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0-09-14 11:58:30 理论观察 2020年7期

关键词: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孟子仁政

中图分类号:B22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7 — 0026 — 07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进入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学术研究应服务于新时代的需要。

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推进改革向前发展。在中共十九大以后,全面深化改革非但不能终止,反而要更加深入地推进。这样一场几乎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所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所要实现的总目标是什么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概括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了新任务〔1〕。2019年10月31日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为突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意义。全面加强与改进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选择〔2〕,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相辅相成的〔3〕。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有效及有序转型,要形成以发展与秩序为诉求的转变〔4〕。

为了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发挥何种作用呢?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会汲取其中的营养来服务于现实需求。比如儒家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融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固有内涵〔5〕。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尤为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领全国人民努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6〕。全面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时代意义〔7〕,无疑是个庞大的研究课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思想与学说举不胜举。如果只以“形而上”的方式笼统地阐述传统思想学说与当代实践需要之间的联系,将难以了解其中的方法论意义。选择某一经典著作,以务实的方式阐述其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借鉴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孟子所阐述的仁政思想是个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其具有时代局限性,但總的来说其积极理念要多于消极方面。因此,选择孟子仁政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实践目标出发,系统阐述其如何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孟子仁政建构

要了解孟子所建构的仁政思想体系,首先应该了解孟子个人所秉持的价值观。孟子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8〕这句话表明了孟子对他的学说及演化而来的治国思想极为自信。孟子对于先秦诸子百家,最佩服也最看重的当属孔子学说,孟子借用有若的话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就是一大例证。孟子的价值观是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他们认为事物价值存在于人的主观判断之中〔9〕。孟子建构完整的思想学说体系在于他对人性所做出的基本判断,他认为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根据对人性的这一认识,孟子认为在治国中统治者要唤起被统治者与生俱来的善性,那么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和谐交往,万物就会纷纷前来归附而让人大有所获,即“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周易·序卦传》)。在战争状态下,君主如果能与民众实现和谐,那么就可依靠民众打赢战争,即“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图国第一》),带兵将领因其“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辛酉·正月二十八日致沅浦弟书》),即要把杀人当成迫不得已,保民安民乃是战争的最高追求。然而,性善论受到很多思想家的质疑,连尊崇儒术的董仲舒也是如此。董仲舒比喻道“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表明“善”仅仅是人的一种本性,即人性并非全部都是善,表示自己“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为了准确研究孟子的仁政治国思想,他所提出的性善论是基本前提,限于篇幅,此处不对性善论的是非得失做过多阐释。

为了提出具体的治国思想,孟子通过界定“仁”的含义,详细阐述了仁政思想。孟子说过“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以及“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表明他认为“仁”就是人内心中做人做事的原则及价值追求。他还说过“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以及“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表明他把“仁”界定为人与生俱来的善性,首要表现在对自己父母的孝顺上。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儒家孝道对于确定代际之间契约及其正常履行是必要的〔10〕。孟子将个人侍奉双亲的品质推广到一般化的人与人相处之上,认为人如果将对长辈的孝顺与对晚辈的慈爱用于人际交往上,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能实现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从而实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这是良性互动的国家治理。孔子同样认为君民之间如果实现良性互动的关系,如“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矣;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那么国家将会“令则从,施则行”而实现“政之致也”(《孔子家语·王言解第三》)。孔孟描绘了类似的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但这需要“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和才能实现。孟子强调“仁”应该激发与唤起内心真正的善性,且这种“仁”与“善”不能有任何虚假成分,即“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否则虚假的仁将不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总之,孟子从人与生俱来的善性出发,阐述了“仁”的主旨内容,指出统治者如果以“仁”来治国即实行“仁政”,那么统治者与民众就会实现和谐发展,如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为了让当时的诸侯认可自己的仁政思想,从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出发,阐述实行“仁政”的治国收益。孟子指出诸侯创业时应该想着如何将统治连续下去,即“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梁惠王下》)。如何“可继”自己的统治基业呢,孟子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意味着维持统治疆域,增加民众数量并更好地统治人民是诸侯的三大法宝。周朝开国之初,周公告诫康叔封道“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周书·梓材》),可见古代统治者将“保民”作为延续“万年”统治的唯一方法。然而,孟子时期的诸侯国君简单地认为民众数量越多,国力就会愈加强盛,如梁惠王所感叹的“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法家治国思想中,也将民众数量看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象征,如商鞅变法中就包含利用优惠政策吸引三晋之民来秦国垦荒的条款,商鞅认为这种人力资源从敌国向本国的单向流动与发动战争而打败敌国有相似的效果,即“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商君书·徕民第十五》)。孟子秉持的吸引民众的观点与法家利用优惠政策在治国本质上具有某些相似性,他认为统治者只要实行仁政,百姓就会自发地归顺他,即“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皆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上》),其中不同之处是孟子用顶层设计的仁政作为诱饵,商鞅用“利其田宅,而复(复:免除赋税)之三世”(《商君书·徕民第十五》)这种实际政策来引诱。尽管世人在言语中莫不崇尚清廉礼让而轻视财货之利,在实际行为中却追逐物质利益而抛弃道德仁义,即“世人之论也,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及其行也,多释廉甘利”(《潜夫论·遏利第三》),从而法家用实际利益吸引民众的实践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诸侯实行仁政吸引民众前来归顺,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孟子·离娄上》),即国君自己做到了“仁”,官吏也会以“仁”来帮助他治理百姓,甚至连百姓内心的“仁”也会被唤起。这种道德可自上而下产生影响的思想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刘劭指出“仁者,德之基也”(《人物志·八观第九》),说明对仁的宣传与呼吁是儒家德教的主要内容。孟子最后强调“仁人无敌于天下”,对统治者强烈呼吁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尽心下》)。

孟子通過对人性本善的阐述,认为国君实行仁政就能实现天下归之的统治理想。由于仁政的成功建立在人与生俱来的善性能被激发出来的基础上,先秦法家对此极为怀疑。韩非子举例指出人如果承诺去提高他人的智力或延长他人的寿命,“则世必以为狂”而不相信,因为“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仁义也是人的本性,所以“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从而无法达到治国目的,“有度之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道家认为当人变得虚伪狡诈以后,单靠圣人或者国君利用仁义进行道德宣教是不能让人复归本原的,如列子所说“事之破?而后有舞仁义者,弗能复也”(《列子·天瑞》)。在新时代,孟子仁政思想同样不能直接用于治国实践之中。首先,当代中国统治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并非孟子时代的诸侯,即统治者不同。其次,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主要目标是增进民众福祉而非增加民众数量,更不会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前来归顺中国,即统治目标不同。最后,当代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孟子时代所崇尚的忠君思想不同。孟子将国君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国君一切行为直接代表着国家行为,这显然不同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治国逻辑,因为当代中国在寻求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因此,为了阐述孟子仁政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借鉴意义,必须统筹到具体方法上。

三、新时代解读孟子仁政

孟子认为国君实行仁政,应该善待民众,绝不能寄托于严刑峻法。比如要减轻民众负担,不要横征暴敛,让百姓具有生产积极性,即“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特别关注基层民众生活之困难,认为要激发民众与生俱来的善性,必须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儒家以及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的封建统治者都推崇孝道,而奉养老者应该做到“衣帛食肉”的标准,因为孟子认为人到“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饱”(《孟子·尽心上》)。如果民众生活资料达不到这种标准,就无从谈起以“事亲”作为“仁之实”。孟子认为只有“士”才能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即没有物质必需品也会做到仁的内在要求,而普通民众“因无恒产,则无恒心”。如果民众“无恒心”,就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己”,这在国家治理中是最棘手的问题。因此,英明的国君努力让民众实现物质必需品的有效供给,达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在丰收年份可以“终身饱”,在饥荒年份也可以顺利度过困境而“免于死亡”。如果统治者实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那么“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这种致力于解决民众生活水平的“仁政”思想对当代治国理政的借鉴意义是相当大的,因为“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未之闻也”(《淮南子·齐俗训》)。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来跨越贫穷。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努力下,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落脚点依然放在增进人民福祉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解决农村人口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国民众所做出的庄严承诺。当前国家大力扶贫,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以提高生活水准,2020年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解决贫困问题是主要目标之一。新时代的扶贫脱贫,与孟子仁政思想中重视民众生活资料的积累具有某些传承性。

孟子时代的诸侯做到维持民众基本生活水平的难度大吗?孟子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困难。他用民众生活必需品“衣帛”、“食肉”以及实现“无饥”标准的粮食供给为例,说明在住宅旁种上桑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不耽误鸡鸭猪狗等家禽的繁殖饲养,“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田地得到适时耕种,“数口之家”就能实现“无饥”(《孟子·梁惠王上》)。这种不违农时的理念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多干涉民众的生产与生活,这与老子“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理念具有某些相似性。反之,如果民众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孟子把原因归结为国君一定在治国上出现了某些问题。孟子说为民父母的官长可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基层民众却面“有饥色”而出现“野有饿殍”,官长饲养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遇见“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孟子指出这样的官员与“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没什么两样。官吏“为富不仁”的行为被孟子“仁政”思想所竭力抨击。官员应该要“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孟子·告子下》),协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而确保生活资料的有效供给。孟子用生活中的水与火来比喻,治国理政要能帮助民众实现“有菽粟如水火”之充足,这种富裕的生活状况使“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淮南子·天文训》),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帝王应该时刻肩负起管理好民众的责任。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关注民众疾苦,深得民心。对于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最可怕的就是感受不到百姓疾苦,体味不到基层辛酸。孟子指出绝不能让官吏自身的物质欲望建立在压榨百姓的基础之上,对新时代官员阶层的启示意义较大。对于榨取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对其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果断清理出众多无视民众疾苦的腐败分子。对于腐败,孟子道出了制度性根源,“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即贪官污吏故意让田地边界的划分不明确,如此才有寻租机会。当代中国在反腐败中时刻关注着制度建设,尽可能明确产权以及官员岗位权力边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強调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公有资产管理与使用中,行政官员与基层百姓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中庸·十四章》),如此才能避免腐败现象,充分利用公共资源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孟子既呼吁统治者关注百姓的生活疾苦,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应该给予特别关照。孟子说“文王发政施仁”会对以下四类人重点照顾,即年老而没有妻子的“鳏”、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寡”、年老而没有儿子的“独”与年幼而没有父亲的“孤”。对生活极端困难的弱势人群给予更多支持,既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实际举措之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与改革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到极度贫困地区走访与调研,关心贫困人口生产与生活,就扶贫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重要讲话。政府部门让最困难群众及时得到社会保障的资助,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和孟子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相似内涵。没有免费的午餐,孟子承认社会治理需要财政资金,主张国家应该征收税赋而非一味地降低或取消税收。孟子说夏、殷、周的贡、助、彻三种征税制度,本质上是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征收税款,即“其实皆什一也”。当白圭问孟子以二十分之一的税率来征税是否更益于百姓时,孟子觉得这并非百姓所希望的,因为统治者要为“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诸侯币帛饔飧”以及“百官有司”(《孟子·告子下》)等公共物品提供资金支持,特别是“人伦”与“君子”成为维持社会治理的必需品,需要统治者支付财政资金。孟子没有排斥向民众适当征税的观念同样不悖于当代财政实践。

治国理政单靠君主一人肯定不行,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汉初思想家贾谊指出“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所以“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选也”(《新书·大政下》)。三国时期人力资源专家刘劭提出十二种人才可任臣子,英明的君主从“不以事自任”,只须让群臣各司其职,即“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如此“人主垂拱无为而理”(《人物志·流业第三》)。孟子同样不排斥官僚阶层,认为官僚治人且食于人是合理的社会分工模式,即“劳心者治人”并且“治人者食于人”,称这是“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儒家不反对正常的官僚阶层,认为读书人与当官这两种社会角色可以相互转换,当官外还有剩余精力就可用来读书,同样读书之外还有精力就可去当官,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只有在官僚阶层不关心民众疾苦而苛刻地剥削民众时,孟子以及其他儒家思想家才会厌恶官僚。孟子认为官吏用政治手段伤害民众与暴徒用刀剑伤害民众并无区分,即“杀人以刃与政,无以异也”(《孟子·梁惠王上》)。让官僚组织与民众之间进行有效的治理及反馈是至关重要的,孟子认为实现这一点并不困难。孟子觉得只要从最高统治者到下级官员能够“乐民之乐”,那么“民亦乐其乐”,同样“忧民之忧”也会使“民亦忧其忧”。这种统治阶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的态度会让官僚组织与民众之间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促进治国理政的顺利进行,从而“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对于战争成败,古代军事思想认可君民上下同心的极端重要性,即“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战争毕竟属于不祥之事,犹如大火易被发现其中的过错,难以看到其中功劳,即“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曾国藩家书·咸丰六年·十月初六日致沅浦弟书》),带兵打仗的统帅需要过硬的政治素质,治国官吏阶层同样如此。孟子认为只有选拔了恰当的具有能力的官员才能确保可在治国中推行仁政,他指出人才是否具有治国所需的“贤”,仅依据国君身边的人称之为“贤”是“未可”的,只有当“国人皆曰贤”,才值得深入考察这个人才。如果真的是“贤”,才能委任他参与国家治理。贾谊也认为君主选择官吏时应该重视广大基层民众的呼声,指出“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同时对官吏的提拔与罢免也要根据民众的心愿,让民众成为“吏之程”而“察吏于民,然后随之”(《新书·大政下》)。孟子重视最高领导者对诸侯与官僚机构的监督,他借用晏子的话提到天子寻访诸侯的“巡狩”以及诸侯朝见天子的“述职”等机制都具有监督效果。“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春秋公羊传·桓公第二》),足见古代中国对于巡狩与述职机制的制度性保障之全面。当代中国在官员选拔上也极为谨慎,努力将人民的权力赋予给那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去执行。新时代,中国致力于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对党员领导干部实行严格考察。孟子呼吁官僚组织应该有所作为,甚至说出“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孟子·离娄下》),即官员做好政事,出行时让人避己都不足为过。周王朝召公姬奭所实行的统治符合民众利益,使得民众对他休息的地方即一颗甘棠树都倍加怀念,发出“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诗经·国风·召南·甘棠》)的感叹。自古以来,国家最高统治者都会注重对官员能力与责任意识的培养,比如北宋时期要求大理寺法官断案时不能委托给属吏,必须亲力亲为,对中书省检正官也只派一人负责用楷书抄清文书,“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梦溪笔谈·卷二》),力求考察与培养治国人才。统治者谨慎选拔官员参与治国,被选拔的官员需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否则难以有效地治理国家,即“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孟子·离娄上》)。先秦墨家也极为重视治国要选用贤士,利用“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来举例说明“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墨子·亲士》),体现出官员阶层在治国中不可或缺。在当代中国,国家最高领导层极为注重官员是否有所作为,如2016年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以非常务实的态度来调动地方政府行政工作的积极性。被提拔任命的官员应该要以更加努力的工作态度来为人民服务,而没有被提拔任用的官员也应对原岗位继续保持敬畏,绝对严格阻止官员因为没有被提拔而消极怠工的现象。荀子指出君子被任用会“恭而止”,不被任用也能做到“敬而齐”,而小人被任用以后就会“兑而倨”,不被任用就会“怨而险”(《荀子·不苟》),这在新时代也是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孟子认为在国家治理中,统治者让民众心悦诚服才能保证“以佚道使民”,基层民众“虽劳不怨”,即使“以生道杀民”,民众“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如何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呢?只能是“以德服人”,孟子举例“七十子之服孔子”(《孟子·公孙丑上》)来说明用德教感化民众的实际效果。孔子提出“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开明宗义章第一》),儒家的德育从宣扬孝道开始。如果统治者不能用德育感化民众,孟子借用孔子的话说道“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即统治者不实行仁政,国家从国君到民众会快速地传递悖“德”思潮以造成混乱。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认识与改造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从来没有忽视思想教育。在多元化时代,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经文》),当今中华民族修身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能在民众修身养性方面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孟子指出“善教,民爱之”且“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而将“善教”的地位推高到“善政”之上。

总之,孟子仁政思想中某些具体的方法论与新时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某些契合,从而能够提供借鉴与启示意义。那么,孟子时代的诸侯统治者是否按照他的仁政思想来治国呢?孟子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孟子·公孙丑上》),足以表明当时统治者没有用仁政去治国。那么,在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孟子仁政学说会产生影响吗?

四、辅助国家治理

先秦诸子百家提出各不相同的治国理念。儒法道三家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民众已不再像上古时期那样纯朴,人变得虚伪、狡诈且有私欲,如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商鞅认为“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商君书·开塞第七》),韩非子认为“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韩非子·忠孝》),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而“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篇第四》)。然而,儒法道三家对有效治理民众的看法却不相同。老子认为个人修道应该秉持“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法则,逐步消减自身欲望以至于不再妄为,治国也应该顺其自然,“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最后达到无为而治。商鞅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且“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商君书·弱民第二十》),所以要用严苛的法律强迫民众从事他们觉得“恶”的“农战”才能治理好国家。道家强调返璞归真以净化人的心灵,法家强调用刑法来根除人性之恶。儒家不认为人能返回到老子所表示的如婴儿般合于道的状况,因而儒道之争不断,即“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儒家也不认可法家用残忍的刑法手段来约束民众,因为这与儒家围绕“仁”所论述的政治思想相悖,然而这不代表儒家完全弃用了刑罚措施,如舜命令皋陶作“士”时强调“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尚书·虞书·尧典》),即应该综合运用“五刑”与流放手段等刑罚措施来治国。法家旗帜鲜明反对儒家用忠顺孝悌之道来治国,韩非子嘲笑孔子根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大肆批判儒家所标榜的上古舜帝“仁义无有”(《韩非子·忠孝》)。同时,韩非子举例说道父母在生育子女时,“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原因就是男婴与女婴所带来的利益不同,父母对待子女尚且“用计算之心以相待”,儒家却呼吁与民众“无父子之泽”的君主“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让君主对民众要有“过父母之亲”,韓非子认为这是“诈而诬也”(《韩非子·六反》)。对于儒法治国思想的适用性,东汉政治学家崔寔提到的“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政论·阙题二》),称得上相当中肯的总结,即乱世之时应该利用刑罚治国,而太平时期用德教治国更为妥当。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和平与发展始终是时代主题,所以崇尚德教的儒家思想更具有参考价值。另外,法家一些行为的时代局限性极为明显,如韩非子提出治官手段“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韩非子·八经》),即对于活着会坏事而动手杀掉又伤害名声的官吏,帝王可用饮食毒死之,这极度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求,也有悖于实现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东汉另一政治学家仲长统认为“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昌言·阙题一》),即德教是君主治国的主要手段,而刑罚只起辅助性作用。商鞅强调用刑罚把民众塑造成没有个人意志的生产工具与战争机器,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管仲坦言对民众来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孟子所说的“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就是强调用君子之德教来感化民众、顺应民心以达到治国效果。孟子的道德教化更适合于和平年代,在战乱之时,战备与武力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完整是不可或缺的,如战国时期的郑同游说赵王时所提出的“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圉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战国策·赵策三·郑同北见赵王》),正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第一》)。孟子本人也在特定情况下,对齐宣王提出趁燕国内乱之时进兵攻打,否则就会错失良机这一带有强烈战争气息的建议,即“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正义的战争与仁政并不矛盾,“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第一》)。战争取胜的一方很有可能产生骄奢之气,比如齐顷公“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春秋繁露·竹林第三》),最终差点亡国灭身。孟子基于仁政而反对乱用战争作为治国手段的基本理念,应该比较符合和平与发展时期的治理需要。

贾谊对秦王朝的建立与统治进行了反思,认为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迅速提升国力,进而兼并六国以统一天下,体现了夺取政权时可以靠巧智与暴力,即“并兼者高诈力”,而巩固统治以安定民心应该顺应形势以随机变通,即“安危者贵顺权”,这表明统治者对政权“取与守不同术也”(《新书·过秦中》)。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将国家战略重心调到经济建设上。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以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顶层设计,从而需要干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国家治理模式。统治阶级只有和基层民众形成一致的利益诉求时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借此打牢统治根基,即“安高在乎同利”(《管子·版法》),这类似于孟子仁政思想中要求调和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治国理念。从改革开放开始,包括孟子仁政思想在内的一些中华传统思想学说,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且对国家治理能产生积极影响,那么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不排斥。孟子所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表明国家治理要从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需要做起。孟子表示“得其心”就能“得其民”并“得天下”,而“得其心”的方法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即对基层民众想要的,统治者努力将其积聚起来并给予之,而对百姓厌恶的东西,统治者就不要强加给他们。改革开放带动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这让民众衷心拥护党的治国决策。这种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相互支持的国家治理模式,支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树立文化自信的精神源泉,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一起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国家治理,绝对不能等到社会出现严重问题以后才去思考如何予以解决,就像人体不能等到生病以后才去想如何通过调治以求康复,因为“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包括孟子仁政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借鉴作用,以期将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中,有助于保持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国家治理中,信息交流与沟通必须通畅。如果信息沟通不畅,就会出现偏离治国理念的情形,特别要重视下级官员故意对上级的信息瞒报。孟子提到在“凶年饑岁”,基层民众老弱病残大量死亡,年轻力壮也四散奔逃,但统治者储备的生活资料却非常充实,原因就是“有司莫以告”,即下级官吏没有向最高统治者如实报告情况,孟子称这样的官吏“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梁惠王下》)。韩非子同样强调臣子应该如实向君主报告情况,特别反对只报告好事而隐瞒坏事的官吏,英明的君主会“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臣子报告“奸”就表明他们与君主一样厌恶“奸”,如果“不以奸闻”,就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韩非子·难三》)。中国国土辽阔,在信息技术落后时期,信息由于空间阻碍而沟通不畅,基层事务难以快速报告到统治高层,严重影响最高决策层的战略部署。在信息通讯技术变得先进以后,最高统治者得不到有效信息的原因,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归为下级官员人为的信息瞒报了。在新时代,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基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战略方针与国家宏观政策,为了让这些政策措施得到贯彻执行,中央必须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时,中央务必及时跟踪与准确掌握政策执行情况,避免人为瞒报而影响改革向前推进并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对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信息沟通顺畅奠定了制度性基础,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例如,在2020年春节之际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央多次强调基层部门必须尽快如实报告疫情情况,规定瞒报漏报等情况将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对于迅速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结论

在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孟子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仁政思想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一些契合。孟子提到“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即在发现国家治理中存在一些不适宜的制度时,就应迅速变革而不能拖延。这种理念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决心扫除一切不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障碍具有相似性。孟子仁政思想中的某些具体方法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可对当代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统治者按照“仁”的要求治国会和基层民众形成呼应,唤起民众内心与生俱来的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孟子的其他思想如商业发展理念均是在其仁政思想中发展而来的〔11〕。孟子觉得统治者要从百姓利益出发来治國,这样百姓就会拥护他,实现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国家治理向前发展。孟子指出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具体做法包括努力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关心群众疾苦、健全社会保障并确保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严格选拔人才以组建心系百姓的官僚组织来为民办事、统治者自身要保持较高的道德标准并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育等。先秦思想家一般都从阐述“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及治国理念,荀子指出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以及庄子等人物不理解“道”是“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而这些“曲知”的思想家“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据此阐述自己思想以使得“内以自乱,外以惑人”而造成“蔽塞之祸”(《荀子·解蔽》)。换言之,孟子仁政思想具有局限性,在新时代其局限性只会更大,所以必须依托时代需要与现实情况来解读孟子仁政思想。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最新理论成果,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全方位科学指南。因此,在借鉴孟子仁政思想时,必须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去利用,这样才能避免造成“蔽塞之祸”,以便让孟子仁政思想发挥更多余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多次引用《孟子》著作中的语句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足以证明合理借鉴孟子仁政思想的有益之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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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岩,王瑶.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党的执政能力:中国的逻辑〔J〕.广西社会科学,2016,(06):32-35.

〔4〕丁长艳.国家治理类型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J〕.社会科学论坛,2015,(07):221-227.

〔5〕迟成勇.论儒家伦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甘肃理论学刊,2016,(03):37-44.

〔6〕吴倩.“中国梦”的文化基因与民族特质——论儒家群己观对于“中国梦”的理论意义〔J〕.理论月刊,2014,(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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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金波,聂辉华.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J〕.中国社会科学,2011,(06):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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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