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农村家庭食物消费研究

崔钊达 余志刚

摘 要：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来袭，随即在全国呈蔓延态势。农村作为疫情重点防控地区，其采取的“硬核”防控措施，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章通过对山东省C村的个案调查，借助风险感知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疫情防控背景下农村家庭食物消费情况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疫情防控下，C村家庭多采取以微信跟单等为主的线上消费方式;（2）食物消费方式主要有微信跟单、超市采购、电商平台下单、家人或亲戚帮忙采购以及部分食物自产自销，且多数家庭采取两种及以上的消费方式;（3）大多数家庭三大类食物（粮油类、动物性食物类和水果蔬菜类）消费和食物消费开支较2019年同期基本保持不变，但动物性食物类消费增加和减少的比例均为最高，家庭食物消费开支增加和减少的比例也处于较高水平。据此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保障和稳定农村家庭食物消费。

关键词：新冠肺炎;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个案调查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在中国武汉爆发，由于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加之临近春节返程人流大、人员密集，导致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成立联防联控领导组，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出台应对新冠肺炎相关政策，全面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的防控措施，以遏制疫情蔓延，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保障社会经濟稳定运行。农村作为疫情防控薄弱地区，存在防护条件差、农民防范意识淡薄、农村医疗救助条件存在明显短板等问题[1-2]，需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从疫情期间农村防控形势来看，虽然封村、封路等“硬核”防控措施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员流动和集聚，降低了疫情在农村爆发蔓延的风险，但是农业生产资料运不进来、农产品运不出去、农民工无法返城务工等，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带来不利影响。而食物消费作为农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长期的封村、封路、限制人员流动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程度如何？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都是本文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1 理论基础

本文借助风险感知理论分析农村家庭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食物消费行为。风险感知，又称风险认知，指人们对风险事物和风险特征的感受、认识和理解[3]，是人们对某个特定风险的特征和严重性所做出的的主观判断，是测算公众心理恐慌的重要指标[4]。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农村家庭成员由于个体特征、知识结构、风险沟通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面对风险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和决策行为。一般而言，面对风险时，个体会选择做出逃避、改变、接受风险的态度及行为决策[5]。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农村家庭食物消费行为存在差异，风险感知较强的家庭成员会更加重视新冠肺炎带来的危害，因此在日常食物消费过程中会特别注重自身的安全防护，尽量选择减少与他人接触的食物消费方式;而风险感知较弱的家庭成员不能充分认识到新冠肺炎带来的危害，因此在日常食物消费过程中会存在逃避行为，不注重自身的防护。通过在C村的实地调查，也证实了上述理论分析的合理性。

1.2 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智艳等[6]认为，从短期来看，疫情给中国经济制造了一个小的经济周期，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较大，但从长期来看，疫情造成的冲击也可能给中国经济制造“结构性”升级的机会。在农业领域，疫情对粮食种植业、畜牧养殖业、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蔬菜水果产业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7]，同时影响农民就业和收入，将可能使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下降[2]。在制造业领域，疫情蔓延下，不同规模制造企业、不同制造行业均受到较大程度影响，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生产经营者信心受挫、需求受到冲击等负面表现明显[8]。除此之外，餐饮业、旅游业、金融等在内的众多行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9-11]。

二是研究疫情对不同主体产生的影响。李柳颍等[12]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居民家庭消费意愿有所下降，“报复性消费”行为仅存在于极小部分人群;针对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对湖北省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所调查的样本中有16.51%的居民有焦虑症状，51.51%和13.74%的居民有中度和高度恐惧，因此需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13]。另外，还有学者针对老年人、中小学生、居家隔离的大学生、一线防疫人员、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进行了调查，发现疫情对上述人群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14-17]。

三是研究疫情防控的手段及对策。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势必会给国家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因此，需要构建一种与风险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抵御疫情蔓延，降低其所带来的风险[18]，除了要加大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治理能力外[19]，还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资源优势、专业条件等方面的优势[20]。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大数据管理系统等手段和措施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风险，以稳定社会经济正常运行[21-23]。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做了有益探索，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分析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有学者研究居民在疫情防控下的食物消费行为;二是现有研究从微观视角分析的主体多集中在城镇居民，而基于农村家庭的个案分析较少。因此，本研究以C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疫情下的农村家庭食物消费行为，进而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同时为其他农村地区提供借鉴。

2 C村家庭食物消费情况分析

2.1 C村概述

C村位于山东淄博市境内，地处平原地区，交通便利，且位于两个当地最大的集市之间，居民日常食物采购非常方便。截止2019年底，C村共有328户，常住人口1 300多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当地政府采取了极为有效的封村、封路等“硬核”防控措施，最大程度减少了外来人口流入和人员集聚。C村自2020年1月26日起开始实施封村、封路措施，并发动党员干部执勤检查，为保障本村居民健康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选取C村作为样本调查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C村家庭食物消费情况

在长达2个多月“封闭”防控下，C村家庭的食物消费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发放问卷进行入户访谈，对C村家庭的食物消费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本次调查时间为2020年3月19—23日，调查以户为单位，共发放问卷236份，占到全村户数的71.95%，样本具有较好的说明性。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家庭食物消费方式情况、家庭不同种类食物消费情况和家庭食物消费开支情况。

2.2.1 家庭基本情况 由表1可以看到，所调查的236户家庭中，户主主要为男性，比例占到了79.24%，且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男性户主承担家庭重大决策，而食物采购、食物开支方面的决策以女性承担为主;户主年龄主要集中在40～50岁和50～60岁两个年龄段，两者比例占到了60.60%;86.44%的户主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受教育程度偏低;家庭人口数在3人及以上的比例占到了87.29%，调查的家庭中以3口之家和4口之家为主;66.10%的家庭以务农为主，务农形式主要包括种植蔬菜和粮食作物，另外其他收入来源还包括运输、自营门店、工厂上班等;受疫情影响，各年级学生大多居家学习，调查发现62.29%的家庭家中有在读学生;相比于学生群体，疫情期间返乡居家的在外工作的家庭成员比例较少，截止调查结束，有20.34%的在外工作的家庭成员在家居住。除此之外，在面对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时，大多数户主认为风险较大，持谨慎态度，比例占到了74.58%，他們对其家庭成员的日程防护较为严格;有18.64%的户主认为风险较小，持普通态度，会适当注意家庭成员的防护;有6.78%的户主认为本地距离疫情发生区较远，而且政府实行了封村、封路等措施，认为无风险，持随意态度，这类家庭基本不注意自身的防护。另外，年龄、文化程度也会影响户主对待风险的态度。

2.2.2 家庭食物消费方式情况 疫情期间，C村家庭食物消费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大多数农村家庭安装了宽带、无线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消费方式。从表2可以看到，C村疫情期间的家庭食物消费方式主要有微信跟单、电商平台下单、超市采购、家人或亲戚帮忙采购以及部分食物自产自销。通过汇总主要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不同消费方式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在结合风险感知理论分析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风险感知较强，认为此次疫情风险较大的家庭大多会选择接触人员较少、风险性较小的消费方式，如微信跟单、电商平台下单等，而认为此次疫情风险较小或无风险的家庭，会继续延续传统的线下消费方式，如超市采购等。当然，家庭成员会根据家庭情况和疫情发展选择多种不同的消费方式，从表3可以看到，大多数家庭的消费方式数量集中在2种和3种，两者比例占到了66.52%，4种及以上比例也较高，选择1种的家庭数量最少。通过调查也发现，在C村附近的两大集市关停，以及封村、封路等措施下，大多数家庭成员选择减少外出，转而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消费方式购买食物，而多种不同消费方式的选择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不同消费方式之间的互补性，可以最大程度满足家庭对不同食物的需求;二是疫情发展态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家庭选择不同的消费方式。

2.2.3 家庭不同种类食物消费情况 疫情期间，居民通过不同的消费方式选择自己所需的食物。本次调查统计了236户家庭不同种类食物消费变化情况。本研究把食物种类划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粮油类，包括面粉、大米、食用油、红薯、杂粮杂豆等;二是动物性食物类，包括各种禽畜肉类、蛋类、水产类、奶等;三是水果蔬菜类。从表4可以看到，大部分家庭对三类食物的消费较2019年同期基本保持不变，比例依次为72.03%、57.63%、74.15%，其中动物性食物类比例最低;三类食物消费增加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动物性食物类、粮油类和水果蔬菜类，减少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动物性食物类、水果蔬菜类和粮油类，其中动物性食物类消费增加和减少的比例均为最高，进一步调查发现，动物性食物类中增加比例较高的为蛋类和奶类，减少比例较高的为禽畜肉类，可能原因是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部分家庭出于健康安全考虑，对禽畜肉类有所顾忌，因此为满足身体营养需求和提高自身免疫力，通过增加蛋类和奶类的消费来替代禽畜肉类，从而增加了蛋类、奶类的消费，减少了肉类食物的消费。另外，三类食物消费增加的原因还包括疫情期间家庭成员增多、线上消费方式应用的方便快捷等，减少的原因包括家庭消费意愿减弱、食物价格上涨、收入减少、外出购买食物风险较大等。

2.2.4 家庭食物消费开支情况 从表5可以看到，大多数家庭的食物消费开支较2019年同期基本保持不变，其比例占到了43.22%。有31.36%的家庭食物消费开支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进一步调查发现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疫情期间，在外学习、工作的家庭成员无法返校、复工，滞留在家中，导致日常食物消费开支增加;二是互联网的使用，特别是微信跟单等线上消费方式的应用刺激了居民消费行为，使得家庭食物消费开支增加。有25.42%的家庭食物消费开支较2019年同期减少了，概括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受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影响，部分认为风险较大，持谨慎态度的居民减少了外出采购，居民食物消费意愿有所减弱，使得家庭食物消费开支有所减少;二是部分食物价格上涨，加之家庭收入受到一定影响，如蔬菜价格较往年同期有所下降，销售期缩短、工厂无法复工、自营商铺营业额减少等，导致收入有所减少，因此家庭成员减少了对该类食物的消费，使得家庭食物消费开支有所减少;三是间接性食物消费减少，疫情防控阶段正处于春节假期，封路、封村等减少人员流动的措施，使得部分家庭减少了春节礼品（主要为食品类）的购买，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食物消费开支。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首先借助风险感知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C村家庭食物消费情况可能的路径，然后通过入户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行整理概括，发现疫情期间C村家庭食物消费总体基本稳定。具体结论主要有：C村家庭成员对疫情风险感知存在差异，大多数家庭采取微信跟单、电商平台下单等为主的线上消费方式，并结合超市采购等线下消费方式，极大地满足了家庭的食物需求;食物消费方式主要有微信跟单、超市采购、电商平台下单、家人或亲戚帮忙采购以及部分食物自产自销，且多数家庭采用两种及以上的消费方式;大多数家庭粮油类、动物性食物类和水果蔬菜类消费和食物消费开支较2019年同期基本保持不变，但动物性食物类消费增加和减少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为24.15%和18.22%，家庭食物消费开支增加和减少的比例也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31.36%和25.42%。疫情的发生，对C村家庭食物消费方式、食物消费种类和消费开支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带来的变化也间接反映出村庄对防疫工作的重视。疫情的发生，对C村家庭食物消费方式、食物消费种类和消费开支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带来的变化也间接反映出村庄对防疫工作的重视。

因此根据以上结论，为更好保障和稳定疫情防控措施下C村家庭日常食物消费，并为其他农村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提出以下建议：

（1）家庭成员面对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态度不一，成为影响其家庭食物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普及疫情知识、加强自身安全防护。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应充分发挥好互联网的线上带动作用，农村家庭成员可以通过微信以及淘宝等电商平台购买所需食物，降低外出购买食物的风险，减轻村庄疫情防控压力。（2）和城市的商超相比，农村地区商超虽然规模较小、人流量较少，但相应的卫生防控条件较差，因此需要加大日常安全防护，保障食物品质，降低部分家庭线下消费可能带来的风险。（3）为满足农村家庭对不同种类食物的需求，各地政府应积极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肉类、蛋类、蔬菜、水果等食物的稳定供应;企业也应采取有效措施，如通过扩大生产、降低物流运输成本等，以稳定食物价格，满足农村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对食物的需求。（4）根据疫情的发展态势，适当改进防控措施，尤其是随着疫情的逐步好转和复工复产的恢复，部分农村家庭的食物消费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积极释放农村家庭食物消费潜力，有助于稳定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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