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生态资产核算研究
——以云南省屏边县为例

游 旭,何东进,肖 燚,博文静,宋昌素,欧阳志云,*

1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福州 350002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5 3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福州 350002 4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北京 100012

生态资产(Eco-Assets)是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和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益的生态系统[1],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各种服务与惠益,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2-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资源短缺、人口增长和生态污染成为了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增加人类对于生态资源的重视度,国内外学者开始对生态系统资产核算进行研究,生态资产核算逐渐成为生态学领域的热点问题。

20世纪70年代,Holder和Ehrlich[4]、Westman[5]首次提出了生态资产评估的概念,生态资产核算的理论知识逐渐丰富。Constanza等[6]和Daily[7]对全球生态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为生态资产核算提供了方法和案例,生态资产核算框架逐步成型。随后联合国统计署于2003年编写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The 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EEA)形成了一套生态资产核算的方法、指标和框架[8],SEEA是首个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标准,涵盖了矿产和能源、木材资源、土地、水资源等。在此基础上,欧阳志云进一步定义了生态资产的概念,并在《面向生态补偿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和生态资产核算》[9]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完善的生态资产的核算理论、方法和体系,为生态资产核算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生态资产核算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在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树立资源价值和资本的理念”[10],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11],旨在建立一套合适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我国对于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十分重视,生态资产是自然资源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能够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产,生态资产核算迫在眉睫。

目前,生态资产核算一般包括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实物量核算可以揭示生态系统面积和质量的变化,分析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状态、完整性等因素[12-13],可用生态资产指数来反应。价值量核算能够体现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福祉的贡献。生态资产核算一方面可以了解生态资源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另一方面还能作为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的方法之一[14],核算生态资产的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负债和损益二词出自审计,自然资源负债是指特定主体为治理生态系统或恢复自然资源状态需要在未来支付费用或恢复成本的现实义务[15]。因此通过编制生态资产负债表用来记录不同质量的生态资产期初期末存量以及核算期内变化情况,编制生态资产损益表则可以指示不同生态系统类型资产的变化情况及原因。

本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为例,利用遥感数据、相对生物量、植被覆盖度和水质等来揭示生态系统面积和质量变化,并编制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表、负债表和损益表,分析生态资产存量变化及其原因,摸清区域的资源现状,为生态系统管理和资金投入提供依据。为我国县域生态资产核算框架的完善提供科学基础。

1 研究区域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

屏边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州东南部,面积为1841.89 km2,地理坐标103°24′—103°58′E、22°49′—23°23′N。屏边县境内地形复杂,属低纬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类型,植物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16.5℃,多年平均降雨量1657 mm,湿度87%,日照光热1555 h,全县山地面积占全县国土面积的99%,是典型的山区县。地势北高南低,由北向南倾斜。境内最高海拔2590 m,最低海拔154 m。全县土壤主要有砖红壤、红壤、黄壤、黄红壤等9类。屏边县水资源丰富,南溪河、新现河、绿水河、那么果河纵贯全境,水能理论蕴藏量56.94万千瓦。屏边苗族自治县被誉为“中国最南端的春城”,加之地处低纬,受东南海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境内湿润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为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森林、生物资源和宜人气候的生态优势突出[15]。森林是屏边县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详见图1[16]。

图1 2015年屏边县生态系统类型与分布图

屏边苗族自治县已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全国74个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之一[17]。其生态区位十分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等服务功能价值巨大,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与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截止到2015年,全县常住人口15.58万人,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6%,全县全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5.74亿元,属国家级贫困县[16]。

1.2 生态资产核算指标

生态资产核算的核心是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通过对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的资源存量和质量核算来体现生态资产变化和原因。不同尺度、不同区域的生态资产存量差异较大,核算指标和方法需要因地制宜。本研究针对屏边县实际情况,各类生态资产的实物量即各类生态系统的面积,通过遥感数据获得,而生态资产的质量则采用以下指标和方法(表1)[18-19]。

表1 屏边县生态资产核算指标和方法

森林和灌丛生态系统质量采用基于像元的相对生物量密度来评价,方法如下：

式中,i为像元数量；RBDij为j类生态系统i像元的相对生物量密度；Bij为j生态系统i像元生物量；CCBj为j类生态系统顶级群落每像元的生物量。

草地生态系统的质量采用植被覆盖度来评价,方法如下：

式中,Fc为植被覆盖度；NDVI为通过遥感影像近红外波段与红光波段的发射率来计算得出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veg为纯植被像元NDVI值；NDVIsoil为完全无植被覆盖像元NDVI值。水库、河流等湿地生态系统的质量通过水质进行评价。耕地生态系统按照国家发布的耕地质量等级进行评价,而荒漠生态系统和城镇生态系统则不进行质量等级划分。

1.3 生态资产核算方法

(1)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不同区域生态资产的面积和质量差异较大,很难进行区域间的比较,为了能够准确反映生态资产实物量和质量的变化,将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作为核算森林、灌丛、草地、湖泊、河流和沼泽等自然生态系统生态资产实物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标。

式中,EQ为生态资产综合指数；i为生态资产类型；j为生态资产质量等级指数,即1—5级；n为生态系统类型数；EAij为第i类生态资产第j等级的面积；EAi为第i类生态资产的面积；EQi为第i类生态资产指数。

(2)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表：主要是记录不同时期生态资产的实物量存量及其质量。生态资产实物量主要包括不同质量等级的森林、灌丛、草地、湖泊、河流、沼泽、农田等生态系统的面积。

(3)生态资产实物量负债表：主要是记录一个核算时期内,不同质量的生态资产期初和期末的存量及其变化情况。实物量负债表还可以计算该时期不同质量等级生态系统实物量的变化率,更加直观的体现生态资产的变动幅度。

(4)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主要是记录一个核算时期内,各生态系统类型存量变化的原因。生态资产存量在一个时期内变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生态保护工程、城镇扩张、水资源开发等。这些原因有的是来自于人类活动,有的来自于自然现象。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能够体现当前的人类活动方式是否会使生态资产存量降低和退化,为人类生态资产管理提供有效帮助。

1.4 数据来源

主要数据来源于自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评估项目数据库以及全国生态环境变化(2010—2015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2]。其中生态系统类型图主要基于Landsat TM数据采用的面向对象的分类技术获取；数字高程模型DEM,空间分辨率为90 m×90 m,来源于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台,生态补偿数据来源于屏边县财政局、环保局等单位。本研究根据屏边苗族自治县(屏边县)生态系统特征,将生态系统分为7大类：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城镇和裸地,其中湿地包括水库和河流两个二级类。

2 结果与分析

2.1 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及变化

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为1.09。其中,森林生态资产指数为0.75,灌丛生态资产指数为0.29,草地生态资产指数为0.05,湿地生态资产指数较低,为0.004。从中看出,森林在屏边县生态资产中占据主要地位,见表2。

表2 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表

2000—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降低了16.48%(表3)。其中,森林、灌丛和草地生态资产指数持续降低,分别降低了20.10%、6.67%和12.45%；湿地生态资产指数持续增长,增长了57.11%。屏边县对湿地生态资产保护措施初见成效,但是对其余生态资产保护和管理仍需加强。

表3 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变化表

2.2 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及变化

2.2.1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

2015年,屏边县总面积为1841.89 km2。生态系统类型有森林、灌丛、草地和农田。

从各生态系统的面积来看：森林面积最大,为1219.44 km2(表4)。其次是灌丛、草地和农田,分别为371.69、137.46 km2和104.99 km2。四类生态系统类型占全县面积的99.55%。此外,屏边县湿地生态系统(包括水库和河流)为4.84 km2,城镇生态系统为3.43 km2,占比分别为0.26%和0.19%。

从各生态系统的质量来看：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以中级和差级为主,分别占森林总面积的32.44%和27.27%,优级占12.89%；灌丛生态系统质量以优级和良级为主,分别占灌丛面积的37.11%和26.39%；草地生态系统质量以差级和劣级为主,分别占草地总面积的28.30%和57.95；农田生态系统质量以差级为主；湿地生态系统中,水库和河流生态系统质量均为良级(表4)。

表4 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表

2.2.2屏边县生态资产负债表

2000年至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总面积减少1.42 km2,且生态资产质量有所降低,结合屏边县土地利用现状(图2)及面积变化(表6)得出屏边县生态资产负债表(表5),具体变化分析如下。

图2 屏边苗族自治县15年间土地利用现状图

表6 屏边县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2000—2015年)

从生态资产面积变化来看：屏边县灌丛、水库和城镇面积显著增加,草地面积明显减少(表5),其中,水库生态资产面积增幅最大,增长了1120%。其次是裸地生态资产和城镇生态资产,增幅分别为150%和68.92%。灌丛生态资产面积增加量最大,增加了18.02 km2。面积减幅和减少量最大的均是草地生态资产,面积减少了16.92 km2,减幅为10.96%。森林生态资产和农田生态资产面积有所降低,减幅分别为0.1%和1.93%。

表5 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负债表(2000—2015年)

从生态资产质量变化来看：各类生态资产质量变化差异较大,森林和灌丛生态资产质量总体降低,草地、湿地和农田生态质量总体增长。其中森林生态资产质量降低最为明显。优级森林面积减少了40.36%,良级和中级面积分别减少49.39%和11.93%。同时差级和劣级森林面积大幅增加,分别增加308.33%和3018.02%。灌丛生态资产的质量小幅降低,其中优级和中级面积有所减少,分别减少了28.42%和5.65%,良级、差级和劣级面积有所增长,分别增长了39.49%、147.19和155.15%。此外,湿地(水库、河流)生态资产质量增加幅度最大,水库生态资产质量均为良级,面积增幅为1120%,十五年间河流生态资产质量从中级全部增加到了良级,水质明显改善。农田生态资产质量稳中有升,中级面积增加了0.56%。

2.3 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

2000—2015年,屏边县各类生态资产变化主要受到生态保护工程、植被退化、城镇扩张、水资源开发、农业开发和农田弃耕的影响(表7),从图3中可以清晰看出各影响因素的所占比例。其中生态保护工程影响最大,占比为81.47%,城镇扩张、农业开发、植被退化和水资源开发影响相当,农田弃耕影响最小。屏边县生态保护主要包括退耕还林(草)和公益林森林建设。

图3 屏边县生态资产变化主要因素

(1)森林：15年间,森林生态资产面积减少了0.01%。其中,生态保护工程使森林面积增加了0.79 km2,植被退化使1.04 km2的森林转化成灌丛和草地,占存量总减少的52.44%。森林生态资产面积总体处于持续降低的状态(表7,下同)。

表7 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

(2)灌丛：15年间,退耕还林和其他生态工程分别使森林生态资产面积增加了5.11 km2和69.16 km2。而植被退化、城镇化和农田开垦分别使森林生态资产面积减少了62.33 km2、5.34 km2和4.76 km2。屏边县森林生态资产实物量总体呈稳定趋势。

(3)草地：15年间,草地生态资产面积增加了1.62%。其中,森林退化和退耕还草导致草地生态资产面积增加,增加了77.44 km2。而其他生态工程、城镇建设和农田开垦使得草地生态资产面积减少了71.29 km2。屏边县草地生态资产实物量总体呈增加趋势。

(4)农田：15年间,农田生态资产面积减少了3.24%。其中,37.55 km2的农田用于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占2000年总面积的24.79%。屏边县草地生态资产实物量总体呈降低趋势。

(5)湿地：15年间,水库生态资产面积增加了2.17%,主要表现在水库建设方面。屏边县水库生态资产实物量总体呈增加趋势。而河流生态资产面积无明显变化,从而屏边县湿地生态资产面积减少了1.49%,屏边县湿地生态资产实物量总体呈降低趋势。

(6)城镇：15年间,城镇生态资产面积增加了68.97%。城镇扩张是城镇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屏边县城镇生态资产实物量呈增长趋势。

(7)裸地：15年间,荒漠生态资产面积增加了1.81%。其中,农田弃耕使荒漠生态资产面积增加了0.01 km2。屏边县荒漠生态资产实物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2.4 屏边县生态补偿投入

屏边县生态补偿的主要政策有退耕还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主要执行目标有三：一是调整县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主体间的环境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二是严格执行国家和云南省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在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建设、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治理、流域水环境保护等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州的支持,通过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生态保护和生态项目建设提供经济补偿。三是在国家《生态补偿条例》出台后,及时依法上报各类补偿项目。屏边县目前和今后对于生态补偿机制的探索和实践还将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流域水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16]。

从图4可以明显看出,2000—2006年,屏边县生态补偿处在起步阶段,投入正在缓慢增加,此阶段主要生态保护工程为“退耕还林”,此时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也刚进入实践阶段,“天保工程”、“三北防护林”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20]。2005年,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提出了“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生态补偿机制得到了初步建立[21]。受政策促进,2006—2011年,屏边县生态补偿投入稳步增加。2011年,我国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屏边县入选第一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随后2011—2015年,屏边县生态补偿投入快速增加,生态保护工程涉及多个领域,为屏边县生态资产的保护和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图4 屏边县生态补偿投入资金

3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主要针对县域生态资产核算进行探讨,以屏边县为例,通过编制实物量负债表和损益表,基于生态资产指数法,研究了屏边县2000年—2015年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状况和原因。(1)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指数为1.09,森林和灌丛占据主要位置。15年来,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降低16.48%,其中森林和草地降低明显。(2)构建屏边县生态资产负债表。15年来,屏边县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但除湿地外的生态系统质量有所降低,人工生态系统面积减少,但质量有所提升。(3)构建屏边县生态资产损益表,15年来,屏边县各类生态资产变化主要受到生态保护工程、植被退化、城镇扩张、水资源开发、农业开发和农田弃耕的影响。其中,生态保护工程和城镇扩张是生态资产变化的主要原因。(4)生态补偿投入持续增加,为生态保护工程顺利建设实施提供了物质保障和资金支持。

2000—2015年,屏边县生态保护工程主要包括退耕还林和生态公益林保护工程,二者使自然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了1.83km2。生态保护工程占屏边县生态资产变化因素的81.47%。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极好的保护了屏边县的植被面积的恢复。但从质量来看,屏边县森林的优级、良级和中级面积均有所减少,灌丛的优级面积减少,由于森林和灌丛是屏边县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屏边县生态保护工程目前仅做到了保量,然而,草地和湿地的质量的小幅提升,可以为森林和灌丛提供经验借鉴,促使未来屏边县森林和灌丛质量提升,让生态保护既能保质又能保量。

屏边县生态资产核算为离任干部审计作为数据支撑,一直以来,以GDP论“英雄”的情况屡见不鲜,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被正式确立[2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资产核算可以切实反映干部在任期间的生态保护成效,清晰展现干部在任期间的生态台账,而负债和损益真实的反映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心,也为下一步的保护提供指导方向。

屏边县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不仅推动了退耕还林、公益林和水资源开发等保护工程的顺利执行,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很好地解决区域间资源和经济的不均衡问题,屏边县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县,生态补偿促进了当地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随着生态补偿工作深入的开展,必须将绩效评估与生态补偿政策配套开展,才能做好对政府生态补偿工作的评价监督和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引导[23]。而生态资产核算便能够体现生态补偿政策在生态环境上的实际改善成效,负债表和损益表则可以很好的对生态补偿政策进行评价和监督。结合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数据,对已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过程、结果、作用和影响进行的系统性分析,还能体现生态补偿政策执行的效率和各方主体对于政策的反响。生态资产核算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是揭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之一,对于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现生态补偿高效益化具有重要意义[24]。

总的来说,生态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编制很好的体现了对屏边县自然资源的核算,摸清了屏边县自然资源的台账。县域作为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其数量多,区域差异大,完善县域生态资产负债表对于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生态综合指数则更宏观的展现出地区某个时段的生态保护的成效,二者结合可以很好的支撑离任干部审计工作。一方面来说,生态资产核算有了理论基础,需要进行实践才有意义。另一方面来说干部离任审计考核,不单要实践,还需要有生态资产核算这一类的理论支撑才能更加科学合理。研究结果能够很好的支撑理论和实践,客观反映了屏边县自然资源现状,在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可以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提供支撑,为干部离任审计提供理论基础,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