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新闻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

摘 要：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侧重于消解负面与冲突框架，诉诸积极情感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值得关注。本文以主流媒体报道实践为例，发现主流媒体通过聚焦疫情防控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引导公众参与疫情防控措施讨论、利用“暖新闻”情感动员等方式，团结人民抗击疫情、消除误解、化解社会矛盾，践行了建设性新闻社会治理功能解决现实问题、引导社会讨论、动员公众情感的要求，对抗击疫情、增加社会认同、维护社会和谐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社会治理；主流媒体；情感动员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6-0065-03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疫情的实时动态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面对这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许多记者奔赴一线，第一时间发布新闻报道，在这场战“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到20世纪的“扒粪运动”，新闻报道一直存在过度强调冲突性的问题。在现实传统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体报道基调消极、负面，公众舆论引导呈现情绪化、非理性化倾向，导致无法准确反映社会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新闻的价值与目标发生变化。“在民粹主义兴起，智媒推送的‘后真相’放大了社会分裂，威胁到以精英主义立足的传统主流媒体的生死存亡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业需要对自身的社会价值与角色进行反思和定位。”[1]此外，疫情暴发后，大量负面信息突然涌入，人们很容易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得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者Mary McNaughton-Cassill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灾难疲劳（disaster fatigue）”，意指人们如果看了太多灾难性的负面新闻后，可能会觉得无助、抑郁，变得愤世嫉俗。

基于此，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依据之一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实践在此次疫情中值得关注。相较于西方传统主流媒体消极性内容的关注，建设性新闻侧重于消解负面与冲突框架，訴诸积极情感。本文通过梳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下主流媒体的报道，探讨建设性新闻的社会治理功能，探索新闻媒体的社会治理实践范式，探寻建设性新闻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可能。

一、建设性新闻与媒体社会治理

近年来，在后真相时代背景下，学界与业界通过积极的探索来重塑危机四伏的新闻行业。其中，主张发掘新闻事件的积极意义和强化解决问题的报道导向的建设性新闻便是探索路径之一。新闻媒体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在传递信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担负重要作用。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主流媒体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正面引导受众、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突出强调新闻媒介的社会治理功能是大势所趋。

（一）建设性新闻的溯源与核心要素

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起源于西方新闻界，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实践和研究的新闻思想与报道方式。建设性新闻的明确概念由丹麦记者海格拉普（Ulrich Haagerup）在2008年撰写的一篇新闻评论中提出。建设性新闻旨在要求新闻媒体运用积极心理策略，告知人们客观问题并提出具体而有效的解决方案，着眼未来，思考预测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增强报道的建设性，以此对社会建构发挥积极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与其倡导的报道方式并非“首创”，它与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与对策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等概念一脉相承，联系紧密。

不论是和平新闻、公民新闻还是对策新闻，其本质都在主张新闻业需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进步，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回顾近年来学界的相关讨论和研究，其中2016年学者Gyldensted等人提出的有关建设性新闻的6个核心要素[2]获得较多人认同。

1.方案导向。建设性新闻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要求新闻业不仅能够揭示问题，同时也需要提供“问题解决导向”的报道框架。

2.未来导向。建设性新闻在报道新闻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在传统新闻报道的“5W”的基础上加入“what now（现在怎样）”这一元素。立足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

3.包容与多样。建设性新闻反对传统新闻报道的两极化与二元对立框架，要求吸纳更多的声音和观点。

4.赋权于民。建设性新闻需要通过广泛的采访充分了解民意，搭建民众与官方、精英及专家的对话互动平台，寻求共识和解决方案。

5.解释新闻语境。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在报道冲突时充分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解释新闻语境，引导公众在全面理解新闻事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讨论。

6.协同创新。建设性新闻要求注重公众互动，吸纳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合作，以实现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共识的维护。

建设性新闻具有面向未来的视野以及开掘可能的解决路径。需要明确的是，建设性新闻坚持新闻的伦理和核心功能，且并不试图掩盖新闻中的负面内容。它打破了突发新闻紧盯当下和调查新闻追溯过去的视野局限，希望新闻从业者秉持“如何能够推动社会变好”而非“为什么情况这么坏”的思路展开报道。从而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和批判向推动人类进步的维度转变。[1]

（二）建设性新闻的社会治理功能

在现代社会管理思想下，尽管政府依旧是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的主导力量，但政府管理者以垄断者面目独自肩负社会治理职责的时代正渐行渐远，社会治理主体范围已由国家扩散到公众、媒介领域，其中新闻媒介在多元主体和政府之间搭建互动平台，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活动。[3]这些多元社会治理力量的加入可以充分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因此，在国家倡导创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新闻媒介自然应该树立治理主体的理念，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责和使命，在信息客观公正性、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舆情的监测等方面凸显优势，更好地服务大局，助力发展。[4]信息交流、舆情引导、舆论监督等是新闻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这要求新闻媒体及时传达信息，尽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面引导舆论，向社会发出正能量；发挥瞭望哨作用，行使监督权。

建设性新闻发展到当前，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概念，更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形式、方法和原则。建设性新闻的包容与多样、赋权于民、解释新闻语境、协同创新等特征，都在于动员人们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它超越传统精英导向的价值观和规范，认为社会公众是具有社会参与能力的公民，相信公众能够在生活中做出自我证实的决定。[5]综合建设性新闻的理念与媒介社会治理功能的要求，可以发现，建设性新闻的社会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解决现实问题。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建设性新闻报道要聚焦公共关注的问题，改变原有框架，提出有利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促进社会建设的可行方案。

2.引导社会讨论。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建设性新闻报道组织公众参与社会讨论，激励并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路径，作为对政府社会治理力量的补充。

3.动员公众情感。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建设性新闻报道为公众提供情感支持，引导公众情绪，帮助公众树立信心，形成社会聚合力，增加社会认同，维护社会和谐。

建设性新闻的社会治理功能要求，面对社会公共事件，媒体报道不仅需要切实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升自身影响力，更要以促进社会建设、社会进步为己任。

二、新冠肺炎疫情中主流媒体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实践

建设性新闻的治理功能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6]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无论是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代表的中央主流媒体，还是以《财新》为代表的市场化主流媒体，都以其专业性与权威性占据了媒体报道的主体部分。主流媒体报道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和客观主义，聚焦疫情暴发后检测、治疗、防控等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引导公众参与疫情防控措施讨论，对公众进行抗疫情感动员，充分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社会治理功能。

（一）建设性新闻报道对现实问题的聚焦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新闻报道聚焦“问题报道”因为锐度更利，更能激浊扬清，直抵人心。在疫情暴发期间，如何救治患者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2月8日，家住武汉市汉阳区的市民李丽娜为患病母亲求助，在小区阳台敲锣，该视频在微博广泛传播并引发公众关注。随后，《财新》记者肖辉对李丽娜进行专访，写出了《武汉女子一度敲锣求助：“只要母亲活命”》一文。从李丽娜个体的经历反映了武汉患病市民群体的现实诉求，推动问题的解决。在武汉疫情中，不少家庭经历了亲人患病，但因病床稀缺难以确诊，陪护亲属相继感染的遭遇。在主流媒体不断跟进报道之下，湖北政府逐渐放宽肺炎确诊标准，表态在医治中应收尽收、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2月12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启用，2月13日，湖北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了确诊病例。

除了关注已暴露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建设性新闻报道瞄准未来，及时发出预警。在1月20日钟南山明确表示新冠肺炎人传人后，第一财经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病毒研究和防治方法的深度报道，全方位覆盖了一线救治、防控手段、医学研究、地方疫情、交通物流等领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月23日发布的一篇记者观察《呼吁改变武汉“37.3度”接诊标准，及早发现行走的传染源》，文章最早提出了患者可能无发烧症状，发出确诊和隔离问题需引起重视的警示，并对后续诊疗方案提出建议，充分体现了前瞻性，获得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对疫情防控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这场抗击疫情、控制病毒传播、救治病患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疫情就是命令，信息就是生命。媒体越多地将视野聚焦于报道民众真正的需求，越能引导决策层及时出台政策、调配资源解决问题，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二）建设性新闻报道对社会讨论的引导

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过于“固定”和“封闭”的社会治理体系难免表现出反应迟钝、资源不足等系统性矛盾。而建设性新闻社会治理功能就是要把立足点落在“促成公共讨论、弥合社会裂痕和促进社会协同”方面。[7]疫情当前，主流媒体需对社会舆论环境作出合理预判，并从社会整体信息传播的角度出发，保障公众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反映公众的呼声，鼓励、倡导积极正向的讨论。例如，央視就在抗击疫情期间开放多个互动渠道，收集民意，保障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的畅通。

例如在微信方面，央视从1月27日开启24小时不间断直播《共同战“疫”》的同时，在“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自定义菜单中设置“共同战疫”栏目，点击该栏目就可以进入直播与互动界面，公众可以积极反映自己身边出现的相关情况与问题，随时表达观点，而这些问题和观点则影响了下一步新闻的选题；在微博方面，央视《新闻1+1》栏目中推出《岩松帮你问，看今日疫情应对》专栏，该节目在新浪微博发起话题#岩松帮你问#。“你最希望得到哪些问题的答案，快来留言！”在评论区给予用户表达意见的空间。公众可以在该话题下提出自己的疑问，相关有价值的问题将被收集。之后，节目通过邀请权威人士面对面专访，第一时间解读相关问题，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正值春节。在社会领域，公众除了关注疫情防控外，还关心复工、复学等问题。在各地延迟上班、上课时间后，中小企业、学生群体境况如何？他们需要什么切实帮助？复工复学后如何防疫？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群体的需求也不同。针对此，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关于减税降费、在线教育等层面的讨论，透明的讨论减少了相关群体因信息缺乏而产生的焦虑，从而产生安定感。

（三）建设性新闻报道对公众情感的动员

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消极情绪很容易滋生和蔓延，情绪传播更需“积极情绪”的情感动员。情感动员是在动员工作中激发情感共鸣，凝聚民族感情的重要途径。当前我们正处于网络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社会，在以情绪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网络传播中，建设性新闻对舆论引导、情感动员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建设性新闻的基调是“建设性的”，底色是“明亮的”，受众读后是充满“希望的”，人们既能通过这些新闻感到作者“深深的担忧”，更能感到满满的爱意。

1月31日，《人民日报》制作的《最有烟火味的应援！加油，热干面！》原创海报，通过以各地代表特色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的形式，表达对武汉的支持，在網络上形成刷屏之势。在紧张的疫情中实现了温暖的“治愈系”传播。

2月3日，湖北广播电视台垄上频道发布武汉最新城市宣传片《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以及早前新华社发布的图文《武汉“封城”这七天》，都通过描述武汉的生活场景来化解部分公众的“恐鄂”情绪，弥合武汉与其他城市的隔阂，给予人们希望和力量。

2月11日起，《新闻联播》推出专栏《一线抗疫群英谱》，报道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讲述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通过报道一线工作者们的大爱和担当，为公众建立起共克时艰的情感纽带。

2月14日起，央视新闻客户端开设专题《治愈者说》。《治愈者说：归家一切安好 愿我的经验能帮到需要的人》等特稿，另辟视角，采访治愈出院的患者，分享自己的经历，为仍在与病毒作斗争的其他人提供经验，给更多人带来抗击疫情的信心。

三、结语

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此关键时期，新闻媒体是突发事件报道的传播主体，也是社会治理责任主体。面对突发社会公共卫生事件，主流媒体担负着沟通信息、抚慰民众、监督政府、动员社会等重要使命。

通过梳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主流媒体的报道实践发现，我国大部分主流媒体通过聚焦抗疫一线现实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引导公众参与防疫等公共事务的讨论、利用“暖新闻”“善新闻”对公众进行情感动员等方式，团结人民抗击疫情，消除误解，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建设性新闻报道社会治理功能，值得肯定。

但此次疫情报道中，主流媒体也有不足之处。例如，1月31日，新华社旗下新华视点发布《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文。这篇文章在晚上10点多发出后被多家主流媒体转载，快速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应激反应，不少药店的双黄连被抢购一空。但事后却发现该篇报道并不严谨，对公众产生了一定的误导，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需要反思。

新闻媒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守望、整合与教育的功能。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通过专业的媒体操作，既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为保护公共安全、化解社会难题添砖加瓦，又避免反应过度，造成社会不安和恐慌，将是学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参考文献：

[1] 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J].新闻记者，2019（09）：32-39.

[2] Hermans L，Gyldensted C .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J]. Journalism，2019，20（4）：535-551.

[3] 丁继南，韩鸿.基于建设性新闻思想的媒介社会治理功能[J].青年记者，2019（12）：25-26.

[4] 李诗鹤.新闻媒介社会治理功能的理念和实践探究[J].东南传播，2016（12）：104-106.

[5] 李鲤，罗欢.建设性新闻话语实践与认知争议[J].当代传播，2016（06）：75-78.

[6]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01）：20-32.

[7] 栾轶玫.媒体“四全”阶段融合新方向——跨界融智能融结构融正面融[J].军事记者，2019（03）：15-18.

作者简介：廖家瑶（1996—），女，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