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理”处寻“真理”

陈美兰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故事取材于“东海孝妇”的民间传说，剧本以优美的唱词呈现了元杂剧丰富的艺术魅力。在教学这一课的过程中，课堂品味语言的过程比较顺畅，但在情节的梳理环节中，学生困惑于“有钱的蔡婆婆在遭遇向钱开的衙门时，窦娥本可以有获救的机会，作者为什么非要把她推向断头台？”“一向善良懦弱的窦娥为什么会发下那样的重誓？”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做一点粗浅的解读。

一、学生质疑源于情节的有力支撑

作品中关于蔡婆婆有钱做了多处的渲染。例如楔子部分，蔡婆婆口述“家中颇有些钱财”，窦天章云“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兑还他四十两”，赛卢医亦云“問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多处的交代验证了作者是将蔡婆婆作为有钱人的身份来界定的。而窦娥希望能还他清白的官府又是怎样的呢？在第二折中，扮演官员的“孤”这样口述：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如此赤裸裸的言辞充分暴露了官僚的贪婪面目，作者多处设置了这样的语言铺垫，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蔡婆婆有钱，对窦娥又有母女情义，再加上官府爱钱，蔡婆婆不拿出银两解救窦娥，反而任由官府将她推进一条不归路;结尾部分，一向善良软弱的窦娥不顾楚州百姓的生死发出那三桩重誓，这些情节，的确不合乎常理。那么，这样的情境设置是否在透露作者某种创作意图呢？笔者在与学生的思维碰撞中大致总结出以下两种可能的原因。

二、悖逆常理，恰因忠实于作品主旨

关汉卿在设置这部作品的矛盾冲突时，主要在两处花了心思：一处是第二折中写道：“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作品形象的语言呈现了窦娥蒙冤被打时的惨状，及其内心的怨恨、愤怒，掀起了文本的第一处高潮;第二处在第三折的“怒斥天地”“三桩誓愿”部分，这些情节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上演了一幕违背自然时令的人间奇景。假若没有窦娥的因冤入狱，又何来的这一系列对峙冲突？故而笔者谬论，蔡婆婆有钱这一内容的设置，是为窦天章无力还钱而抵押幼女、让窦娥处于无助的处境，也为张驴儿父子的趁火打劫创造了条件;而后面情节忽略了蔡婆婆有钱这一细节，让无赖又无钱的张驴儿父子成为欺母霸女的狠角色，让三桩誓愿突破窦娥的性格藩篱，让无处伸冤的底层人民和一切向钱看的官府之间形成激烈的矛盾冲突，看似违背常理，但从情节的推进、冲突的渲染上却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无形中也强化了主题的表达效用。如果让蔡婆婆出钱，窦娥获释，一切发展似乎顺理成章，那么主题所要表现的黑暗吏治对弱者（两代寡妇）的欺凌就会淡化，作品的批判意味也就没那么浓厚了。貌似与常理相背离的逻辑认知，恰恰是作者构思的用心之处。《窦娥冤》在创作上正是遵循了“始正而末奇”的创作原则，所谓“始正”，是指主情节的规正，它如实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所谓“末奇”，是指次情节的跳脱，作者试图打破读者的审美认知局限，以“奇突的剧情、异乎常态的结构”重塑情节，这种结构的奇异、逻辑的悖逆，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关注，对主旨凸显的效果也大大增强。

类似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节外生枝，设置诸多巧合，也是“末奇”的表现，其创作的目的，既凸显了作者构思的独特新颖，也基于作品主旨的考虑。例如在《项羽之死》一文中，“田父”这一角色的设定，在项羽溃逃问路时，田父的一个“左”字，给陷入四面楚歌的项羽致命一击，没有这个田父的错误指路，溃败的项羽或许还有喘息的机会，可作者司马迁并不想给主人公这样的机会，巧合的刻意设置，加速了叙事的节奏，终于将项羽逼入命运的“大泽”。此处的“机缘巧合”也同样有悖常理，既激化了矛盾冲突，却也正是作者出于凸显“英雄末路”这样的主旨来考虑的。

再如，孟姜女以无形之“泪”哭倒长城;杜十娘将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尽数倒入江中，祭奠她的悲剧爱情;朱自清的父亲违反常理爬月台;智取生辰纲中的强盗打劫，却在特殊的时代成为了正义的行为等等，这些情节的设置都跳脱了正常的逻辑认知，正是这些跳脱的情节，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在合理与不合理的权衡思考中，更加深了对主旨的理解。

三、以阅读者为本位，主导作品的构思立意

针对之前学生的质疑：一向善良懦弱的窦娥怎么会发下如此的重誓？作者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我们知道，关汉卿创作此剧的目的在于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处于官府欺压之下的平民百姓也并非都如蔡婆婆一样有钱，因此作者在后半部分的情节设置上，让窦娥无计脱身、让无赖张驴儿父子占据上风，则是为了凸显人物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文学作品的话语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作品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另一种则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在后一种对话中，作者如何将创作意图传递给读者，需要找到与读者的情感契合点。此中遵循的就是以阅读者为本位的思想，阅读者被作品吸引，靠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峰回路转、跌宕生姿，有时还需要一种共鸣，一种从作品中获得的认知感、替代感，而这恰恰是文学创作者苦力寻找的连接点。因此，接地气的作品人物既要能让读者有熟悉感、亲切感，又要让读者感受到超越现实社会的力量，只有如此，读者才有可能与作品人物展开对话，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才能更有效地得以传达。让软弱的窦娥发出有悖常理的三桩誓愿，虽有现实的不合理性，但却是作品超越现实社会，获得文本社会意义的重要途径，作者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设置了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情节。

同样，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拥有价值连城的百宝箱、绝美的姿色、玲珑八面的交际能力，这样的女子如若在看清李甲懦弱自私的本性后选择远走高飞、重新生活，相信结局远比自沉湖底来得幸福。但作者同样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将女主人公推到一个决绝的境地，何故？这也是作者的读者本位思想影响下的结果。杜十娘的必然死亡，或许有它的社会因素，在封建礼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出身烟花之地的妓女身份给杜十娘打上了屈辱的标签，她终究与良家妇女不同，也必然得不到良家妇女那样的社会地位;再者，利益充斥的社会，拥有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势必会成为众家子弟觊觎的对象，杜十娘收获纯粹爱情的几率少之又少，难保不会被第二个、第三个的李甲欺骗。但笔者更愿意认为，作者用这种异乎常态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悲剧女人的命运，她对死亡的选择，是她对自己悲惨命运的绝死抗争。作者设定这样的结局的目的不过是想要获得读者的情感共鸣，让读者看到在孱弱的杜十娘身上依然存在着决绝勇毅的一面，然后由此及彼，反观自身，从而获得在命运面前的斗争勇气。作者正是用这种悖逆的逻辑冲突强迫读者去关注、去感受、去思考，以期深刻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应该说，正是因为创作者的心中始终装着读者，并且热切期待读者给予真诚的回应，于是在作品中精心布局、巧意构思。

《窦娥冤》特殊的矛盾冲突处理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叙事习惯，的确有它的怪异之处，但正是因为它的“怪”，才造就了作品的“新”，因此，我们应于作品看似“无理”之处，寻求作者的创作“真理”，我们相信一部传世经典的问世，丰厚的内涵是其立世之本，但独特的叙事技巧也一定会让它熠熠生辉，使经典得以永远流传。

[作者通联：福建长乐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