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闻主义作品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建构

摘 要：新新闻主义的发展是新闻业的一次变革，但也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客观性划定新新闻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分野不利于新闻业和新闻教育的发展。萧乾的《人生采访》带有强烈的新新闻主义色彩，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对萧乾的报告文学进行解构是对其新闻性的正向考量，对报告文学在今日新闻界的立足与改进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能够对新闻研究中新新闻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对比研究与融合尝试作出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新新闻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人生采访》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6-0129-02

一、引言

《人生采访》是萧乾的一部新闻特写合集，收录了他1934年至1946年在《大公报》任驻外记者时发表的国内外旅行通讯。这一部作品被誉为战后对欧洲情形最权威的报道，萧乾也被认为是以其独特的文学取向和审美选择展现见识和魄力的中国名记者。他不囿于单纯的新闻纪事，而将信与美和谐统一，调动美术、摄影、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将文学意识植入新闻作品。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萧乾赢得了很高的地位。[1]

目前，学界有关萧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文学家身份的解读和对其作品文学性的提炼与剖析，而极少对这部文学新闻集的新闻价值进行挖掘与思考。有学者认为，《大公报》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宗旨与《纽约时报》“无私、无惧”的发刊理念相契合，深得新闻专业主义纲领的精髓。[2]作为曾供职于《大公报》的萧乾来说，其对新闻价值的熟稔和对记者身份的热爱不可被忽视，对选材写法的看重和对底层穷苦现实的重视亦有彰显专业信条。笔者认为，尽管《人生采访》带有强烈的新新闻主义色彩，即融田园调查与文学写作手法于一体，但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对萧乾的报告文学进行解构是对其新闻性的正向考量，对报告文学在今日新闻界的立足与改进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因此，萧乾在写作中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有被探讨的必要和价值。

本文从新闻专业主义在《人生采访》中的建构切入，探究萧乾如何践行经验主义、服务公众、独立工作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纲领，以期对新闻研究中新新闻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对比研究与融合尝试作出探索和思考。

二、萧乾的写作风格

萧乾极少从宏观展开叙事，他倾向于从人的眼睛出发，以主观感受性的语言一点点拼凑眼前的世界，注重意象的描绘刻画和意象与感情的连接，借景抒情，移情于景，追求一种直觉的深度。《人生采访》中多次出现“双声部”的叙述方式，即在主体叙述旁边辅以其他意象，在与主体的联动中，深化对主题的阐释，达到象征暗示的审美效果。这在新闻报道中体现为场景式叙述，侧重于细节描摹，将叙事、描写、议论融为一体，展现给观者最具现实感的事实。

另外，萧乾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借鉴经验，如素描写生、白描勾勒，场景摄照和抓瞬间手法等，这无疑使其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大大强化。在题材选择上，他往往将生活片段搬到台面上，从平凡人、平凡事中以小见大，阐释一个宏大的主题。萧乾像是站在人群面前，又像是立于人群之上。他俯览着自己描绘的世界，但又在白描技法中将自己与土地连接，用实时的感官体验使观者置身其中，在一个窄小的世界里被主旨和气质包裹。更为重要的，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中，萧乾常通过一些生活细节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眷恋；在对国内流民的观察与记录中，又体现出对国民深切的担忧。

萧乾的新闻作品流露出浓烈的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这不仅强化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爱憎的界限，也强化了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些作品不仅体现出新新闻主义中的文学创作水准，也反映出萧乾作为专业新闻记者对客观性的把握与考量。

三、《人生采访》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陆晔、潘忠党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体现在记者专业化的操作和标准以及专业的学科背景知识，还应“包括一套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3]由此来看，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角色的认定应是：新闻实践不仅是要构建事实网络，还原现实图景，还要让报道不被政治和经济垄断，保证报道的独立性，遵循公共服务和经验主义的伦理规范。另外，新闻从业的话语实践者应是新闻专业人员，应是那些受过专门学习和训练的新闻专业学生，并在报业实践中不断加强新闻专业训练。[4]对于新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追求同样适用。有学者认为，新新闻主义是对新闻客观性的扩容，新新闻主义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主张记者可以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5]一些批评认为，新新闻或是文学新闻不应归属于新闻范畴，因其是透过记者的感官代替受众观察现场，在细致的描摹中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违背了新闻客观性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记者创造性地运用事实就是在操纵事实真相。[6]但这样定义新新闻的新闻性过于冬烘。即使是新闻专业主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模型。新闻的呈现形态不可避免地会与记者立场、知识结构和历史条件相勾连，与完全的客观真实产生偏离，使客观性本身成为一个暧昧的标准。梅里尔认为：“记者无法做到超脱、毫无偏见、不固执己见、没有成见和无所不知。記者必须挑选、组织和摆布事实，这就是新闻的属性。从头到脚，新闻业都是主观事业。”[7]因此，基于新闻本体对新新闻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设置围墙阻隔，对新闻价值的提炼和新闻教育的革新意义有阻无增，两者并非平行发展而无交集。文学新闻记者并非端赖场景、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完成报道，而是在以亲近性的报道风格代替碎片化的事实陈述，构建能够引导更多受众关注现实、参与社会的相对客观的拟态环境。[8]从其职业伦理规范的把控和专业的实践操作水准中，可以窥见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涌动。

《人生采访》是萧乾报告文学的精髓和范本。尽管文学新闻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概念，但文学新闻的实践却已进行了几个世纪，在中国三四十年代便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在中国新闻从业的话语构建中。[6]建构主义学说认为，人由于经验和经验信念的不同，会依据自己的知识来建立和解释客观世界。[9]对于萧乾而言，其对记者身份的建构亦体现在他的新闻写作中。因此，对其的文本解读应立足于整体，从萧乾的写作企图、撰写过程和报道结果入手，探讨其报告文学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一）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

萧乾将报告文学称为“鼓面上的跳舞”，鼓面即新闻特写有别于文学创作的关键，它为报道记录划定了范围和框架，是“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线。有学者认为，萧乾的报告文学是现实性、简练性、形象性三位一体，形成了既朴素又鲜活的风格。作为一部旅行通讯集，《人生采访》遵循了新闻的基本规律，取材于现实，取材于社会百态，是萧乾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对现实进行的客观记录，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记录和查验的文化实践。在其企图和操作的专业性上毋庸置疑，萧乾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求学，对西方新闻理论熟稔于心，曾师从斯诺等人，在报道中能够凭借专业的学科背景把控好事实报道的底线，也认识到了“信”和“美”完全可以和谐统一在报告文本中。但另一方面，萧乾的报告文学展现出了很强的现实参与感，这使他的斗争色彩更加浓厚。有学者认为，萧乾看到了更多的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更鲜明的爱憎”，由这份敏感和热情让我们在《人生采访》看到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这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纲领相冲突。苗艳认为，《人生采访》中的萧乾没有办法做到纯粹的客观，这是因为他在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相联结，在目睹法西斯列强的暴行后难以抑制心中强烈的愤慨，并将这份强烈的个人色彩在字里行间迸发出来。同时，萧乾采用田园调查的报道方式，对现场进行原生态的记录呈现，这意味着萧乾的通讯几乎是限知视角，在对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中难以做到真正的全面客观。

（二）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独立报道、服务公众，承担社会责任，不受制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体

萧乾将自己称作“未带地图的旅人”，秉持自由主义新闻观。与其说《人生采访》是萧乾作为《大公报》的职员所做的工作成果集，毋宁说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所见所闻的独立思考。有学者认为，地图是一个框架，这与萧乾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倾向相背离，难以在政治光谱上给萧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过于复杂的框架会限制萧乾去思考过于复杂的人生。萧乾这种迷茫转移到新闻报道中，在通讯写作中寻找自己的方向。他以人物为起点，精神指向对国家民族深沉的信仰。萧乾说：“写伦敦大轰炸那组特写时，我心目中有个明显的意图：那就是让那引起正挨着日机轰炸的重庆人以及广大的后方国人看到，在地球那一头的伦敦人也同样在受难。瞧，他们是多么镇定自若，用蔑视和嘲笑对待希特勒的狂轰滥炸。我还特别强调敌机来袭时，民众的纪律和秩序是关键。”[10]另一方面，他的写作指向为弱者代言。有学者认为，从《人生采访》中可以看到国内人民的罹难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1]萧乾状写民间疾苦，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将政府的腐败和政权的更迭与民生凋敝相联系，展现出其坚决的斗争意识与反抗精神。萧乾以自己的经历表明，一个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时，是否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衡量这个记者是否合格的首要要求。[11]但萧乾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纯粹、不彻底的，他只揭示了黑暗的存在，却没有办法指出驱逐黑暗的路径。有研究认为，虽然萧乾的记录反映了现实，但却无法将这种现实与中国和世界文化版图深广地联系起来，“带有书生论政的空泛”。[12]从这一点来看，萧乾作为记者，虽然在写作上没有受其他势力的裹挟和垄断，在创作中以反映社会为出发点，带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但却将自己立于一个超脱社会的位置。从新新闻主义的内涵解读角度来说，萧乾的报告文学更关注如何表现新闻本身的故事性和戏剧性，而对文本以外的信息不着太多笔墨，使其自身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受到局限，而新闻更关注对事实本身的全部信息进行还原，因而报告文学更多地被归于文学创作领域。

四、结语

新新闻主义的发展是新闻业的一次变革。相比传统新闻，新新闻或文学新闻对新闻工作者的文学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需要以第一人称视角深入日常生活，以亲近报道的采写方式给读者带来体验式的阅读体验。在信息过载的今天，新新闻并不意味着记者可以忽略文字的真实性，只为迎合受众进行虚构创作，而是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追求，不断对新闻信息生产和传播进行反思和监督，对新闻宿命和本质反复发掘和思考，发挥新闻作为社会公器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嘉良.萧乾研究述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03）：266-284.

[2] 吴飞，吴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6）：122-129.

[3] 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39（10）：91-124.

[4] 李瞻.世界新闻史[M].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81：5，37.

[5] 徐叶.新新闻主义——新闻客观性的扩容[J].当代传播，2008（03）：92-93.

[6] 郜书锴.文学新闻的写作方法与实践[J].新闻实践，2008（03）：60-62.

[7] 丹尼斯，梅里爾.媒介论争[M].王纬，等，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07.

[8] 王丽华.新新闻主义对新闻客观性的反思与扩容[J].青海社会科学，2018（05）：209-212.

[9] 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4）：75-82+108.

[10] 萧乾.萧乾回忆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15.

[11] 唐克龙.论萧乾的新闻思想[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05）：119-123.

[12] 苗艳.萧乾《人生采访》经典性研究——兼论新闻经典研究价值与判断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03）：134-138.

作者简介：宋恺（1999—），男，山东莱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媒介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