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语言应用与电影戏剧化

徐建华

摘 要：无声电影时期，艺术界认为电影与戏剧最大的区别就是“声音的有无”。当有声电影到来，引起了戏剧界的恐慌，大家开始讨论电影能否取代戏剧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电影从戏剧艺术吸收了许多成熟的艺术经验，包括语言的表呈方式。本文研究了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语言与传统戏剧之间的关联，探讨戏剧化语言的夸张腔调、语言的动作性等特征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早期电影;电影戏剧化;语言

在《各演员对于有声电影到来之评语》一文中，还有一些演员谈到了有声电影到来使得电影与戏剧更加接近：

柏丝陀：“又是发展戏剧的好机会。”

郎·张聂：“有声影片是幻觉的仇敌。”

佐治·彭克洛赋：“是戏剧艺术家的最良之工具。”

李察·迪兹：“能使我追忆昨日的舞台生活。”

厄梦·劳：“现在我们要复始从前舞台的动作了。”

南丝·卡路尔：“戏剧家所冀望的机会。”

占兹·浩：“犹如昔日的舞台景象。”

厄德华·康纳利：“新的艺术。”

彭·赖安：“我从前的舞台经验不是虚发。”[1]

一、脱胎于戏剧的电影语言

早在1926年，戏剧家徐葆炎就对电影与戏剧之关系进行了论述。虽然不够严谨，但是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声电影到来之前电影与戏剧各自发展的方向。徐葆炎对戏剧的定义是：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戏剧是综合绘画、音乐、雕刻、诗歌的艺术，戏剧的表现是用演剧人、化好装、有语言、有动作，在观众面前有血有肉的站出来的。徐葆炎认为，戏剧的第一个目的是表演，最后一个目的也是表演;而在表演的三种技术中，发音术更为重要。

电影与戏剧具有源远流长的关系。20世纪初，电影作为一门崭新的传播形式，并未形成自己的艺术表呈方式。最初的电影是由短片拼接而成的杂乱无章的影像，后来又逐渐出现新闻片等形式。但最先使电影走向艺术轨道的是乔治·梅里埃，他使用的就是戏剧化的表达方式。从拍摄魔术影片到拍摄一个故事，梅里爱实现了电影艺术思维的提升。

电影一方面试图成为“新的艺术”，另一方面又从其他艺术形式中汲取着精华。毋庸置疑，戏剧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也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不可回避的问题，“影戏观”在很长时间内都主宰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式。

戏剧是一门以“语言”为主的艺术。戏剧家瑟霍·恩布鲁在专著中说：“对于演剧人所应该有的知识才能之中，没有比能够有好的发声及如何用它的学识更有价值的了。正确的发音或发言是每一个演员的一项必须工具。”巴赞也曾经说过：“台词是按照戏剧的内在特性构思的，台词本身就是戏劇内在特性的体现。它决定着演出的形态与风格，本质上，它已经就是戏剧。”[2]事实确实如此，在戏剧中，由于舞台与观众之间存在距离感，戏剧也无法像电影一样出现中景、近景、特写的变换，因而演员的动作、心理都借助台词进行表现。

与戏剧相比，电影的出现是以“画面”为基础的。在电影诞生的前三十年里，电影无法自己发声，只能通过电影之外的形式（现场配乐等）来表现声音。无论是戏剧界还是电影界，都将“有声与否”看成戏剧与电影的最大区别。徐葆炎曾经将电影与戏剧进行有趣的比喻：“我们决不能因此说电影就是戏剧，因为戏剧是注定了发音艺术的一项的，所以其他不论任何的东西，即使将来比电影更加复杂的艺术发明出来也没有用，我们最多只能称它为远房的弟妹。”[3]

有声电影出现之后，电影的创作理念瞬间被颠覆。曾经被认为是“非戏剧化”的电影中出现了声音，戏剧界和电影界都如同经历了一场地震。一场大讨论也随之到来。有人认为，既然电影也可以发出声音，又具有比戏剧先进的其他优势，所以电影就可以替代戏剧的地位，戏剧则将成为落后的艺术退出历史舞台;也有一部分戏剧界的人士不接受这种看法，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证明电影无法撼动戏剧的地位。

1930年，《艺术月刊》举行了一场大讨论。讨论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有声电影代替戏剧是“不可能的事”。王一榴说道：“采取机械的作用所发出的声响只是间接的，缺乏变化性的。有声电影不足以与演剧对立当然有许多证据，认识了有声电影的缺点就是证明了演剧的优点。”[4]龚冰庐也指出电影永远无法替代舞台剧，他说：“电影固然是可以演出舞台剧所不可表演的地方，但是正因为这样，电影就零碎了，他不能如舞台剧的集中;电影会引起观客疲倦，而舞台剧不插入趣味的动作也可以不使观众疲倦，是在乎舞台剧的剪裁的精当。电影所给予观众的是一片明暗的影子，舞台剧给予观众的是整个的实体。舞台剧是带有雕刻美术特性的。这一点也是电影的短处。”[5]

二、早期有声电影中的声音特征

在艺术理论界争论不休时，中国的电影人开始了有声电影的创作。非常明显的是，早期有声电影中的“声音”受到戏剧“声音”的巨大作用。

（一）电影中开始大量使用“对白”

有声电影是技术变革和经济推动的产物。这一新型表达方式的出现使电影界欢欣鼓舞。一方面，有声机械在当时十分昂贵，所以获得了有声机械的公司自然会充分利用让影片发声的机会。另一方面，电影界在摸索声片拍摄艺术和技术的过程中，自然会向戏剧借鉴经验。戏剧中丰富的对白展现被移植到了电影中。例如在电影《姊妹花》中，对白几乎支撑起整个故事。对白推动了叙事的发展，而且有力地展现了不同人物的特征和形象。

（二）演员的发声戏剧化痕迹明显

在戏剧中，演员的声音必须具有“达远性”。所谓达远性，是指声音所能到达的远近距离取决于演员的音量、频率和气息强度。在戏剧舞台上，面对着整场的观众，戏剧演员必须让自己的声音具有穿透力，使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够听清楚。因而戏剧演员的发声往往音量较大，力求响亮。电影演员在有声电影到来之处向戏剧大师们学习发音，不自然的就会受到影响，因而电影中的声音往往也是极为响亮的。《脂粉市场》《姊妹花》《女儿经》等早期影片中都显现出“声音响亮”的特征。

另一方面，戏剧语言的语音语调具有夸张性。在戏剧舞台上，戏剧演员需要通过自己的表演吸引观众的注意。但是由于舞台与观众之间距离的限制，演员表演上的许多细节都有可能被淹没。因而，为了使得人物形象生动，具有感染力，演员就必须以充沛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与意境。在语言处理方面，演员必须加强其鲜明性。即，演员需要用夸张的语音、语调，来实现戏剧化的要求。一些重音被加强，停顿被放大，语速被放慢，甚至一些本来很微小的语气语调的变化都需要进行夸张的表演。从客观上讲，戏剧化的语言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因为经过戏剧化的夸张，语言的语调、语音意境脱离了现实生活。但是，在舞台上，只有经过夸张后的语言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才能展现人物的性格，制造戏剧冲突，否则戏剧舞台就会毫无生命力和感染力。

中国早期电影语言深受戏剧语言的影响，演员发声极具夸张性。例如在影片《姊妹花》中，桃哥为大宝买东西回来，桃哥与大宝闹着玩不给她，大宝发出撒娇的声音：“给我呀，给我呀……”此处演员胡蝶的发音是极具夸张性的。当公公得知大宝“有了小孩子”，发表了一段讲话：“丈母娘费了多少的心血，赚了人家的工钱，才把大宝养大，你不知道我，去掉了多少的心血，受了别人的佣金，才把你养大的。想不到现在这个年头，乡下人连念书都念不起了，就靠你一个人赚钱养家，已经够苦了，在生下一个下来，你不是更苦了吗。”公公的这段话十分抑扬顿挫，重音被加强，语速被放慢，停顿被放大，语音语调较为夸张，与现实的语言不太符合，显现出明显的戏剧化痕迹。以当前的审美观念来审视早期的电影语言，可能会感到“做作”，但是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电影的语言现象，便会清楚地理解电影语言戏剧化的原因。演员赵丹在回忆录中指出，“过火演技”的重要原因就是舞台演技的影响。他指出：“我们很多演员是从舞台来的，舞台表演不能不用夸张的动作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不能划分电影与舞台的特性，也就难以掌握电影表演度数与舞台表演度数的区别。何况，三十年代还是话剧刚刚兴起的时期……”[6]

20世纪初，戏剧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语言风格和语言习惯。而电影只是个新生儿，必然要从它最相近的艺术形式中借鉴经验，甚至是模仿。早期的中国电影语言以戏剧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特有的戏剧语言风格。

三、声音对于影片的统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语言、音乐统治影片的趋势开始显现。在语言对白问题上，思白在《创造中的声片表现样式》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思白认为当时的影片中“演剧”化痕迹严重，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很多在达到剧的定点以前还见到种种的自由的声片表现，而一到climax，就像规定似的使用演剧的台词来告终。”[7]在他看来，这种对白的使用像是给声片带上了枷锁，使声片失去了自由。

有声电影并未出现之前，电影通过画面来展现剧情内容。由于声音的出现，许多电影创作者便有了“投机取巧”的资本。某些艺术修养不够的导演也被电影语言禁锢住了“想象的能力”，以演剧的台词作为总结影片、表达主题的方式。然而，这种“语言主导”下的电影会丢失默片时代的艺术性。

1933年的影片《姊妹花》中多次出现“高潮语言主导”现象。大宝的公公半夜出门，在河边遇到贩卖洋枪的人。他想要报官，不料想被贩卖洋枪的人打了一枪。几个老乡将公公扶到家中。老乡们将公公的遭遇将给大宝一家人听，公公发出呻吟的聲音。老乡讲完事情经过，公公发出了总结性的感叹：“贩卖洋枪的强盗那，害人那！”然后愤然的死去。在这里出现的“总结性感叹”就是语言主导的现象。从剧情来看，公公被打一枪，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但是在临死前却大呼一声，表达对贩卖洋枪人的仇恨，这种表达方式明显不符合客观规律，而且手段生硬。事实上，如果影片只是保留老乡们陈述事情经过的部分，然后与公公死后全家人哭成一团的场面相连接，就已经能够达到悲剧效果。而公公的总结性发言的出现，不仅没有加强悲剧气氛，反而显得十分刻意，丢掉了电影表达的艺术性。

从语言表达方式上看，“语言主导”是受到了戏剧的影响。郭沫若曾经说过：“话剧中的对话除供人看之外还要供人听。”戏剧语言以台词为主体，戏剧凭借语言来推进剧情、制造悬念、展现主题。中国有句谚语：“千斤话白四两唱”，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的重要性。旧时，观众看戏不说“看戏”，而是说“听戏”。在传统的茶园中，有些观众的座位是背对舞台的。在这样欣赏环境中，“听觉效果”就比“视觉效果”更为重要，观众通过倾听演员的语言来了解剧情，以听觉器官实现审美过程。因而，在早期的戏剧中，“语言主导”的现象十分明显，这样的主导形式对于电影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徐宾仁.明星之声：各演员对于有声电影之评语[J].新银星，1929（9）：43-45.

[2][法]安德烈·巴赞，著.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3]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1897-2001）[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王一榴.有声电影的前途：有声电影与演剧[J].艺术，1930（1）：143.

[5]龚庐冰.有声电影的前途：有声电影的将来[J].艺术，1930年（1）：140-141.

[6]赵丹.银幕形象创造[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

[7]思白.创造中的声片表现样式[M].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1897-2001），文化艺术出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