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的独特性

摘 要：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典型，他追求报刊独立、言论自由，注重论政的时效性和新闻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文重點论述张季鸾“文人论政”的独特性。特性大多是从比较中得出的，因此本文把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思想和王韬的“文人论政”思想进行对比，进而表现出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中独特的地方。通过比较，发现张季鸾在论政时对政党的依附性低，言论独立性强；论政范围较为广泛；论政时注重新闻性和时效性，值得当今的新闻业借鉴。

关键词：张季鸾；“文人论政”；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5-0085-01

一、“文人论政”的含义

关于“文人论政”的含义，学界引用最多的为方汉奇的观点：“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

二、“文人论政”的渊源与发展

（一）“文人论政”的渊源

1.“清议”传统的影响。中国的“文人论政”始于“清议”。中国的文人历代有“清议”的传统，他们通过“清议”议论政事，尤其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之时，以笔为枪，表达自己对现实统治的不满。

2.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的影响。近现代的中国有着严格的封建专制体制，对言论的管控极其严格，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畅所欲言。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带着报刊走进中国，解决了缺乏言论载体的窘境，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将“清议”传统嫁接到报刊上，开启“文人论政”之路。

（二）“文人论政”的发展

我国的“文人论政”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后开了“文人论政”的先河；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上将“文人论政”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张季鸾加入《大公报》后成为“文人论政”的典型，将我国“文人论政”推向高潮；储安平是“文人论政”发展到尾声的代表。此后，我国“文人论政”的传统停摆。

4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中，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典型，他为我国议论时政的文人树立了典范，将我国的“文人论政”传统推上高峰，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的独特性。特性大多是在比较中得出的，王韬是“文人论政”的开创者，因此本文基于王韬的“文人论政”思想，将两者进行对比，表现出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中独特的地方。

三、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的独特性

（一）言论不依附政党，独立性强

王韬是“文人论政”的开拓者，他认识到中国腐朽落后的状况，对朝政感到不满，因此以《循环日报》为载体，发表了一系列主张救亡的政论文章，向统治者进言，希望政治清明。但是受到时代限制，他并没有将报纸作为一种独立的能够监督政府的舆论力量，依旧为维护皇权统治而论政，言论的独立性不强。

与王韬相比，张季鸾“文人论政”的言论完全不依附于政党，保证了高度的言论独立性。

当时的新闻界在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日趋堕落，一些报纸为了私利受党派支配，甚至做出虚构新闻的行为。张季鸾痛感当时中国报界的种种不良现象，下定决心创办一份独立于党派之外，拒绝津贴，绝对独立自主的政论报纸。

他在《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写道：“而新闻报者独能发挥其在商言商之主义，不求津贴，不卖言论，不与任何特殊势力结缔关系。惟凭其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大报，此诚难能而可贵也。”[1]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一文中，张季鸾提出：“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总结这两段话，张季鸾把能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归纳成《新闻报》成功的关键原因，因此他带领《大公报》不以言论做交易，拒绝所有附带政治色彩的资金补助，政治独立加上经济独立，最终使报纸成为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力量，能在最大程度上独立发表有关政治立场的言论。

（二）论政范围广泛，涉及国家和国民

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后，以内政外交为主题发表论文上千篇，他议论时事、评论政治，鼓吹变法，表达出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情怀。

与王韬相比，张季鸾“文人论政”的范围更加广泛，除议论国家大事外，他的论政中还带有社会责任理论色彩。张季鸾在《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中说：“现代报业除发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者助手”，“报纸为人民共用之工具，凡各地疾苦，各界烦恼，皆宜勉为宣达……”[3]他认为，报纸的社会存在是不能仅仅视为一项事业来进行的，更要为社会服务，成为社会公器。

（三）“论政”回归新闻本体，接近现代新闻评论

王韬的政论文章与传统的论辩问题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他的论题具有时效性，但王韬的论政主题是国内外的环境，而非当日发生的具体新闻事件，因此其论政虽具备时效性，但与今天的新闻评论有所差异。

与王韬相比，张季鸾的“论政”逐渐回归新闻本体，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使评论的时效性大大增强。

张季鸾在评论写作中常常将评论与眼前的现实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空谈，从而使报纸有即时的影响。例如，他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中写道：“今观特派员屡次通信，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设规模之大，及其进步之猛。即专论工业制造方面，如最近通讯所述乌克兰工业区情形，及今日所载大水电力情形，已足令人惊叹不置……”[4]从文章中的“最近通讯所述”“今日所载”等文字可以看出，张季鸾的“论政”结合了较多的时事，有现代新闻评论的雏形。他常常关心最新发生的、引发众人关切的新闻事件，一般当天就在报上发表评论，并且紧紧追随事态发展不断发表新的评论。同时，张季鸾改变了时间表述，将评论中的“近日”“目前”改成了“昨日”“今日”“明日”，把评论与新闻融为一体，增强了言论的新闻性，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

四、张季鸾“文人论政”新闻思想对当今报业的启示

（一）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体现出了张季鸾和他的同事追求新闻客观、经济独立、言论公允、服务公众的职业精神和原则，放在当下，这“四不”方针正是当代报人和新闻机构应该遵循的新闻专业主义。

当代的新闻人和新闻机构应该继承与坚守这种专业精神，做到客观独立，传播真相，以“社会公器”为报纸定位，把新闻专业主义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

（二）关心社会公共问题

张季鸾很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他与《大公报》同仁一起为人民提供了很多带有人道主义援助性质的社会服务，充分体现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五、结语

当今社会，我们也要提升新闻工作者的人文素养，不能只是一味地追逐新鲜新闻，更应该注意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将自身的情感与社会利益高度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及合格的国家公民。

参考文献：

[1] 徐雨.大公报人忆旧[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280.

[2] 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48-149.

[3] 张季鸾.张季鸾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348-349.

[4] 张季鸾.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N].大公报，1931-06-04（1）.

作者简介：衣春悦（1995—），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