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式败局对今天的启示

郜晓文

（作者为本刊学术召集人）

我们赞美张謇“士魂商才”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也鼓励企业家回馈社会，但最基本的还是要尊重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正当性，并以严格的法律给予保护

1894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小邦”，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占台湾。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诚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甲午一役始也。”

翌年，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虽然道路和方法不同，但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三人当中，张謇的年纪最大，已逾不惑之年，才高中状元，生了独子张孝若。连他自己也慨叹，“平生万事居人后”，但后半生的功业，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1853年，张謇出生在江苏南通常乐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父亲的督促下自幼苦读，16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在晚清的科场上摸爬滚打了26个寒暑，有过10年的幕僚经历。在乡居期间，他就有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思想，劝导蚕桑，倡办教育和慈善事业。

但在科举时代，考取功名是天下读书人毕生追求。张謇博学多识，而且经名师指点，仍然连续四次会试败北。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本已不抱希望，没想到高中状元，光绪皇帝授予他翰林院修撰。目睹晚清政治腐败，国运渐衰，半生蹉跎科场，张謇早已产生迟暮厌倦情绪。

揭榜当天，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心情：“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意思是说，如同栖息门楣上闲散的海鸥，已经没有步入官场、钟鼓庙堂的心思，更像一头蜷伏食槽的老马，早已不再有仆仆风尘的念头。

1895年春天，张謇父丧守孝在家，听闻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感叹“凡罄中國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他在为张之洞拟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张之洞来函委托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要求他招集商股，尽快将纱厂办成。张謇反复推究，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仕途，以状元身份投身实业。他称为“舍身喂虎”。

状元下海办厂，是史无前例的惊世骇俗之举，颠覆了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视工商为末业的传统社会，无异于背叛。这须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

张謇兴办实业的起点是大生纱厂，其意源自《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当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中国民间资本受洋商排挤、兼并，在夹缝中求生存。张謇开办纱厂意在与之竞争，实际上有很多困难。由于资金不足，张謇不得不向社会集股，与绅商合作经营，以筹集资金。恰逢上海纱市萧条，张謇常常奔波于通沪之间，面对乡党的讪笑和官府的空言搪塞，仍以坚忍不屈的意志顽强争取，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直到开工半年后，棉纱销路畅通，纱厂获得丰厚的利润，才算渡过难关，最终经营成功。张謇办厂有一个特点，就是“绅督商办”。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跟盛宣怀办的 “官督商办”企业相比，是晚清企业模式的一大进步。

大生纱厂初见成效，张謇没有止步于此，利用纱厂的利润，广泛投资染织、面粉、酿造、食品等轻工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他又把眼光投向传统农业的改造，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还结合沿海滩涂开发，改良旧式的制盐方法，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此外，张謇对运输业和重工业也十分重视，创建了大生轮船公司和资生铁冶公司。20世纪初，张謇创办的企业形成了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集团。

张謇的“实业救国”主张越来越明朗化，形成了以“棉铁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思想。经过对进出口贸易的深入考察，张謇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必须以棉、铁两大工业为核心。可见，张謇对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布局，也有着深入的思考。

张謇在倡导实业的时候，越来越感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在大生纱厂盈利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创建师范学校。1902年，张謇和罗振玉、汤寿潜等商议，决定用纱厂公费在南通自立师范学校，这又是一件开风气之先的大事。作为实业家的张謇对于职业教育有着特殊的敏感，从1906年起，陆续在通师附设了农科、测绘、蚕桑、土科等实用学科，这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雏形。

在实业、教育初见规模后，张謇投入精力发展各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进而推广到市政建设，比如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气象台、公园、剧院，建设公路、桥梁、码头、发电厂，建立汽车公司。在公益事业方面，建立了医院、公墓、残废院、贫民工场、济良所，甚至包括文物古迹和珍稀树木保护。张謇对城市规划与经营具有周密的思考和步骤，近代南通在他的经营下得到全方位发展，从一座闭塞落后的城镇变成了现代化的全国模范城市。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其历史功绩和精神遗产极其丰厚。正如胡适对其评价，“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科举知识分子，转型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的改革家，这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如此重要而多面的一位历史人物，怎样给与恰当的评价？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强调最多的还是“实业救国”。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也称赞他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典范。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与张謇同时代的欧美企业家，也许会更加有助于理解张謇身上的企业家精神。

从1895年张謇投身实业，至1926年去世为止，这三十年中，美国内战结束，国内市场扩张，大规模的工业化，诞生了一大批企业家和发明家。比如，通用电气的爱迪生、钢铁大王卡耐基、标准石油的洛克菲勒、蒸汽船和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金融大亨摩根，等等，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美国式的企业家精神——敢于冒险，富于创新，创业的动机虽然不乏高尚者，但更多的时候是经济激励。当私人财产权得到清晰界定和严格保护，美国从来不乏创业精神。

人们对大企业家的评价也褒贬不一，那些从平民到富翁的传奇故事，往往混杂着大众的指责和谩骂。《纽约时报》社会版上，哈里曼家族、古尔德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经常受到尖酸刻薄的评论和挖苦。但正是这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对自身欲望和机会的反应，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崛起。约翰·洛克菲勒在主日学校课堂上，有一段精彩的话，或可理解其中的逻辑：“当玫瑰生长时，我们唯有摘去那些最小的花蕾，才能培育出美国最美的玫瑰。”美国社会和法律鼓励这样的企业家创业，所以这个国家很快兴旺繁荣起来。

相比而言，中国的民族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民众寄托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这是由中国的文化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的地位一直不高，士农工商，商人居于末流。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重义轻利，历朝统治者的政策多重农抑商，直到宋朝以后，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才开始出现上升。据余英时先生研究，15世纪后中国社会出现“弃儒就贾”的新现象。但即使如此，也不是普遍的，否则张謇的转型就不会自称“舍身喂虎”了。

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观念。在张謇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士魂商才”鲜活证据。张謇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许更符合今天所说的社会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无疑是令人赞扬和值得鼓励的，但不宜作为一种硬性的约束和要求。否则，很可能会抑制企业家的创业动机，其结果是商业不兴，社会事业不振。张謇晚年不顾纱厂盈利薄弱，盲目投资社会事业，导致资不抵债，破产厄运降临。其教训也不必为尊者讳。

商业繁荣，才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我们赞美张謇“士魂商才”的社会企业家精神，也鼓励企业家回馈社会，但最基本的还是要尊重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正当性，并以严格的法律保护，还有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尊重。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面，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更美好的愿景。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近代百年中国商业史，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不断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