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山东作家中短篇小说创作综述

马兵

内容提要：2019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山东几代作家延续文学鲁军的渊深文脉，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全面开花，他们在坚守正义的写作立场和保持忧患的社会关切的前提下，或者从新的角度进入道德层面，发掘日常生活中更为复杂缠绕的道德意识与人性幽暗的纠缠关系;或者承接传统叙事的风神，做创造性的转化。前辈的老道精进，新势力的锋芒毕露，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关键词： 文学鲁军  中短篇小说  齐鲁文化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年份，回望七十年，文学鲁军履历辉煌，尤其新时期以来，在各类文体创作上都获得骄人的成绩。以此为背景和参照来观察2019年山东作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我们欣喜地发现，文学鲁军的后来者既继承了前辈开创的富有齐鲁文化特质的写作路向，也展现了新一代与时俱进的小说创生能力。曾入选过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的小说家如王方晨、艾玛、东紫、王秀梅、留待、柏祥伟、邢庆杰、杨袭等越来越显现他们持续的后劲，在2019年，不但频频亮相于各大文学刊物，而且有多篇作品被权威选刊转载，并入选年度的排行榜。张炜工作室的几位年轻学员魏思孝、乔洪涛、周朝军、王玉珏、老四等，以及《山东文学》推出的“鲁军新力量”如程相崧、于琇荣、孙鹏飞、李祯等人则呈现出各各不一的审美风貌。尤其令人尊敬的是，像张炜、尤凤伟、赵德发、陈占敏等资深的实力派小说家在2019年依然保持强旺的创作力，贡献了数篇中短篇佳作。老中青三代一起发力，共续文学鲁军的荣耀，也让我们对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齐鲁文坛充满期待。

一

昂扬的道德理想主义曾是山东文学的重要底色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在保留严肃社会关切的前提下，山东的小说家也试图从新的角度进入道德层面，发掘日常生活中更为复杂缠绕的道德意识与人性幽暗的纠缠关系，对我们置身其间而往往习焉不察的齐鲁文化的成规和传统给予必要的检视，力图探求伦理转型和经济转型双轨下人们精神如何与之协同共振，以及其间的思索和危机。这在2019年乡土和城镇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中均有体现。

2019年5月28日，山东文坛的旗帜性人物、有“当代赵树理”之称的小说家刘玉堂在梦中安然离世，刊发于《山东文学》第7期的小说《学唱〈小放牛〉》便成为先生的一首绝唱。《学唱〈小放牛〉》依然发生在他最熟悉的沂蒙山区钓鱼台村，说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学生刘思远和一个村姑演唱《小放牛》的故事，围绕这个乡间小戏，“几个十来岁的‘下里巴’孩子唱出了欲说还休的美丽心情，也因这出小戏的戛然而止留下了‘此去经年’的暮年况味”。《小放牛》的曲调本有浓郁的田园风格，天真活泼的村姑与牧童相互诘问，对答明快。而小说在戏里戏外点染出分外清丽温馨的乡情，任意拉杂地闲谈苦中作乐的乡间喜剧，让人对那时岁月心生神往，也不免低回。

陈占敏的《山道》也是回忆乡间的作品，时间是拨乱反正的时候，小说用简淡又别具骨力的文笔抒写一对相亲认识的乡间男女欲说还休的情感及误会，读来如一则清丽的小品。“我”对浪漫女性和感情的期待，“我”被推荐读大学时内心的蹉跎与向往，她高大的身材，含蓄而深情地对我的关怀，还有“我”去城里上学后，她的自尊与不舍……一切都在月光清凉的山道下流转着，冷寂而悠远。小说里写到感情时，始终有隐忍的克制，与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有一种天然的匹配，而写到山路人家，写到旧日民俗，写到乡间风物，则诗情涌动，引人留恋。两相对照，别有今昔之感。

王方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他的“老实街”系列，2019年在《大家》杂志上又刊出《竹器店》《化燕记》两篇老实街街坊的故事。此外，他在《中国作家》第六期上发表的《元亨利贞》里另写了一条与老实街和而不同的“奥街”，这不但丰富了他对济南老街道人生百态的叙写，也拓展了他对城市性格的思考。

《化燕记》与他数年前备受好评的《大马士革剃刀》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饱满立体又大量留白，尤其在石头与火车、石头与生父的关系上，给读者充分思考的空间。“石头”唐泉生爱捉迷藏，躲着藏着就跑到火车站看火车。终于在某一天，石头变得“老实”了，他比老实街的任何孩子都更早地结束了捉迷藏的游戏，也不再去北关或者三孔桥看火车，这看似得益于“教育专家”芈老大对他的母亲说的一番话。但被压抑了天性的石头真的就“变老实”了吗？显然不是。搓澡工的出现，让“变老实”的石头突然欢笑着飞跑，看呆众人。就是这个曾经带着他扒火车的男人，又带着他“在下午光线明亮、微风吹拂的老实街上，手拉着手，一边欢快地大笑，一边畅通无阻地来回跑个不停”。长大后的石头像其他老实街的人一样成家立业，老实街也历经了城市改造，被压在一座大型超市下面。石头的“变老实”和老实街的“消失”，几乎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残忍地缩影，暗喻着老实街的居民与自己的精神根基慢慢撕裂，这个过程痛苦且不可逆转。无数的人、事、物都被城市化的钢铁洪流推倒、改造、甚至重建，人们永远也见不到古怪的石头和单纯的老实街了，却依然记得夕阳下的两只飞燕，“影影绰绰，我们看那远未燃尽的夕阳里，有两只燕子扑簌簌凌空而去”，那是对单纯美好的旧时代的追忆。

《元亨利贞》以《易经》乾卦的“四德”为题，通过对奥街上三位人瑞行状的记述，尤其是李明知对玲珑木閣一生的厮守，反思商业开发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之下文化根脉的存续命题，小说语言雅致伶俐，有文气又有热络的烟火气，令人读来不胜唏嘘。

宗利华的中篇《五谷丰登》（刊发于《山东文学》2019年第8期）在一个少年郎恋爱成长的框架里，观照离乡者的心理归属问题。小说的切口不大，却富有纵深。小树和小宁的爱情故事，包括两人性格与家庭条件的设定，都算不上新鲜，但一来小说家写得有耐心，带有真正的体恤之情，二来又通过小树带小宁的回乡在小说内部又打开一层空间，所以小说依然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当小树面对几近荒芜的小村，“突然有些心慌”，这个曾抱着回乡致富念头的少年突然间明白了，乡村已经不是自己心中的乡村，甚至“退也退不回来了”。不过，慈悲的小说家最终给了小说暖意的收尾，就像电影《入殓师》那样，小宁为去世的奶奶净身化妆，让她神态安详地做别亲人。虽然小树的父母依然不知道未来是继续在城市里没有保障地奋斗下去，还是返回荒芜的故土，但成长的小树和小宁用他们对爱的坚持和对亲人的责任给出了最宽厚的安慰。

在同一问题上，常芳的中篇《向南向北》（刊发于《北京文学》2019年第5期）给出了不同答案。如题所示，小说通过向南和向北一对姐妹花大学毕业后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以及默契的殊途同归，追问故乡之于京沪两地的距离，并顽强地在一线的大城市之外标注了地处沂蒙的小乡村不可替代的位置。在素材的选择上，这个小说以“记住乡愁”和“乡村振兴”为旨归，但是并未把这个主旋律的素材蹈入一种宏大叙事的惯性中去，而是在向南和向北各自遭逢的情感的痛痒里，一点一点洇出故土对漂泊和寄居者的召唤，而小说里的马长江另辟蹊径、重造乡村的努力也让人们充满了期待。

方如的《空城计》（刊发于《广州文艺》2019年第12期）说的也是归乡的故事。在国外生活的小韩和海涛因为不同原因，各自踏上归乡的旅程。小说以双线的叙事展开，在海涛的线索里，借着他参加的一场同学会，写出了时代巨变下同学感情的随世俯仰，投射出价值变异的乱象;在妻子小韩的线索中，则追溯二人婚恋的过往，写出了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困惑与颖悟。两条线最终在京戏《空城计》的唱腔中合二为一，方如依赖她非常擅长的戏曲元素将小说写得细腻而深情，那些不经意间的对乡村旧俗的记叙，也分外带出沉淀的岁月感来，就像海涛的姐姐感慨的那样，“姐姐一直在谴责如今乡村的礼崩乐坏，举出从前不少老规矩的例子，说老规矩听上去似乎愚昧，但谁过日子能为所欲为，没点儿限制？”

东紫的中篇《动物园》（刊发于《北京文学》2019年第7期）延续了她一贯的力道和狠劲，她善于将人性放在某种极境下聚焦，以呈现情感、道德心与罪感给与人的巨大心理涡旋。小说的主人公四月是个有些弱智的女孩，被养父母深爱的她本来无干世俗的喧扰，但是当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事情变得扭曲起来，独眼、小章、小张……在父母的张罗下，她委身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下，这些以爱之名的撮合一次又一次摧毁四月内心的希望，她只有在石像佛陀的怀中才能获得片刻的圆满和慰安。这个小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同样备受生活折磨和世人冷遇的七叔和七婶夫妇对四月一面恩宠一面出卖的行为，东紫没有因为写作一个底层的苦难故事就陷于简单的民粹逻辑中，而是用凛冽的笔墨写出了由苦难、无知和不安全感所催生的恶与未泯的良心的艰难搏斗。

柏祥伟的短篇《回老家》（刊发于《当代小说》2019年第1期）通过一个回乡的情境，借一场丧事呈现出乡间伦理的畸变。在城里退休的刘安全带着对故乡的满心眷恋回去参加一个叔父的葬礼，却遭逢了一系列想象不到的羞辱。刘安全作为城里归乡的局长被村民们“另眼相看”、寻机借钱等情节大概都在读者的意料中，不过小说里另外的细节则让人看出了作者的用心之细。叔父的葬礼虽然一仍其旧，各种礼俗皆备，但是已然荒腔走板，守灵的小伙子们手机里的小视频声此起彼伏，在响器的间隙中，尴尬地消解着葬仪的肃穆。“差序格局”“礼制秩序”这些乡土中国的“本色”正在崩散之中，刘安全本想借回老家修复自己城市生活的疼痛和不适，但是老家显然已经不再是让心灵安静栖居的后花园了。

发表于《湖南文学》2019年第6期的《病》是一个有关反腐的小说，体现的是柏祥伟对人心的另一层思考。小说里的行贿者与受贿者是同学关系，而小说最有意味的地方在于，无论是行贿方还是受贿方，都受着良知的折磨，也都震慑于法纪的威严。受贿者的一场病虽然延迟了对他的宣判和惩戒，但始终无法安慰焦虑和恐惧的心灵。对于小说中的龚迁而言，“病”在身，更在心，“病”是实症，更是隐喻！

在山东的80后诸位小说家中，程相崧出道早，作品多，且以扎实的乡土写作形成了较有辨识度的风格。令人感到可喜的是，他并不愿在已经取得成绩的道路上平顺地滑行，近来一直致力于写作路向的开拓。2019年他在《山东文学》第2期发表了《遥控飞机》和《司令的地盘》两部小说，即是这种开拓的尝试。《遥控飞机》聚焦小城男女因为不孕不育而焦虑的人生，既有着扎实的现实书写，又一个开放的结尾，让贴着地面挣扎的人生获取了飞翔的可能。小说前后两部分有意在叙事上形成滞重与轻盈的对照，并且以有意的未完成给读者更自由的选择度，也表征了人生无数可能的复杂性。《司令的地盘》用了一个相对显得刻意的包袱，来讲述乡间小人物爱情的顽韧，同时也灌注进对乡村文明式微的悲悼。

庶几近似的是王玉珏的《泪滴粘稠》（发表于《山东文学》2019年第3期），小说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的切片：儿子“脾气大，肝火旺”，疼爱自己的母亲，言谈又失之粗暴;儿媳爱护家庭，但与婆婆间有着天然的隔膜和距离;母亲秋芳在丈夫去世之后不得已和儿子一家相处，一再克制隐忍终于还是被压力击垮。每个人都在付出，每个人也都在承受。爱与伦理炖煮成一锅，让人想挣脱也摆不开。王玉珏用疼惜和怜悯记录下秋芳内心的每一道波折，并力图在“绝境”中给生活找一个“光亮的出口”。

青岛的新锐作家米荆玉写小说的时间不长，但无论取材还是小说的文笔都颇有可观之处。2019年，他发表的《被五和八，还有二十五整除》（刊发于《青岛文学》2019年第5期）被《思南文学选刊》转载，佐证了这个正在迅速成长的小说家的实力。顾名思义，《被五和八，还有二十五整除》聚焦的是强迫症等有特殊心理暗影的人群，这当然是少数人，可这些无法被现代的均质和标准逻辑化约的人之所以社会的“余数”，不但与个体有关，也关联他们置身其间的那个广袤复杂的人生，他们的精神裂變既是自我反抗生成的后果，作家也借此提供了对现代化的反思。

从开始创作以来，刘爱玲的写作就一直有明确的地域指向，从鲁西银城、滨海到黑龙江红村三个地理空间在她的小说里循环往复。2019年刘爱玲的写作重心是“滨海”为主体地域的小说，陆续发表了短篇《失独人》（《西部》2019年第1期）《海螺》（《大益文学》）《抵达天桥》（《广州文艺》2019年第11期）等作。《海螺》中的叙述者“我”“惊恐地重新辨认身份证上艰难的地址变更”，看到“银城”被抹去，“威海”被复制，“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理属性和归属优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中的人物，“我”也好，肖长寿也好，都是生活的“寄居者”——所有寄居地的“局外人”，也是从“没有故乡”到“处处皆故乡”的永远的“异乡人”。生命姿态从“固居”转变为“寄居”，个体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意义成为了这群人的特殊身份标识和精神困扰。“海螺”的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有时它是能带来遥远的“海的声音”的生活在别处的向往，有时又是有着“三条螺旋线”的生命的重壳。

相比于刘爱玲偏重隐喻的路数，瑛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原发《山东文学》2019年第5期，《小说月报》2019年第7期选载）则以细密的现实主义的笔法出色地刻画出另一类城市的寄居者，即在大城市为了实现买房的人生理想而浮沉起落的青年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皆在航空公司工作，外人看起来风光无限，但买房的压力一点点压榨掉他们对爱的憧憬和彼此的怜惜。小说同时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网游装备被盗遭遇法律空白的线，一条男女主人公的情感面临现实蹂躏的线，双线的结构不但频繁映照人们当下被媒介化和网络化的事实，而且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遭际共同构置成主人公心理空间中巨大的难以消化克服的阻碍——小说能将一个不算新鲜的故事讲得丝丝入扣，与这种双线结构的安排分不开，也与作者对年轻人生存痛点的真正关切分不开。

90后小说家孙鹏飞的《类似木纹》提供了这代小说家里一个常见的角色，即将步入中年而事业一无所成、家庭生活一团混沌的男性，他通常没有固定职业，多半以写作敷衍为生。《类似木纹》中的主人公便是如此，他甚至连偷情的时候都不走心。小说用戏谑又煞有介事的笔法写他為了上一年级的儿子考一个好成绩而去老师办公室窃取试卷，事实上，小说情节都由类似看起来并不关生活真义的事件构成，不过正是这些琐屑与无聊让年岁蒙尘也让心境变得颓然起来。在前辈读者看来，这个小说有很显在的属于90后的写作趣味，尤其是“强说愁”式的中年况味，但他对同代人心理症候的观察确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

这几年，重述聊斋是很多小说家不约而同的选择。《聊斋志异》之所以被今日小说家重视，原因有两点：其一，作为短篇的杰作，《聊斋志异》给今天的短篇写作做出了很多的示范;其二，作为志异叙事的杰作，它关联对小说本源与本质的理解。德国的汉学家莫宜佳在她的《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中谈及六朝志怪时认为：“六朝志怪小说中所描写的自然界或是在异域他乡所见到的神祇、妖魔，实际上存在于人类的本体之中。在自我的存在中寻找‘异’的存在带来了一个重要转折，一个个个性化的过程。它导致了对于黑白分明的道德理念的背弃，而转向表现人类个性中的矛盾层面。”齐鲁大地，尤其是齐地有着渊深的志异叙事的传统，对于今天的山东青年作家而言，这理应是一个的宝库，如张炜所言的那样，“怪力乱神”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笔“巨资”。当然，接续传统不意味着照搬，而应着眼于创造性的转化。这些年，张世勤的《聂小倩》，王秀梅的《瞳人语》《四十千》《枕中记》《续黄粱》等作都从聊斋而来，也都努力实践着一种创造性。

王秀梅在山东作家中有着鲜明的异质性，不但体现于她对先锋叙事技艺的留恋和实践，也体现于她的小说常有着神秘、悬疑和未解的元素。2019年，她依然保持勤勉而富有探索性的写作习惯，有多篇作品被各大选刊转载。中篇《失形记》（发表于《芙蓉》2019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6期转载）是一篇体现了写作的野心、也是险中求胜的作品。小说以一个叫余德的人变成狗的过程为线，写一出当下人的“变形记”，其间既有着卡夫卡表现主义式的荒诞，也遥遥指向聊斋里各种变形转世的灵异传奇，同时又写出了现代中产阶层普遍的一种身份分裂所带来的焦虑与惶惑。在相关创作谈中，王秀梅说，“我是多么希望能像卡夫卡一样，对小说这种复杂艺术用一种近似侮慢的手段，简单至极地去完成。”这里所言的“侮慢”体现了她对这种超验的艺术构思的理解，志异的故事当然是对常识和经验世界的挑衅，但却通常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更深在地完成对经验世界的隐喻或讽喻。

老四的《归途》（刊载于《山东文学》2019年第5期）也承接了这一写作的潮流，但又和而不同。《归途》以蒲松龄晚年与朱缃交游的故事为素材，整理各种史料、笔记，文中所记字字皆有来历，小说也并不铺张鬼怪奇谭，鬼狐登场，不过如常人往来。整个小说围绕蒲、朱这对忘年交“因为懂得”式的友情展开，整体风平浪静，读来却令人有脱不开的感伤与沧桑。可以说，老四用另一种方式向前贤致敬了。在题为《蒲松龄助我一臂之力》中，他说“我试图走进读者朱缃的内心，去寻找蒲松龄的文学密码;我试图走进蒲松龄的内心，去解读朱缃沉迷聊斋世界的旅程”，这种“心心相印”的互证其实也是今天的写作者面对蒲松龄和他代表的庞大的中国传统文言短篇小说的谱系应有的一种自觉。

90后小说家周燊在《青年文学》2019年第5期发表的《月光监牢》是一篇让人读来很恍惚费解的小说。小说如童话一般，布满了缺乏证据链条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情节，比如吴广厦为何事被治安拘留、梁钊之子仿冒广夏居然能蒙骗众人、毫不隐藏自己私情的妻子、洒满白磷的西装……小说着意写到，女上司的丈夫送给假冒吴广厦的梁钊儿子一本《酉阳杂俎》，书中提到一个负责打扫月亮的神秘家族，这让梁钊儿子对飞升月亮跃跃欲试。按，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天咫》中有若干关于月亮的记载，其中一则谈到有两人游嵩山遇一白衣人，自称是“八万二千户”修月亮的人之一。这大约便是小说构思的由来，周燊借一个笔记怪谈，点染故事，镶嵌入职场、婚恋的倾轧、背叛等元素，构筑起一篇令人脑洞大开之作。

已经颇有格局的艾玛近来一直致力破局，在自己写得最得心应手的“罪与罚”之外，不断开拓新的写作路径，显现了一位优秀写作者勇于求变的自觉。2019年发表的《芥子客栈》（发表于《中国作家》2019年第3期，被《小说月报》和《思南文学选刊》转载）借鉴武侠小说，写大隐隐于市的太极高手不为人知的江湖恩怨。小说着意描绘了一段小万与肖田翁比武的场面，用笔细腻，招招逼人，环环相扣，读来给人虎虎生风之感，仿佛是一个武侠小说老手所为。艾玛自言，这个小说的创作与金庸的离世有关，是一篇致敬之作。在我们看来，《芥子客栈》亦提供了一种对传统类型小说做转化的实践，武侠元素带给小说的不但是题材的新鲜与别致，也带来小说边界的融混——在今日的媒介生态下，小说没有必要再固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在雅俗的汇通合流中共同去呈现博大精深的传统之“景深”才是更有意义的追求。

留待是山东70后作家中相对厚积薄发的一位。2019年，留待在《山花》上发表了中篇《左脸上的耳光》，同时被《中篇文学选刊》和《思南文学选刊》转载。留待擅长将时间打破重组、花样繁复的叙述，不过在怎么写和写什么之间，他没有偏爱前者。换言之，他的小说有着和叙事的张力结构相匹配的情节强度，很好地容留了通常会被先锋小说家放逐的故事。《左脸上的耳光》是篇非常具形式感的小说。在第一节开头的部分，小说写到：“4月22号下午，我和刘秒赶到了北京……来北京之前，我已经把他杀人的事情告诉了马风。”暗示出小说未來的部分要补叙这桩杀人的始末。小说第二节的开始部分是：“5月13号傍晚，刘秒被人用羊肉串的钢钎扎死了。”杀人的人被人杀了！这说明小说接下来要同时处理刘秒的“杀人”与“被杀”这两个悬念，并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意味的叙事缝合。小说分为强调时间的概念和时间出现的频度：“我给刘秒打电话是在5月12号中午”，“5月12号下午，王金银在病房里对我说起了这次枪击”，“离开王金银的病房是5月12号下午四点，此时距刘秒的死亡还有二十七个小时”，“5月14号的上午，我和几个朋友替刘秒的父亲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5月13号下午四点五十分，刘秒给我写了一封邮件”……正是这些不按正常时序又不断出现的时间点把“杀人”与“被杀”两个事件扭结起来，刘秒的人生也从杀人时间突兀地转入被杀时间然后再转回。也许留待给这个人物起名为“秒”便已经昭示了他那被时间注满的命运，“秒”字仿如谶语一般使他困陷在几个魔咒一样的时间节点上难以自拔，这些节点，每一个本来都有可能让事情有所转机，到头来却越发逼迫刘秒踏上赴死的旅程。可以说，是时间组织了这篇小说内在的文本秩序，使得小说中频繁转换交错的倒叙、插叙和预叙有条不紊。

在山东新近崛起的青年小说家中，魏思孝是最为风格化的一个，他熟悉并热衷书写小城镇的底层青年，但并不在苦难叙事上用力，而是聚焦他们无聊又敏感、荒诞又日常的一种精神处境。他的小说也不以故事取胜，很多作品甚至只是片段的连缀，但总能让有共同经历的读者在某一刻感到共情。2019年，他在《山东文学》“鲁军新势力”栏目发表的两篇小说《体检》《喘气》也是如此，前者写某青年等待体检化验结果的百无聊赖，后者写一对朋友对对面住户的窥视，以及深夜到酒吧喝酒。《体检》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主人公最后与医生的对话，总觉得自己有病的青年不断被医生宽慰，而当他出门后却听到医生对别人说他“精神有病”，这里的“有病”有反讽的意味也有促狭的自嘲;《喘气》则一面叙写生活的无意义，一面又给人大口喘气的压力感，写出了一种对生活的轻盈和沉重的辩证不能承受又无力超越的尴尬状态。

综而言之，就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而言，论前辈的老道精进，还是新势力的锋芒毕露，2019年都堪称山东文学的一个大年。当然，我们也能在对比中看出，山东文坛的新生力量与国内一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等相比，还不够活跃，也缺乏张炜、尤凤伟、赵德发这样的领军人物。2020年代已经揭幕，“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希望年轻一代迎头赶上！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