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游降魔篇》中的悲剧性特质

陈鹏

摘  要：《西游记》成书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古往今来吸引了无数读者，其中周星驰可谓是这广大喜爱者中的偏爱者。对于《西游记》里的玄幻奇特故事，他常常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经过其多年的构思编排，最终周星驰的这部脍炙人口的喜剧电影《西游降魔篇》成功诞生。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在中国香港电影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电影作品里呈现出的悲剧性特质是周氏喜剧电影与普通喜剧电影的最大不同。在《西游降魔篇》电影主题方面，从前周氏电影中的经典桥段俯拾皆是，对无知愚昧的批评以及悲怜同情依旧十分浓厚，许多笑都是从悲中发出，在它喜剧氛围的背后饱含忧伤，这也是周星驰电影经常出现的主题。在角色塑造方面，《西游伏魔篇》中的悲剧性人物极其具有代表性，主要讲述了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故事，也使得这种悲剧性得以强化。本文将从《西游降魔篇》里五个经典悲剧性故事出发，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美学悲剧性特质。

关键词：喜剧电影;无厘头;悲剧性;周星驰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2

大众把周星驰与“后现代”和“无厘头”联系在一起，但周星驰电影的风格远远并不能用这两个特征来概括。无厘头的笑点可接受性是建立在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身份和心理之上的，在周星驰《西游降魔篇》中，无忧公子和四个年龄比较大的侍女对话间的冲突，以及孙悟空手把手示范，对段小姐进行跳舞的教学场景，这些片段中的喜剧效果更加注重依托肢体动作上的趣味而进行。从电影表现技巧的细节上看，周星驰喜剧电影的悲剧性体现在电影主题上，贯穿于周星驰电影的整个主题之中。对于电影来说，它不是拥有很多“包袱”或笑点就是喜剧，亦或破坏美好的事物就是悲剧。把美好的一切毁灭给人看，这才是悲剧的关键所在。不论毁灭的过程是悲惨的、柔和的、平庸的还是滑稽的。相反，以荒诞、戏谑的方式来反映不应如此荒谬的悲剧现实，是比“无言的痛苦，笑而不语”更高的层次。也正是由于周星驰喜剧电影中大量无厘头片段的存在，使得周氏喜剧背后蕴含的悲剧力量更能深入人心。

《西游伏魔篇》开头为了引水怪和玄奘出场，影片特别设计了小女孩一家人惨死的桥段，完美地诠释了“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其中具体片段是这样的：小女孩起初站在河岸上玩着水花，他的父亲为了吓唬她，以逗小女孩开心，灵机一动下水扮演了一个水妖。小女孩起初发觉父亲不在身边后环顾了四周，从她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湖面平静，四周也是异常的安静，这一场景流露出的诡异，连带着观众也开始心头一紧，小女孩的内心也出现一丝慌张，就在她情绪决堤开始嚎啕大哭的时候，小女孩的父亲突然从水面蹦出，连带着在水里做各种搞怪的动作，小女孩也开始由悲转喜，一扫最初不安的情绪。就在原本大家以为故事将以这一有惊无险的结尾收场时，影片里第一幕悲剧性的故事悄然发生了，水下的妖怪悄无声息地将小女孩的父亲吃掉。荧幕上反差强烈的地方是在父亲双脚在水面上挣扎，而小女孩待在原地痴痴地发笑，丝毫不知父亲已经惨死，最终父亲的鲜血染红了湖面，画面再一次安静了下来。这一强烈的反差危难事件最终给人一种哀伤的情绪。周星驰先抑后扬的手法，让喜剧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将一个悲剧故事顺利转化，这也印证了“悲剧要求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的危难;喜剧则滿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和烦恼的模拟”[1]这段戏后来的部分是，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水怪吃掉后，拿着一把刀从高处跃入水中，拿着镰刀要杀死水怪给自己的孩子报仇。找寻水怪不得便在水中胡乱砍了一通，正当其一声声绝望喊叫时，水怪在湖面出现，血盆大口朝着母亲。人性的怯懦的表现了出来，母亲看着巨大的水怪一动都不敢动，最后被无情的一口吃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2]这幕悲剧场景前后情节完整，刻画了小女孩一家三口惨死的悲剧事件，不由的会让人内心产生悲悯的情绪。

“在悲剧中，血腥和死亡并不是必需的”[3]。人世间的冷眼旁观，周星驰本人算是看得透彻，也经历颇多。正因为如此，他总想在他的电影中加入人类的无知和自私元素。这部电影中同样有此桥段，村子里所有的人宁愿相信那个声称可以抓妖怪的无良降魔人，也不愿相信一片赤诚真心降魔的玄奘。最后因为相信那个降魔人，村民纷纷跳到湖中，结果水怪席卷而来众人最终被水怪吃掉不少。虽然后来玄奘竭尽全力救了他们，但玄奘并没有得到村民的感谢，最终玄奘只能失落离开。这也是影片里第二个悲剧性的桥段。这个桥段里悲剧性的一面完美体现了高尔基所说的“人性的灭亡”，玄奘在人们欢庆劫后余生的喜悦中落寞地离开，心中遭受内在的伤害，是无言的痛苦，也是村民麻木人性的一个最终反映。这也正是悲剧的本质精神所在。

“从美学意义上的悲剧观念来讲，悲剧人物会遭遇到一个结局不幸的灾祸、失败或死亡的悲惨事件，并常常使个性遭到毁灭或者使自由自觉的人性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4]。影片中沙僧与猪刚鬣的前世，都是良好且正直的形象。沙僧的前世是拯救孩子的义士，但遭村名误会，含冤被杀后化作水怪，报复村民。猪刚鬣的前世则是钟情妻子的好男人，但遭妻子与其情夫的暗算被害，含恨化作猪妖，报复天下爱慕美色的女人。这里也是《西游降魔篇》中第三个悲剧事件，前世的恶果种出了今生的冤孽。这二个人物不幸的结局遭遇，在前世今生的旅程中饱含了无极的悲剧性，此类悲剧也更为深刻地展示了人的个性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被泯灭的。如若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奏，沙僧与猪刚鬣没有误解与奸人所害，两人短暂的一生可能多数会在普通且快乐的生活中度过。今世之滥杀无辜，残虐狂暴的妖怪形象便会如过稽之谈不复存在。从表面上来看，猪八戒认为既然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那些有情的俊男靓女们，我要杀个干净。其实还蕴含了更深层的意义，因为猪刚鬣本会度过平凡而简单的一生，但应长相丑陋就不得女人欢喜，遭到背叛的他，使他对纯真的爱情感到绝望，扭曲了原本的心灵，进而造成了后面悲剧的产生，这也让我们看到其滥杀无辜行为背后命运对他不公正的一面。无论是水怪报复村民亦或者是猪刚鬣斩杀俊男靓女，这里都呈现出悲剧所特有的审美，背后蕴含的深邃哲理内容启人深思。

“别林斯基强调说悲剧事件一定是具有必然性的”[5]，电影中玄奘探访孙悟空是影片第四个悲剧事件，其发生演变也十分具有必然性。孙悟空由于长期被困五指山，积怨很深，与此同时，玄奘为了降伏猪妖请求孙悟空帮忙。这里孙悟空得知有人来救，兴奋至极，渴望出去。他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知道悔改，但实则妖性未除。五百年的积压，更增添了他的怨恨和烦躁。所谓的修成正果，重要在于心正无扰，就算是困于五指山下，无求无欲，安得孤单，能够如是，我相信孙悟空早已立地成佛。但孙悟空不懂得这点，在山洞中披头散发，苦不堪言。表面上来看是佛祖将他压在五指山下，折磨他，其实是他自己折磨自己。若是他真有佛性，在五指山下又能如何？其实无论是猪刚鬣还是孙悟空，苦命导致积怨，积怨又导致苦命，人世间的痛苦也因此恶性循环，能真正跳脱出来的又有几人？由此可以看出，悲剧发生及其结局的都有其必然性。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6]。相信不只是片中的玄奘，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样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喜欢她却没有在一起，原因有很多，或许是当时的虚伪，或许是自身的懦弱，又或许是条件的不允许。种种原因，致使我们错过真正所爱之人。这里爱而不得是最后一个悲剧事件。随着电影作品里经典插曲《一生所爱》旋律的响起，更是将这种悲剧氛围上升了一个层次，《西游降魔篇》中玄奘遵守清规戒律，不敢承认自己的情感，不敢直视别人为他做的事。直到最后段小姐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护他，他才透彻。无奈最终两位有情人天各一方，阴阳相隔，再也没有相爱的机会。错过终将错过，这也将是玄奘心中永远的缺憾，伴随其余生。爱情的感觉真正能够体会的能有几人？妥协的爱情，还算是爱情吗？在周星驰的生命中也有过这么样一个女朋友，希望能和他结婚，但是他笑笑说，神经病。这个片段他在很多场合中提到过，这部电影中段小姐要求和玄奘成亲，玄奘也说了这三个字，“神经病”。玄奘无疑是爱段小姐的，但是自身的困顿以及对佛法的追求，在他看来儿女情长毕竟不值得一提。对于当年那个为命运奋斗的周星驰来说，想必也正是如此。影片最后段小姐被孙悟空打死，而玄奘攥着段小姐化身的水晶到西方取经。有过痛苦，才知道众生真正的痛苦;有过执着，才能够放下真正的执着;有过牵挂，才能了无牵挂。原本令人十分向往的爱情，结果最终以此种形式收尾，带给人在欢笑之余另给予其启发或者沉思，也许这就是悲剧真正吸引人之所在吧！

悲剧，无论在艺术类型上还是在审美意义上，都不是当下流行的话题，因为它与当代流行文化格格不入，而当代流行文化更倾向于喜剧和喜剧美学，追求娱乐和快感的最大化。就像周氏喜剧电影一样，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被所有人所接受，其幽默诙谐的无厘头桥段与喜剧背后打动人心的悲剧性事件，直至今日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与挖掘。但悲剧不论是作为艺术领域里的文学形式还是形态上的审美形式，始终深受众多艺术家、美学家和哲学家的青睐，被称为艺术的贵族，最具启发性的审美形式。尼采就曾经指出：悲剧“要使我们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悲剧所特有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7]。在特定时刻的悲剧审美，悲剧审美者不仅能逃避世俗生活的干扰，体验另一种的生存快乐，更多的是由悲剧人物，事件，悖论，思考自己的或他人的命运，甚至是研究哲学的人生观，得到一些启示，并可能会落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从而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周星驰的这部《西游降魔篇》喜剧电影中，我相信随着时间，这部电影作品会不断对观影者进行熏陶与启发，使其除了不仅会被令人捧腹大笑的笑点吸引外，更会对其演绎的独特悲剧事件产生深思与共鸣，这其实也是悲剧独特的审美魅力。

参考文献：

[1]法·高乃依：《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载伍蠹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3页。

[3]法·拉辛：《<贝蕾妮丝>前言》，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五页。

[4]美学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07頁。

[5]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6]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页。

[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