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焕创办尊经书院的前前后后

薛元敬

薛焕（1815—1880），是从宜宾走出的晚清头品顶戴总理衙门大臣。致仕后，联络士绅自筹资金在成都创办“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宜宾因此与今四川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在京办洋务受挫 回乡欲筹办书院在那长期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复兴中华，薛焕率先在中国实施洋务，并作出卓越贡献，却被时人误会而备受打击。特别是清同治四年（1865），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䜣在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斗争中失败，并被免去议 政王后，薛焕在京办事更处处掣肘。一连串挫 折让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国要自强，必须放下天朝上国架子，在传承优良国学的基础上学习西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这类事在当时只能暗做不能明说，既然在京难以实现，就得另辟蹊径。就像当年在上海三抗谕旨“师夷长技”，创建中国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军队那样，薛 焕于同治五年以母病为由奏请回乡终养，欲在 四川创建一所振兴蜀学的新式书院，从教育上 打破闭关自守桎梏，让国人放眼世界以自强。

当时，四川最高学府是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设立的以习八股文为主的锦江书院。在近代中国大变革格局下，尽管旧式书院显得 越来越不适合时代需要，但到底是当时读书人 踏入宦途通道;只要能读书做官，谁管你所学有用无用？不说薛焕倡导的“师夷长技”为当时主流所鄙，就是新办书院所需那笔巨额资金，也让他望洋兴叹。自流窜在川滇边境的烟帮枭雄李永和与蓝大顺率众于清咸丰九年（1859）打进四川后，四川50 余州县惨遭兵燹，民不聊生。李蓝之乱历时6 年，四川好不容易平复叛乱，却又遇上大水灾，饿殍遍地。这时要办一所书院，谈何容易！更何况，新办书院必须得到地方督抚与学政支持，最后报皇上批准才行。

当时的四川总督，是被咸丰帝与同治帝皆誉为“老成硕望”的骆秉章。薛焕与他素无交谊，很担心为其所阻。不想几经交谈后，骆秉章不但为薛焕之举所动，还在致军机处首席章京朱学勤信中为薛焕抱不平： “薛觐翁到省，弟晤谈数次，议论皆有见识，何至为都人所不容？实不可解！”但遗憾的是，骆秉章虽支持薛焕办新式书院，但因四川财政寅吃卯粮，他也无能为力，加之为军政疲于奔波，不久竟病死任上。薛焕创建新式书院这事只得搁置。

但薛焕并未灰心，早在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任上时，薛焕鉴于“川省介在边隅，士子苦鲜师资，且无经史善本致根柢之学，未能实在讲求”，就特别注意搜集这方面书籍，“公素好蓄书，入都时已有三十余箧。在都二年，几两倍之”（《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这些书带回四川后，薛焕还专门用家乡桢楠树打造了24 对书柜装好，以备选择刊刻为四川士子学用。但仅有这些书籍就想创办书院远远不够，薛焕还得消除各种阻力与动员士绅们捐资办学才行。当薛焕发现锦江书院主讲伍肇龄原为翰林院编修与侍讲学士，不但在办学方面很有成就，且对振兴蜀学的见解又与自己一致时，便引以为援，一起多方宣传在四川创建一所新式书院的必要性。

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支持薛焕办学

四川经几年休养生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又现生机。这时的四川总督吴棠，是曾经对慈禧太后有恩的当朝大红人。薛焕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时，吴棠任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可谓“同一战壕的战友”，但因吴棠是慈禧太后的人，薛焕有所顾忌未敢与之深交。同治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参劾吴棠在赴任四川总督途中收受属员“规礼”，清廷派时为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为钦差来四川调查。薛焕虽不知吴棠有无收受“规礼”之事，但这些年吴棠在善政宜民方面所做出的政绩有目共睹，便如实向李鸿章讲了，使吴棠免于处分。为此，二人关系又进了一步。

新办书院还须主管教育的领导支持才行，其时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薛焕虽有头品顶戴，却是一个“离休干部”，无职无权，对张之洞这个主管本省教育的三品官员一点不敢小觑。张之洞是清同治三年（1864）殿试钦点探花，在京乃少壮清流之首，经常与清流们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恭亲王为首的洋务人物。而薛焕曾为封疆大吏、清廷首任专职洋务大臣，长期与洋人打交道。在薛焕“摸着石头过河”与洋人交锋，或“提着脑袋力守危城”，连夫人也抱着孩子守在官舍井边随时准备跳井以殉时，最受不了的就是远离战场的京官们手捧盖碗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纸上谈兵横加指责以口舌争胜。薛焕进京为总理衙门大臣后无法立足，与清流们势同水火，可谓最大原因。但张之洞是薛焕创办新式书院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主管领导，薛焕必须汲取以前教训，尽力与其搞好关系。

张之洞为四川学政前有两段婚史：18 岁时，娶贵州都匀知府石煦女，两人恩恩爱爱，不想石氏竟于同治四年（1865） 病逝;同治九年，张之洞又娶了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女，夫妻 举案齐眉，不料兩年后，唐氏又病逝。据清史专家唐浩明先 生所著《张之洞》（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载，张之洞任职四川学政后，在同治十三年，经在籍侍郎薛焕为媒、四川总 督吴棠主婚，又娶了四川龙安知府王祖源女儿为第三任妻子。从这事上看，薛焕这个洋务先驱为办新式书院，在争取张之洞这个清流之首支持方面，狠下了一番功夫。

清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独钟儒学的锦江书院山长牛树梅年老回乡，受新学影响的主讲伍肇龄成了实际山长。薛焕觉得条件成熟了，便联合伍肇龄等在四川有名望的 15 个士绅，在找好建书院的地皮并协议好筹资方案后，投书四川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请建书院。据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所记：“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 ，请 建书院 ，以 通经学古课蜀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文教类第8 号件载，四川总督吴棠与张之洞接薛焕投牒后，立即向同治皇帝上了《奏为绅民请捐建尊经书院并刊刷经史以 裨实学》的奏章。同治帝于八月初五日， 御笔朱批“知道了“”钦此”，同意四川新建书院。

这奏章是据薛焕等所投之牒奏报。从其题目可见，书院是“绅民请捐建”，不会动用四川财政银子，建书院的目的是“以裨实学”。对这“实学”二字，奏章第一句话，就很清楚地奏报了薛焕等人的意见： “书院之设，原为国家培养人才。士子在院 读书，必期经明行修……查川省地方，省内向建有锦江书院，省外各府厅州县亦各分建书院，均系专课诗文，其经义古学阙焉未讲。是以各属士子能文者多，专经者少……”至于 “绅民请捐建”书院所需银子具体来源，吴棠与张之洞在奏章中说得亦很清楚“：所有 一切经费，议由合省绅粮公捐，分属措筹。”

筹资修建尊经书院担任第一任山长经皇上批准后，薛焕立即带领绅民们抓紧创建书院。《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记载了薛焕在创建尊经书院时的作用“：省城创建尊经书院，经费皆赖公一言决之……”

清光绪元年（1875），薛焕等倡导的尊经书院在吴棠与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下，在成都文庙西侧石犀寺旧址建成。与此同时， 张之洞与四川才女王懿娴在薛焕的撮合下成婚，可谓双喜临门。

关于书院山长问题，薛焕曾函请享誉江南的大文豪王闿运出任，但王闿运正在写《湘军志》不能前来。吴棠与张之 洞等亦曾邀一些享誉国内的学者来任教。终因当时 守旧派势力大，薛焕竟公然提倡弃八股文而尊经学， 所以响应者寥寥。在当时具备省级书院山长资格且 擅长经学的学者极为鲜见，而薛焕提倡的“经学”中还 暗藏洋人的天文地理算学等。能讲的没资格，有资格的又不会讲。莫奈何，年老多病的薛焕只能亲自担任尊经书院第一任山长，并延请同治二年识于上海、并 随之入京为西席的学者钱保塘及钱铁江为主讲，任命在成都府任训导的堂侄薛华墀（后为尊经书院第四任山长）为监院。

书院设立后，薛焕即“发旧藏经史有用诸书，畁省中书院刻之。自后蜀中书渐多，士知崇尚朴学，风气为开”（《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

不想就在这年，云南“马嘉理事件”爆发。为不给英国动兵以胁割地赔款借口，不让蠢蠢欲动的俄罗斯 与日本趁火打劫，清廷一边派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烟台与英使周旋，一边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使、云贵总督劉岳昭为副使前往云南查案。刘岳昭因怕处理不好会身败名裂，宁愿被革职也不前往。清廷只得改派虽退隐多年却“洋人畏服，当足备折冲御之才”（御史蒋志章疏保薛焕语）的薛焕前往。事关国家安危，薛焕不敢推脱，只得将尊经书院事务托付钱保塘，拖着病体再度出山。

这期间，尊经书院得到主管领导张之洞进一步支持。按四川总督吴棠与侍郎薛焕要求，他不但按职责为书院制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18 条章程，还为学子们制定应学习的书目，并慷慨捐资为书院购买书籍。 任四川学政 3 年，少壮清流之首张之洞不但转变了“世界观”，为今后在封疆大吏任上大力从事洋务活动奠定了基础，20 年后还公开在《劝学篇》中全面宣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成为近代史上四大洋务名臣之一。

而薛焕在与李瀚章到云南处理了马嘉理案 后，心中挂念着尊经书院，不愿进京在朝廷任职， 以病请辞，于光绪二年（1876）回四川。因操劳过 度，薛焕回川后就病卧在床，唯将书院山长之职交 付钱保塘。

亲自校勘书籍革新教育方向

虽病卧在床，薛焕仍密切关注尊经书院发展。清光绪五年（1879），垂危中的薛焕致信书院第二任山长钱保塘，谈到他正在亲自校勘注重经世致 用、有关国计民生的《读史方舆纪要》与《郡国利  病》两书，以为书院学子用。“卒前数月，贻书保塘， 言方手校《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二书，补刻 其漫漶者。岂意工垂竣，而公卒也”（《清续碑传  集·卷十三·薛公行状》）。这是两套对复兴中华特 别重要的书籍。在这之前，《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只有少量手抄本与刊印本，但都残缺不清。因该书旨在“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为清廷所忌，薛焕不愿牵连尊经书院，便由蜀南桐华书屋薛氏家塾修校刊发。办完他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薛焕于次年二月去世。

《清朝碑传全集·诰授光禄大夫薛公墓志铭》， 对薛焕创建尊经书院评价极高：“购置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尤伟。”

尊经书院创办后，其“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不仅奠定了四川教育的新方向，使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还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著名经学家廖平、“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罗伦、被孙中山追赠为四川三大将军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领导荣县独立的吴玉章、共和国副主席张澜等。

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经四川总督传旨，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

（作者单位：宜宾临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