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内在逻辑

2020-09-14 11:58:30 理论观察 2020年7期

陶富林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D4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7 — 0084 — 03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农村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钟摆”角色,既可以成为稳定的根源也可以成为革命的根源〔1〕p89。近年来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政治格局总体稳定。但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区与深水区这个社会转型的巨大难题,社会总体稳定的格局会不会受到新的冲击?如何继续维持农村政治的相对稳定状态?如何更好地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视角要么强调国家宏观政策与体制〔2〕;要么突出了农民政治行动与政治心理的主观因素〔3〕;要么把客观的经济指标摆在解释农村政治稳定原因的首要位置,而忽视农村社会的现实性变动条件〔4〕,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我国农村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基于此,笔者认为从亨廷顿从社会流动的视角出发将农村放在整个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分析不仅符合社会动态发展的特征,也符合我国社会各阶层间流动的事实,可以更好地阐释社会流动与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亨廷顿的社会流动理论

(一)社会流动的政治内涵

亨廷顿用三个公式概括了社会流动的政治内涵: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5〕p3。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当社会动员不能满足人们的社会欲望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被激发,农民只能通过超负荷的政治参与排解内心的社会颓丧感,但政治参与一旦超过政治制度化水平承载的范围,就会引发农村地区的政治动乱。基于此,亨廷顿认为社会流动是排解社会颓丧感、治愈政治动乱的最佳途径。社会流动为农民提供的增收渠道和经济效益可以有效替代政治参与所获得政治补偿,使得政治参与回归制度化所能承受的水平和农村政治相对稳定局面的实现。

(二)社会流动的表现形式

亨廷顿把社会流动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表现形式〔6〕p234,横向流动是指农村人口从乡村地区流向城市地区实现都市化的过程,通俗的来说就是农民的居住地由农村转移城市,生产方式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纵向流动是指原本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原有的职业,流动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上使得收入水平得到提升。本文中所论述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指中国农民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通过国家提供的横向流动机会,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地域转移,改变原有的居住场所、生产方式、职业身份和以及经济状况的过程。

(三)横向流动面临的淤塞

亨廷顿洞察到农民通过社会流动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些淤塞〔7〕p128。一是横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更替,第一代流动者的子女在城市环境下长大融入城市的精神需求比父辈更强烈,新的“相对剥夺感”由此产生,会对社会稳定造成新的冲击。二是社会流动会造成农民群体间的收入分化加大,农村内部的经济结构分层导致经济利益的分化与冲突。第三,社会流动会改变离乡进城务工人员对乡村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乡村的认知,形成新一轮的乡村认同危机。

      二、社会流动与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内在逻辑

(一)利益分化:社会流动欲求激发

传统小农经济体制下的农民被严格地束缚在其所居住地域的土地上,那种先赋性、继承性和不可更改性的农民固化阶级身份和农村封閉的层级结构造成了农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流动的机会的“与世隔绝”状态。随着市场经济兴起,社会结构开始发生转型,利益主体分化趋势日益显著。农村传统保守的观念被打破,民众内心不再满足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物质生活的渴求被激发。但农村的发展速度远比不上农民这种对社会渴求欲望增长的速度,这就形成了现状与欲望之间的落差。再加上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进一步拉开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使得农民的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更加强烈,社会流动的诉求和呼声日益强烈。

(二)经济满足:农民的社会受挫感降低

自20世界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逐渐打破,农民重新获得在乡际间和城乡间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村生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不仅激发了农村生产活力,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农村政治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还大大释放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一点刚好迎合了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劳动力需求。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不仅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农业收入格局,在加上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接受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农民在物质基础上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实现收入增长的同时社会受挫感也大大降低。农民在城市发展中贡献的力量也极大地推动城市经济结构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大大推进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三)观念转变: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相对平衡

社会流动的实现不仅改善了基层民众物质生活水平,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政治制度的认知。过去基层民众往往把不满情绪的原因归为制度政策,认为只有通过上访、群体性事件、诉讼等政治参与的方式来才能维护自身利益,但政治参与一旦超出了制度化载体所能容纳的范围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发生。随着社会流动的实现,农民越来越多将主要的精力转移到谋求经济收入上。“钱能解决一切的思想”逐步占据了乡村主流,民众的政治参与动机逐渐下降。另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基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促使民众政治心态逐步发生改变。再加上社会流动的过程本身就是基层民众增加对社会和制度本身认同的过程,经济收益大大缓解了民众对政治的不满情绪,民众借助政治渠道争取权利的这种观念逐渐被物质层面的经济满足所取代,从而使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回归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三、社会流动理论对农村维稳工作的现实启发

(一)农民回流:农村稳定的主攻方向

亨廷顿的社会流动理论更多的是从“平流”和“上流”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流动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面对科技赋能的大背景和生产智能化的大趋势,人工智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使得工厂和企业给农民提供的岗位明显减少是农民选择回流返乡的重要原因。另外,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就地转移机会日益增多,为农民“回流”返乡置业提供了重要保障。农民回流对农村稳定的带来的挑战有:一是基于过去乡村土地承租和流转制度的不完善,有可能会引起农民和留守农民之间的土地矛盾与纠纷,从而对政治稳定的构成潜在威胁。二是在返乡农民这一庞大的群体中并不排除一些在城市中赚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回乡后觉得自己财大气粗,甚至会聚集乡村混混打牌赌博、打架闹事等破坏乡村秩序的行为,这也是农民回流对乡村稳定一大威胁。针对农民“回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基层政府应该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与监督,积极推动落实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实现农村内部就业系统的有效循环,帮助返乡农民实现乡村融合,吸纳返乡农民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实践。

(二)村民参与:农村稳定的内生动力

村民自治存在两难,一是难在监管,二是难在参与,尤其是随着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民众政治参与的动力明显不足,乡村发展面临严重的“人才危机”。如何实现新时代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再平衡,是亨廷顿提出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平衡带给我们的现实冲击。亨廷顿认为只有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比例维持在相对平衡状态,社会才会呈现相对稳定状态,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行。反观农村70年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农村的变化验证中国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另一方面我们也即将面临新一轮的乡村政治参与危机,当前我们的农村并不是政治参与超过制度化的水平,而是村民自主参与小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水平。亨廷顿提出应该通过乡村动员或“绿色起义”的途径重建政治稳定, 所谓绿色起义就是指通过扩大政治参与的方式引导农民参与政治生活, 用制度化的体制进行疏导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的长久态势〔8〕p86。政府应积极拓展自下而上的阶层流动渠道,消除阶层之间的隔阂,实现基层民众政治参与重新适应当前基层政治体制的需求,这是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

(三)社会融合:农村稳定的价值所在

从柏拉图提出的劳动分工论到哈耶克倡导的权力至上的自由主义,再到罗尔斯奉行的平等分享权利同时承担义务,我们可以看出从古至今社会差异无处不在,更何况是生活在当前这个人生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钱生钱的速度的时代,何谈消除差异?亨廷顿提出政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好地扮演了社会政治压力疏导者的角色,在社会差异的中间地带正是党和政府大展身手的舞台,本着尊重差异、正义约束的执政、施政理念实现社会兜底政策再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让人民真正感受差异背后的正义,这是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十九大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要把“人”放在首位。不论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是面对新一轮的农民“回流”潮,实现稳定的关键都在于“人心”,也正好验证了那句“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制度并非冷酷无情,社会规则也不是类似于马拉松式的淘汰机制,而应该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流动基础之上、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循环的新陈代谢机制,最终实现人与人、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这才是追求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 考 文 献〕

〔1〕〔5〕〔6〕〔7〕〔8〕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2〕徐勇.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J〕.社会科学研究,1997,(05).

〔3〕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05).

〔4〕党国印.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問题与对策〔J〕.中国农村经济,1997,(03).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