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杨晓璐

关键词：浙江精神;中国传统文化

2006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了题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署名文章，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浙江精神也不断拥有着新的内涵和要求。

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悠远的历史根基。这一精神， 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 对浙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选择以时间轴为线索纵向地解读浙江精神，将浙江精神背后所蕴藏的精神实质与数千年来浙江这片土地上的仁人志士们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关联起来，探究浙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历史传统的继承

自古代到近代，浙江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众多历史人物，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熠熠生辉，灼灼闪耀，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抹抹浓墨重彩的笔划，他们的思想主张背后孕育着一整套与主流文化不同，而别有特色的区域文化精神气质。

从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为起点，到陈亮“崇义养利”，敢言功利的思想，到黄宗羲民主经世，舍虚务实的思想，再到近代蔡元培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思想。这一套历史发展脉络完整地展现出浙江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民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它展现了浙江人民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兼容并包，注重和谐的思想理念;勇于创新，敢想敢干的开拓精神。顺其自然地，浙江精神同样是这些思想主张的延续和凝练。我们可以锤炼出以下四种品格：

一是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作为“浙学”的重要思想源头，东汉思想家王充确立了“浙学”鲜明的重“效验”、“疾虚妄”、“崇实知”的思想倾向。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曾尖锐地批评空谈性命的正统理学“相蒙相欺，尽废天下之实”，其思想的主旨被后人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黄宗羲曾评价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事功学派这种突出的经验主义和事功主义思想倾向，深刻地反映了浙江区域文化不尚空谈，注重实干，追求实效的思想传统。

二是自作主宰的创新精神。浙江区域文化一个显著的精神特质，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从东汉王充“不守章句”，西晋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到黄宗羲倡“无君说”，再到晚清以来，龚自珍力主“更法”、“改图”，章太炎首倡“革命”，浙江一再成为冲破僵化思想束缚的思想创新前沿。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以“吾心”作为万事万物的“主宰”，将作为外在道德律令的“天理”转化为人内心的良知，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成为“浙学”承前启后的思想重镇和“浙学”标志性人物。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思想领袖均来自浙江，与“浙学”的流风遗韵大有关联。

三是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事功学派有着极为鲜明的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旨趣。叶适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明确主张“以利合义”，“崇义以养利”，“义利并立”。陈亮也提出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曾指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尘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皮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义利并重是事功学派最受主流思想非议的思想主张，但恰恰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异端”性的思想倾向，最鲜明地体现了事功学派甚至整个浙学的思想传统，深刻地反映了工商业在浙江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四是工商皆本的亲商意识。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反映到政策主张上的一个必然体现，就是对传统的“本末”观念以及鄙视商业、商人的价值观念提出全面质疑，充分肯定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公然为商人经商谋利行为的正当性进行道德辩护。从叶适“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陈亮“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王阳明倡言“四民平等”，都反映出“浙学”特别是事功学派的思想家普遍性地形成了同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重商、亲商意识。

总体上，融内陆文化與海洋文化、农耕文化与工商文化、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为一体的浙江文化，表现出了极为显著的理性务实、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一脉。这一系列同正统主流思想大异其趣的思想主张，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灿烂而极富个性的区域文化传统，是孕育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深沉文化底蕴，为浙江走在社会进步前列培育出了一系列不可或缺的优秀文化基因。正是这些同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的优秀文化基因，使浙江近代以来成为最富有创造性活力的地区之一。

革命年代的继承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生动概括。它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以及建党初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浙江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精神风貌。我们可以这么说，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革命年代从红船精神出发以新的视角解读浙江精神。

浙江籍共产主义者在建党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浙江籍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和伟大贡献，深刻挖掘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共同的浙江精神。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的有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张东荪、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等人。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除了李汉俊之外，都是浙江籍人士。6月，上海社会共产党最初发起的 5 人中有俞秀松、施存统两位浙江人;8 月，又增加了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沈雁冰等，也都是浙江籍人士。他们在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联络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共青团组织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工作。俞秀松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组织的领导者，建立了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为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俞秀松不仅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而且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组织的领导者。沈雁冰（茅盾）是建党早期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上海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为建党前后理论宣传与联络工作作出了贡献。以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沈泽民为代表的浙江籍共产主义者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努力工作，一生都在践行着浙江精神。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浙江所创造的“浙江奇迹”，从具体的，生动的实践活动中论述浙江精神的导向作用。浙江精神来源于时代，来源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活动中，同时，它也激励着人们，指导着人们未来的实践活动。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一张亮丽名片，进入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浙江企业，数量已经连续21年位列全国首位。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最关键的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浙江多年名列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更难能可贵的是，浙江是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当前，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推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努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全面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这些举措，无疑是浙江精神的体现。一些学者，通过阐述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卓越的发展成就来挖掘其中的浙江精神。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 15 年来，浙江人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仅传承和光大了区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进程中，改革初期那种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质朴的创业热情，逐步蜕变为在浙江大地蔚然成风的创业创新文化，推动了整个浙江产业结构的脱胎换骨;走在前列的使命意识转化为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一个个务实举措，推动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不断深化;先行行试的创新勇气升华为勇立潮头，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贡献更多的浙江经验、浙江元素的责任担当;新发展理念引领的新的发展实践，显著地增强了法治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了浙江的文化软实力。基于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了“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要求，这无疑为浙江人民精神世界的变革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经历了40 年走在前列的探索历程，今天浙江在改革发展大局中地位的凸显，是前所未有的。浙江要肩负起新时代勇立潮头的使命，就必须以更高的眼界、更大气魄，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全面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出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会聚起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澎湃动力。

“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作为新时期的浙江精神，既是浙江人民对过去的总结与传承，更是对现在的鞭策和对未来的引领，是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浙江精神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的丰富内涵我们可以从中国数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依据，也可以从中国近现代革命中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中发掘，同样的，浙江精神也指导着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浙江大地上经过七千年历史文化的不断沉淀和积累，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与引领，融有独特文化基因及历史底蕴。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朵奇葩的浙江精神，必将推动浙江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文化竞爭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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