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写作中的人类学历程与反思

马婧杰

关键词：民族志;后现代;批判;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6 — 0094 — 03

民族志的写作是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范式，在人类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民族志的写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范式。在早期的民族志萌芽阶段，民族志写作并不是人类学家的专有成果。从旅行见闻游记到满足殖民政治需求的考察报告，民族志写作并无专业的操作规范。早期研究文化的学者如弗雷泽运用这些资料，著成早期的人类学作品，被称为“摇椅中的人类学者”。

从马林诺夫斯基之《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开始，民族志写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围的变化，所研究的文化内容所处的社会背景的迁移，民族志的写作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由边远的初民社会，转变成为多种场域的文化情景，人类学家的研究内容也从异文化到后现代的多元文化形态之中，在后现代的反思批判思潮之下，民族志的写作形式与文本内容，成为人类学界研讨的重点内容。关于民族志的写作的文本与其运用的修辞方式，作者的一系列情感表达以及民族志运用的批判眼光，都体现了后现代思潮下，人类学研究对于民族志写作的反思性思考与探讨。纯粹的客观描述是否存在？民族志作者写作过程中采取的隐喻、修辞等手法是否也建构了民族志？民族志中的文化事实、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公共性、权力、对抗、制度化约束等文本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民族志构成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都成为人类学研究重点关注与探讨的问题。以上研究方法为标志，人类学界开始对民族志这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反思和归纳，迸发了诸多有关于民族志方法论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一、民族志发展的各个阶段与特征

（一）“科学”民族志阶段

以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岛田野资料基础上著成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为科学民族志之端始，人类学的研究有了科学性，民族志写作也有了现实主义的科学范式。此后的人类学研究中的民族志有了科学的范式。在写文化的后现代中称这一阶段为：“现实主义的民族志”阶段。人们开始注重民族志中科学的描述，包括写作主体的问题意识倾向，甚至是具备一套完备的问题逻辑架构，贯穿于所调查的经验材料之中，充当材料的逻辑脉络和线索，这一点既是现实主义的原则也是科学。其次是获得经验材料的一系列方法，如同吃、同住，学会受访者的语言，埃文斯-普理查德甚至还探讨最严格的中立态度，调查者仅是科学的研究者，受访者仅是科学工作的对象，在长期接触之后，人类学家离开田野时，不带有一点感情色彩。最后现实主义民族志写作形成了该学科特有的方法论和专业术语，如“参与式观察”。随着民族志写作的规范逐渐形成后，民族志写作中确立起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他者”。现实主义民族志研究的具有了显著的时代特征：全貌式的社会结构叙述，一致性的科学方法论，以及对西方话语的批判。

二、现代主义中阐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

随着民族志科学方法的不断探索与发展，民族志写作的思考也不断走向深入，人类学在民族志方法论中，充分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民族志写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迈向现代主义中的阐释学。其代表人物格尔茨从哲学中汲取方法，提出民族志写作不仅仅是停留在表象之中全景描述，研究范式由对客观具体的描述转向对抽象意义的关注。相较实证主义民族志阶段现代主义的民族志写作具有如下特征：

（一）将阐释特定文化之下的深意作为主要目的

格尔茨认为，成功的民族志写作不是在于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而是找出文化表象下更有深意的内容，民族志的意义并不在于客观描述，而是对于社会文化意义的描写。格尔茨所坚持的文化意义的描写是在一定的社会或文化情境之中意义的写作，所谓的客观是将文化行为发生的真实场景和其中产生的文化意义描述出来，这种描述的真实在于将一定场景中的连续社会行为和完整文化意义的深度观察、诠释和描写。民族志的科学在于文化意义的呈现，并非客观事项和社会行动本身的记录。这一文化意义的深度描写方法论，为现实主义的民族志提供了关于文化意义描写的范式。以格尔茨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民族志的范式：从社会事实的数据收集转变为象征意义的解释和交流。

（二）反对化约论，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划清界限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阿赞德人的巫術、神谕和魔法》中提到宗教或信仰研究的方法：宗教研究应该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划清界限。埃文斯普里查德反对机械地将文化体系化约为简单元素而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时宗教是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立系统，宗教不是社会的映射，也不以人类心理为起源，宗教自成体系。那么对于此种特殊的文化应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呢？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开篇就交代了将巫术信仰作为单独文化系统研究的原委：“世界上任何事物最终都与其他所有事物相联系，如果我们不把现象从中提取出来，对它们的研究就无法开始〔1〕。”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巫术信仰背后的意义的解读和表达不能用其他文化来阐释，而是用赞德文化来阐释阿赞德人巫术信仰所蕴含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意义。这里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中，划清了民族志写作与自然科学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方法的界限。

（三）地方性知识中建立其关于文化意义的交流与对话

格尔茨依据文化符号理论，探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认为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是由一套文化符号相互交织，内构型的文化意义，这些文化意义的排列组合不同于其他的任何文化，有独特的意义所在，并构成了每一文化内部的认同。即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人类社会中各种社会行为与浅层的文化表象之下，存在着一套深层的文化网络，人类学者通过田野作业，观察与访谈，发现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特殊文化意义与文化意义之间缔结的规则，并通过解释一深层文化网络，将网络的规律脉络梳理清晰，并予以阐释“确定其社会基础和涵义〔2〕”。

（四）向文学的研究转换

现代人类学在民族志文本写作形式中，为了抵达深描的意境，改变现实主义的叙述文风，采用多种文学手段实现对所描述文化客体意义的建构。

人类学者在此阶段的民族志发展中陷入不断地反思中：在对“他者”文化的转译过程中，怎样证明反映了客观？并且在民族志话语表述中是否真正划分清楚科学研究与政治权利的界限？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科的标志，经历了三重危机：“表述的危机”、“伦理危机”以及“合法性危机”〔3〕。这三重危机推动着人类学研究进入后现代的反思阶段。

三、民族志写作的第三个阶段：反思中的“后现代”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渗入实际调查的经验方法中，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民族志被置于反思性审视维度中〔4〕”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者以及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在位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就民族志研究举行了研讨会。此次会议的标志成果之一就是克里弗德和马尔库斯将与会学者的思想观点进行编辑形成《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这本论文集。这一理论成果的出现，在人类学的发展中掀起无数探讨和争论，并深深引发了人类学界对民族志研究范式的发展与趋势的深刻思考。

（一）民族志中知识的建构和对话

后现代人类学认为知识是建构的，并且知识本身一直在建构自己。民族志的意义在于对话之中产生的意义。在民族志的实证主义和现代性阶段，作者的主观创作与客观文化事实之间是泾渭分明的，民族志的写作要么要求全面的客观，作者的主观观点被视为影响民族志客观性的部分被隐藏。或者作为客观事实表述表层之下的深层意义阐释。在后现代的民族志作品中读者也参与了文化意义的对话，在此过程中，读者不是处于文本之外的与读者，而是文化意义交流中主动者，为民族志文本所呈现出来，通过互动成为民族志文本创作的一部分。即读者也在建构民族志文本。

（二）反思民族志写作过程，提出实验民族志

既然作者的主观创作也是民族志写作的一部分，那么对民族志的写作过程就至关重要，后现代民族志写作主张，通过实验来获得更好的民族志写作方法，斯格尔特认为“从观察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向交流和对话认识论的重要转变”。《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一书中强调了民族志文本的实验精神实质，认为实验性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之中的共同心境。作为实验的民族志，思考新的表述策略，即新的文本策略。此潮流之下，实验民族志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在文本形式上，突破现有文体的局限，创新描写异文化的文本;二是，找寻较阐释方法更为有效的文化差异表述方法。

（三）后现代民族志政治性与历史性

民族志写作，在后现代的创作背景，从微观的社区到全球化之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从传统的闭合性社区，到全球化政治经济与多个社区的影响与关联。历史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话语权的不平等性，在后现代的研究情景中依然存在，以此为背景，地方性意识高涨，（女权主义）对传统家庭婚姻和亲属制度研究提出挑战。人类学研究与政治、历史的研究并置，权力话语等领域进入人类学研究视野，人类学开始关注日常生活。这时也出现了跨界研究的民族志作品，如医学人类学。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马克主义等学派的出现，人类学理论研究传统范式面临挑战，人类学者究竟是观察者还是进入到文化之中。

四、关于民族志写作的几点思考

（一）怎样写好田野民族志

人类学研究之中，民族志的写作范式的转变，以及后现代对民族志写作内容以及形式的批判、反思与创新，带给民族志写作的诸多思考和借鉴，怎样写田野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中最为本质的思考和探索。就现实主义民族而言，带给我们的民族志方法就有：科学民族志基于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以当地人语言的形式表述概念名词、称谓。这里田野调查是民族志的科学方法与保障;对现代民族志来说，描写和构建社会情境所投射的意义是民族志研究的关键;从后现代民族志的研究来讲，民族志既是田野工作又是民族志写作，是这两方面的统一性研究〔5〕。民族志在田野工作中将所观察的文化事实再生产的过程。

（二）从场景中解释意义〔6〕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曾提及到，民族撰写民族志应具备的素养：人类学者的民族志不是找寻一种文化中特殊的文化标识或特殊文化命名，人类学者所作的研究工作真是深入所研究的文化客体之中，找寻一种文化在日常生话之中的仪式、态度、或社会关系例证，这些特殊的文化标识和行为意义就在日常之中。人类学研究阿赞德社会的意义并不在于找出标新立异的文化概念。重要的研究意义在于从阿赞德特殊的社会文化中，找寻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规律，这些规律同样适用于欧洲等西方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揭示规律在阿赞德社会存在的现实例证〔7〕。

（三）建立起意义的讨论与对话

现代主义的民族志认为对文化意义解读与阐释过程中，最为关键地在于异文化建立起来的对话与交流，对地方性知识的写作。在此，民族志的创作搭建起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文化深意的平台，并且使得多元角色跃然纸上，民族志文本成了文化意义的商讨。后现代人类学认为研究客体的描写是构建所形成的，呈现于民族志文本上的内容并不是研究的文化客体本身，而是不断建构出来的知识。民族志的意义不在于客观呈现，而是在于在多元沟通和对话之中形成的文化意义内容。

五、结语

从现实主义民族志开始，民族志写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围的变化，所研究的文化内容所处的社会背景的迁移，民族志的写作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在后现代的反思批判思潮之下，民族志的写作形式与文本内容，成为人類学界研讨的重点内容。人类学界开始对民族志这种重要的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反思和归纳，迸发了诸多有关于民族志方法论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纵观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过程民族志由现实主义的写实到现代阶段的意义描写，再到后现代批判反思式的实验民族志，每一阶段都是文化再生产和文化建构的探索。各阶段都为为人类学的研究积累了学科研究经验。

从现实主义民族志阶段来看，田野调查是民族志的科学方法与保障。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是民族志书写的基础，也是区别于别的学科的标志。现代民族志强调象征意义的阐释。民族学调查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对话之中产生的意义。后现代民族志强调多元参与的民族志创作方法。民族志依靠对主客体的多元参与来实现认知与文化再生产，在民族志文本中，现实生活与文本创作紧密交织在一起，人们通过民族志，实现对经验性不能处理事物的认知，同样通过客体参与实现实现文化的再生产。

〔参 考 文 献〕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1-12.

〔3〕张连海.从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演进，转向与对垒〔J〕.民族研究，2013，（06）：50-62.

〔4〕〔美〕詹姆斯·克里弗德，乔治·马尔库斯.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1.

〔5〕张连海.从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演进、转向和对垒.〔J〕.民族研究2013，（06）：50-62.

〔6〕〔美〕罗伯特·C.尤林.何国强，译.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0.

〔7〕〔英〕埃文斯·普里查德.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M〕.覃俐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6.〔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