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公后第一人:王树楠在新疆文坛交际考略

2020-09-14 12:03:33 神州·上旬刊 2020年9期

摘要:晚清著名边吏王树楠作为近代新疆开发史上卓有贡献的人物之一,在诗歌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曾一度成为乌鲁木齐诗坛的盟主。本文即以王树楠在新疆的文学创作与交际活动为中心,考察其交际对象与文学影响,从中一窥当时新疆文坛乃至社会的基本状貌。

关键词:王树楠;新疆;文学交际

王树楠作为晚清新疆正式建省后的布政使,在乌鲁木齐成为省会之后,同大量的调任、流放官员一起在新疆的开发建设之中积极发挥作用。“重定《南疆粮草章程》,改革金融货币,创设邮政局,开办实业,兴办教育”[1],其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更是研究新疆地方史的必读之书,规模宏大、体例完备,史料价值较高,绝不可能是其凭借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且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史料记载,王树楠雅好文学,在到任乌鲁木齐之后,先后组织参与过著名的“水磨沟之会”和“倚斗亭之会”,期间和日本人也多有唱和。

综观上述,作为主政一地四年之久的官员,王树楠的文学活动必然深刻影响着当时乌鲁木齐乃至新疆文坛,考察他的交际对象及文学影响,对了解其时新疆社会的基本状貌将大有裨益。

1.王树楠与新疆

王树楠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咸丰元年(1851)生人,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祖籍热河承德,出生在河北新城。生于耕读世家的王树楠天资聪颖,加上良好的家庭熏陶,16岁时便中了秀才,24岁被聘为通志局修纂,26岁考中了举人,文采曾被李鸿章激赏为“苏长公后第一人”[2],但进士屡次不第,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终于高中,其年王树楠已经35岁。踏入仕途的王树楠,先后历任六部主事,四川青神、资阳等多地知县,后辗转在甘肃兰州任职。

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樹楠补授新疆布政使,在疆四年,主持全省的民政和财政。到任后,他积极调查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惩治贪官污吏,改革税收;统一货币;发展教育事业等等,惠政甚多,又耗时三年主持编撰《新疆图志》,并亲自编写了其中《礼俗志》、《物候志》、《国界图志》、《山脉图志》等部分,成为在近代新疆开发史上贡献最大者之一。此外,王树楠与当时贬谪流放到新疆的裴景福等人也多有往来,除了文学酬唱,以至于在《新疆图志》的编撰过程中也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同时,这位晚清边吏在新疆与日本人的交往也是史无前例的。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王树楠正好遭遇时任巡抚联魁的弹劾,但终因证据不足而未能论罪,时局动荡中便弃官还乡而东归。关于王树楠在新疆的这些活动行迹,将是下文论述的核心。

王树楠离开新疆后,清王朝很快宣告寿终正寝,历史进入了中华民国时期。1914年,赵尔巽担任清史馆馆长期间聘请王树楠为清史稿的总纂;后1928年,受张学良邀请出任萃升书院主讲。王树楠晚年仍然孜孜不倦,致力于著述,1936年逝世于北京。

2.从王树楠诗歌创作考察其文坛交际

王树楠一生著述甚富,多至五十余种,与新疆有关的诗作在12卷的《陶庐诗续集》中,而其中关乎友人之间酬唱应答之作亦不在少数,特别是与裴景福、宋伯鲁、方希孟、载澜等人。

七绝《裴伯谦同年将南归,宋子顿侍御、方筱泉观察,随少伯制军之幕兰州。定甫上公、星桥中丞邀集同人宴之于倚斗亭,佐以西域偎郎之舞,因附小诗志别》二首:

“小合森森万木秋,绿阴深处度歌喉。销魂一阕偎郎曲,红袖缤纷对白头。

天涯漂泊等萍蓬,盛集匆匆似梦中。谱罢龟兹新乐府,听君齐唱大江东。”[3]

从题目来看,是送别裴伯谦即将离开新疆时举办的饯行会上所作,裴伯谦何许人也?裴景福字伯谦,为人喜好收集古董字画,在广州任县令时遭人弹劾被革职流放,光绪三十一年(1905)远戍新疆,宣统元年(1909)释还,著有记录西行路上见闻的《河海昆仑录》六卷。由此可知,这首七绝基本上作于宣统元年,而与会的其他几人又是怎样的身份?宋子顿即宋伯鲁,因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而受牵连,危难之间,辗转被时任伊犁将军的长庚看中,请赴新疆,宣统元年(1909)随长庚赴陕甘总督任而东返。王树楠与裴景福、宋伯鲁是同年进士,感情上自然要略深一些,因此当王树楠恳请长庚将宋伯鲁留在乌鲁木齐主持新疆通志局、为新疆修志工作时,宋伯鲁为报答知己写成了《新疆建制志》、《新疆山脉志》各四卷,著有《海棠仙馆诗集》十五卷。方筱泉即方希孟,光绪二年(1876)随新疆军务帮办金顺进疆平阿古柏之乱,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为伊犁将军长庚幕宾二次出关,“以七十高龄考察新疆铁路建设计划,历时五个月,行程八千里”[4],著有《息园诗存》、《西征录》、《西征续录》等。少伯,即伊犁将军长庚,其时正遇赴陕甘总督任路过乌鲁木齐。定甫,即载澜,爱新觉罗氏嫡亲,因参与怂恿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打压八国联军被问责遣送新疆。星桥中丞,即新疆巡抚联魁是也。仅从这二首七绝的题目不难看出:王树楠的交际对象都是当时颇有身份和地位的地方官员;此外,这些上层人物往往兼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这样,凭借政治上的地位与斐然的文采,王树楠成为乌鲁木齐诗坛盟主也就无可厚非了。

前文已提及,王树楠与裴景福、宋伯鲁乃同年进士,感情自然较为深厚。除上文所引述两首七绝外,《定甫上公席中赠伯谦》[5]、《送裴伯谦南归三首》[6]都是单独写给裴景福的,一方面赞叹友人文采卓然和对友人的歆羡,一方面感叹时局和抒发胸中愤懑。在与宋伯鲁的酬唱应答之作中,宋伯鲁感念王树楠以宝剑相赠,遂有《王晋卿方伯以剑赠行诗》,王树楠则在水磨沟之会上给他写了《定甫上公水磨沟别墅公宴别宋子顿》。此外,方希孟在水磨沟宴会上有诗作《定甫上公、星桥中丞集会垣诸公,招同宋芝洞侍御、杨鼎臣观察、裴伯谦大令水磨沟公宴,即席赋呈晋卿方伯》,作为回应,王树楠有《次韵筱泉水磨沟公宴》两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宴会中的杨鼎臣即杨增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疆,先后在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任道台,在王树楠离开新疆后,杨增新旋即成为新疆这个大舞台的主角,他一生著述颇多,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读易笔记》、《读老子笔记》、《阴符经补注》等。

另,据方希孟《息园诗存》及前文所述,在水磨沟之会后,裴景福、宋伯鲁、方希孟相继离疆东归。而王树楠的文学酬唱并未就此终结,他还在新疆接待过好几位日本人,并赋诗相赠。从诗歌互赠的数量与其中情感的流露来看,林出慕胜、日野强与王树楠的关系较为密切。光绪三十三年(1907),林出慕胜27岁,被清政府雇佣为乌鲁木齐陆军学堂和法政学堂教员,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到达新疆,王树楠将他视为家人一般,并亲自传授国学,这在其诗歌《丁未林出君慕胜壮游大宛、乌孙诸地,乌垣小憩,将返故都,于其别也,成四十字歌以赠之》和《林出慕胜从余游三年,将东归,赋诗赠别二首》中表现较为明显。日野强“1906年9月奉命出差中国和印度,1907年做为参谋本部少佐,经陕、甘到哈密、伽师、疏勒、疏附一带活动,1907年12月结束此行”[7],王树楠有《正月元夜日本南州少佐日野强来游西域所赋赠之》等多达五首诗作赠予他,可见二人感情之一斑。当然,结合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國领土和资源早已垂涎三尺,王树楠敢以新疆地方长官的身份与这些日本当局的官员交际,必然是在清政府的示意之下进行的。

综上所述,王树楠在新疆的文学交际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凭借新疆正式建省后的布政使身份,身边聚集了一批调任、流放的官员群体,而这些官员同王树楠一样,不仅在近代新疆的开发建设之中积极发挥作用,维护了当时新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做出了一定的政绩;同时,他们热爱文学,通过诗歌创作来酬唱应答、愉情乐性,形成了乌鲁木齐的文学圈,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晚清新疆文坛以外放官员为主导、表露思归之情及异域风情的作品居多的文学风貌;此外,通过对以王树楠为盟主的乌鲁木齐诗坛文人诗歌创作的粗略考察,从中也不难窥见其时新疆社会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实况,这对我们今天了解晚清新疆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史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是王树楠在清政府示意下与日本人的交际交往。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当时虎视眈眈、不怀好意,但王树楠表现出来的坦诚直率莫不让人动容,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秀品质。在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积极融入世界,不断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应该发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让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袁澍.王树楠与近代新疆开发建设[J].新疆社科论坛,2001(1):67-70.

[2]尚秉和.故新疆布政使王公行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418.

[3][5][6][7]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96-400.

[4]顾世宝.西出阳关 历代亲历西域诗人剪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98.

[8]王会安.王树楠传略[J].新疆地方志通讯,1983(2):35-37.

[9]戴良佐.近代方志名家王树楠[J].新疆地方志,2001(1):62-63.

[10]戴良佐.王树楠与《新疆图志》[J].中国地方志,2002(3):4.

作者简介:张亚飞(1994.12-)男,陕西省咸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宋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