虎咽”。

4日，早上，我想起那个我认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学校，来时我就萌生了要做点什么的念头。于是，我和哈瑞走进这所简陋的名字叫什里喜马拉雅的小学。一排教室，其中两间已经倒塌，是尼泊尔四月大地震造成的。一个尼泊尔大叔走过来，他个子不高，留着斯大林胡，头戴上窄下宽的尼泊尔小花帽，两鬓露出灰白的卷发，套了件灰红相间的羽绒服。哈瑞上前用尼泊尔语与他交谈，原来他是校长。我们被请进办公室。办公室极其简陋，墙中央挂了一张世界地图，地图的四周贴满了学生各种活动的照片。我让哈瑞告诉他，我要为学校的每一位学生买些学习文具。当我掏出微薄的善意，校长的憨厚腼腆以及泪光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他说，你是来这所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

离开南池巴扎，继续下行，绿色植被重新出现在视野里，土狗在村里闲逛，一排排民屋依然鲜艳。这一天的行程，是几天来最轻松的。到达客栈，我们选择了能洗澡的房间，迅速解下装备，脱掉了十天从未脱下的衣裤，冲了一个渴望的热水澡。当温热的水从头顶上方冲下来那一刻，满腔的热泪瞬间喷涌。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曾无数次尝试再找回那次洗澡的感觉，却再也没有呈现过。那个哈瑞，可爱的哈瑞，一路走下来都没有喊累的哈瑞，从淋浴间出来，我看到了他的眼眶也是红红的。

5日，早餐丰盛。番茄意大利面味道很好，配了蔬菜沙拉，青菜种类也多了。角落里，有三个人在吃早餐。向导有些眼熟。哈瑞上前打了招呼。原来是那对德国老夫妇的向导。但客人已经不是那两个德国老夫妇了。原来，那对德国老夫妇几天前就在海拔3800米的地方下撤了。其实他们本来也没有打算走完全程，只是来完成一个多年的夙愿，走走这充满神奇的梦想之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我何尝不是！临近中午，我回到萨迦玛塔国家公园的大门，迈过门，转身，双手合十。

再次回到机场旁的鸟巢客栈。站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望着窗外的机场停机坪，山雾中灯光摇曳。这是在山里的最后一个夜晚，过了今夜，我又会回到日常生活，下一步再去哪里呢？我问自己。“哈瑞，你回去准备做什么？回酒店继续工作？”“我要做旅游公司，自己当老板。”哈瑞回答得倒挺干脆。

12月6日，天亮了。飞机滑过五百米跑道，冲出悬崖那一刻，我忘记了来时的恐慌，开始陶醉于这三千多米的高空。眺望远处的珠穆朗玛峰，我默念：再见，EBC！

补记：这次被朋友称为“疯狂的一次行走”，每每被问起，我只是微笑。在回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极其惧怕楼梯台阶和上坡路段，怕到了腿软的程度。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有些往事想不起来了，可能把部分脑细胞留在了那个空气稀薄的地带。但那次行走，让我一扫往日积压在心头的尘埃，找到了如何面对生活的最好方法，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许多过往，已经定格在墙上的相框里。那个加了微信叫“星”的中国女孩，后来也开始属于她自己的行走，最近一次关注她，是在西藏的冈仁波齐徒步转山朝圣。哈瑞有了这次登山经历，回到加德满都开了旅游公司，专业做起登山旅游服务。那个最初点燃我登山火种的大川兒，也辞掉了北京的工作，来到了属于我的边境小城，开了家背包者客栈，为全世界的户外旅行者提供服务。后来得知，菲律宾小伙子和意大利女友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并没有达到EBC大本营，呼叫了直升机下撤了。但在下撤之前，完成了计划中的求婚仪式，现在已经在意大利结婚生子。还有那个手举卫星电话的西班牙人丹尼尔，在第二年的尼泊尔登顶珠峰的队伍中遇难了。努子峰巨大的冰墙下，那个手持卫星电话小声低语的黑色身影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定格。那张当年寄回的明信片，放在我的书架上，时刻提醒我，我曾经走过EBC，并认识了走在那条路上的人。

逆行向上，趟过荒芜的冰原。所有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也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之所，并重新理解生命的定义。EBC之行，让我受益无穷。马尔克斯说过，“人们都想伫立在巅峰上，殊不知，真正的幸福就在攀登险阻的过程。”在回加德满都的飞机上，我做了一个决定：通过徒步EBC，骑行日本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

我在第二年的春季，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那段同样难忘的旅程。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