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即被榨干进了哈佛又添焦虑

2020-09-12 14:12尹颖尧
大学生 2020年9期
关键词:哈佛大学哈佛课外活动

尹颖尧

2020年7月23日,哈佛大学教务长艾伦·M·加伯(Alan M.Garber)博士,在给哈佛全体师生的信中写道:由46名行政人员、心理学专家、心理咨询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调查组,经过15个月的数据分析、深度调查与访谈,最终完成《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专题组报告(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Manag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他们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哈佛学子正经历着抑郁、焦虑、孤独……”

在这个报告中,跟压力有关的词出现了86次!

早在2018年,就有31%的哈佛本科生在调查中声称患有抑郁症。声称患有焦虑症的哈佛本科生人数比率,从2014年的19%急剧上升至2018年的30%。

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引起了哈佛校方的高度重视。

2019年春季学期,哈佛大学教务长艾伦授命成立了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专题组(The Task Force on Manag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全方位摸底哈佛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哈佛新生为什么想不开?

哈佛本科生:压力、压力、压力

最新出炉的《报告》中,有关哈佛本科生心理健康的部分,通篇都在强调一件事——压力!

美国学院健康联盟(the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年,哈佛本科生有自杀念头(suicidal thought)的占6%,有自杀行为(suicidal attempt)的占到0.2%。

比起美国各大学的平均水平(13%和1.9%),这个比率似乎还不算高,调查显示:美国高校每100个学生中,有13个有过自杀念头;每50个人,就有一个有过自杀行为。

新身份认同、考试必须得高分、毕业后得有体面的工作……这些美国各大学新生或多或少都有的压力,在哈佛大学更是被无限放大了。

被哈佛录取前,他们在高中时的精力已经被榨干(burned out)。被哈佛录取后,他们又要头顶一个无法承受的“光环”,他们必须成功,成功的定义也非常简单,就是有权、有地位、有钱。但是,当他们来到哈佛校园,却发现周围都是“高抱负”的同伴。于是,此时的哈佛新生60%以上都會出现“冒充者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即普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总觉得自己不行,缺少自信。

接下来,哈佛新生们便会强迫自己极限地利用在哈佛的时光,他们总在忙碌,总在学习,绝对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不然罪恶感会油然而生。“总是感觉到压力。要做的事太多,时间却不够用。”他们都这样说。

哈佛学生对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是既爱又恨。

大一初期,哈佛新生常常同时试水几个俱乐部和学生会。但要想正式加入必须过五关斩六将,竞争相当激烈,为此,哈佛学生专门创造了“comped”一词,意思类似“挤破头”。

有的哈佛新生同时comped几个课外活动,有的哈佛新生多次comped同一个课外活动,却无功而返。哈佛新生为课外活动消耗的时间、精力相当于攻读一门专业课。

“为了感觉自己做的事有意义,不仅要干好,还得在这件事上比其他人强。为了能干自己所喜欢的事,必须打败其他人。”哈佛学生这样解释comped文化。

他们常常感到孤独,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哈佛,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接踵而来。虽然他们知道许多自救方式,比如睡觉、运动、交友、与家人通电话,甚至给自己放几天假、离开哈佛校园,但是这些都不现实。他们已经在“忙”中无力自拔了,即便是充足睡眠这一人的本能需求,对他们来讲都是奢望。

“(在哈佛)睡眠不足,都被‘神话了。睡足了,表明偷懒了。”“哈佛的文化就是一定得忙,一定得少睡。我们有睡觉马拉松(sleep Olympics),比比谁睡得更少。”“运动也不可能,因为运动要花时间。”这些都是被深度访谈的哈佛学生的经典回答。

优秀的人更孤独更需要抱抱?

哈佛研究生:价值、价值、价值

哈佛研究生们普遍认为学术产出决定自我价值(self-worth),睡觉、心理健康都得为学术成功让路。

“许多教授、老师都经历了我们正在走的路,虽然他们内心深处憎恨这样的文化,却不得不继续执行。”他们说。

哈佛大学也开展了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普查,截至2019年11月的数据显示:23.6%的哈佛研究生出现中、重度抑郁症,其中25%的人正在接受治疗;23.1%的哈佛研究生出现中、重度焦虑症,其中41.4%的人正在接受治疗。

不同的研究生院还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影响着研究生们的心理健康。比如,设计研究生院形成了“为工作牺牲睡眠”的文化,认为这是研究生顺利毕业的“成人礼”,对其的认识往往会是设计公司的相关面试题。

在哈佛医学院,研究生会在临床实习中承受导致产生职业倦怠的种种压力源。

在哈佛法学院,越临近毕业,研究生们越能感受到职场的压力,比如竞争超级激烈的入职面试。

经济是哈佛研究生的另一大压力源。不少研究生在本科期间欠有高额债务,读研更是要花费一大笔钱。除了学费,还有项目材料费、论文发表费。虽然这些费用有的会返还给他们,但是垫付的压力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在哈佛,他们还得做些“漂亮”项目,不然无法进入导师的学术圈。有孩子的研究生更惨,哈佛所在的波士顿地区的生活费、育婴费在全美都算高的。

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哈佛研究生选择职业时陷入困境,相比选喜欢的职业,实现自我价值,他们时常不得不选择找一份能偿还债务的工作。“债务负担太重了。我不仅需要工作,而且是一份能偿还债务的工作。债台越垒越高,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说。

未来工作的不确定,尤其是近年来很多专业领域的终身教职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哈佛研究生压力山大,还会影响他们与配偶、合作伙伴的关系。

压力之下,孤独感油然而生。

调查显示,54.9%的哈佛研究生经常感到孤独。与本科生不同,哈佛研究生很少向同学倾诉,因为他们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既是同学又可能是未来的同事。倾诉意味着示弱,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本科生和入学一周新生的自杀意图调查

目前患有精神疾病正在接受治疗的百分比(本科生)

师生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导师的作用不仅在于指导学术,更重要的是推荐研究生进入自己的学术圈,或分享自己的人脉。

有的导师太忙,有的导师不善交流,有的导师自己心理问题重重,即便对导师有不满情绪,研究生也得忍着。一旦師生关系恶化,研究生会陷入彻底无助的境地。

更换导师,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即便是导师另谋高就,他的在读研究生们也会陷入选择的困境。有的研究生选择转学,继续在导师的门下埋头苦干;有的不得不在哈佛内另选与自己研究方向相似的导师。但是,师生关系又得从头开始。

《报告》最后指出,撰写《报告》时正值新冠肺炎肆虐美国,调查组注意到,经济萎缩、高失业率、社会分裂、失去至亲等问题,肯定会加重哈佛学生的心理负担。

本科生和入学一周新生的自杀意图调查

目前患有精神疾病正在接受治疗的百分比(本科生)

巨大经济压力,让哈佛研究生选择职业时陷入困境,相比选喜欢的职业,实现自我价值,更多选择找一份能偿还债务的工作。

附:哈佛教务长信件原文

Dear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mmunity,

In February 2019, I convened the University-wide Task Force on Manag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 to examine the state of student mental health at Harvard, the resources and supports that are available to students, and the actions the University might undertake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The Task Force has now completed its work.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odays Gazette highlighting its major findings, and the full report is available on the Provosts Office website. The report lays bare the challenges that our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tudents confront and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a clear message at all levels of the University – reinforced by both words and actions – that mental health is a priority and that intellectual growth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should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well-being.

The needs highlighted by the report have only grown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drastically altered student life at every university and has introduced new sources of stress and uncertainty into the lives of Harvard students. The deliver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via telehealth is one example of how we have adapted to this new reality.  We will need to be agile and creative in thinking about how best to support our students in the near term while also keeping sight of the longer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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