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隐形公民”: 回乡路漫漫

2020-09-12 14:13:45 海外文摘 2020年9期

帕特拉勒卡·查特吉 涓埃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立在这些工人的脊背之上。

最能诠释印度封锁令的似乎是这些农民工:他们头顶袋子,怀抱孩子,行走在公路上,不顾一切地想要回到几百英里以外的村庄。

印度并非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度,但截至八月下旬,其确诊病例也已超过310万。病毒一再暴露出印度国内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政府对农民工的漠视,而农民工正是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 最脆弱的一环 |

我居住在中产阶级聚集的新德里南部,如今的生活充斥着不便。没人喜欢关在家里,连续几天不出门,不外出就餐,也不拜访亲友,即便去杂货店和面包房采购也得戴上口罩。马路上的车辆屈指可数,我的邻居甚至发现了其中的好处:天空澄净蔚蓝——在这个世界上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城市,这是难得一见的景象。而几英里以外,在农民工的首都聚居地,封锁就不仅仅意味着不便了。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反复强调“待在家里”,却忽略了那些拿着日薪维持生计的人,其收入来源瞬间消失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印度劳动力市场脱离政府法律法规约束的“灰色部门”比例高达80%,而农民工是其中最脆弱的一环。印度的基础设施建立在这些工人的脊背之上:他们修建商厦、影城、医院、公寓和酒店;他们是送餐员、装货工、厨师、油漆工和人力车夫;他们站在路边一整天,兜售果蔬、茶叶和鲜花。

由于家乡无处谋生,农民工通常来到城市务工。他们没有加入工会,没签合同,很少享有福利。多数人挣的是现金,也不留下书面记录。他们大多来自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两类弱势群体,官方称之为“表列种姓”或“表列部落”——印度种姓制度的最底层,占印度总人口的25%。1950年,政府在宪法中保障了这两类群体的机会平等,同时为其保留了在教育院校和政府机关的任职资格,以及议会与州议会中的席位。然而事实上,他们经常需要面對歧视与偏见。

“封国令”开始实施的那天晚上,农民工纷纷离开了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金奈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他们没有收入来源,无力负担城市的生活成本;而在家乡,他们不用付房租,更容易找到食物填饱肚子。然而,公共汽车、火车和出租车已经全部停止运行,他们也没法乘坐别的交通工具回家。新闻中说许多农民工被困在了火车站,还有一些人试图偷偷搭上载有疫情必需品的厢式货车离开,但遭到拦截。

行走在公路上的农民工

于是,他们开始徒步回家,起初只有一小拨人,后来变成一群人。成千上万农民工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画面流传甚广,引起轰动。超过50万人离开了印度的大城市,至少20人在回乡途中不幸丧生。

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令官方感到震惊。显然,决策者对这样的结果毫无准备,也没有详细的应急措施,只能发布紧急命令,封锁州际边界,让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以防止病毒继续传播。

政府请求志愿组织伸出援手。施粥场和收容所一经建立,便挤满了人。部分州政府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公共汽车,候车队伍排到了800米开外。

| 政府无暇顾及 |

农民工似乎从来就不在政客的考虑范围之内,最近发生的事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虽然农民工队伍庞大,但却没什么政治影响力。许多人在家乡登记投票,选举时却往往身处打工的城市,因而无法行使投票权。

想要统计农民工的人数也不容易,因为他们总是游走于村庄、城市和工作地点之间。光看数据,你几乎找不见他们的存在。2017年,印度政府的一项经济调查曾作过一次推算,“如果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占比估计达20%,那实际人数其实超过1亿。”

印度设有针对贫困线以下人群的福利措施,但农民工很难享有。艾哈迈德巴德印度管理学院的教授青迈·通贝指出,印度人通常只能在其出生地享受福利。

帕尔塔·穆霍帕迪亚和穆克塔·奈克在印度顶尖智库政策研究中心工作,他们曾在《印度快报》上撰文:“曾有实地考察表明,印度短期劳动力的流动性非常大。如今全国各地的公路沦为步行街,这一说法得到了有力证实。中央政府冷酷无情且仓促地宣布实施封锁,却没有仔细考虑过客居异乡的农民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会如何应对。现在他们知道了。”

不论其必要性,封锁令对缺乏经济调节能力的群体来说,终归会带来难以忍受的困难。四月,印度西部的部分农民工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取得工资和返回家乡的许可。他们既害怕感染病毒,又担心收入为零。22岁的孟加拉族农民工桑贾伊·蒙多尔是一名建筑工人,如今住在印度东部的一处避难所内。他年迈的父母每天给他打好几通电话,询问他过得如何,他的妻子还身怀六甲。“我们有饭吃,但我失去了工作,钱也花光了。”蒙多尔说,“每次父母给我打电话都泣不成声,我实在不忍心听下去,求求你们让我们回家吧!”

|“隐形公民”难发声 |

印度近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一些村民担心新冠病毒跟随返乡人群传播至村里,对返乡农民工避而不见,一个小镇为返乡农民工喷洒的消毒剂是公交车专用的漂白剂。

至于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其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德里的沙希·拉尼即是如此,她依旧在寺庙前兜售花环。寺庙大门紧闭,好在还有一些虔诚的信徒,为庆祝印度教传统节日购买了她的商品。拉尼忧虑该如何养活自己,德里政府的移动食物供给车提供了一些帮助,政府还让房主延缓租户的租金缴纳期限,但拉尼居住的是棚屋,其房东会切实履行规定吗?

德里政府和部分州政府为既不能参加工作也不能回乡的农民工设置了避难所,但并非所有州都这样。印度非营利组织贾恩萨哈斯作了一项名为“隐形公民之声”的调查,旨在了解封锁令对农民工的影响。他们采访了3196名来自印度中北部的建筑工人,结果并不乐观:62%的工人对政府提供的紧急福利措施一无所知,37%的工人不清楚如何运用现有的救济方案。

新冠疫情让农民工突然成为印度国内热议的对象。有关他们处境的问题如此尖锐,只因印度政府一直以来都忽视了他们。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