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罪恶的唯美主义画家

宋梦寒

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特斯

荷拉斯兄弟的誓言

戴花冠的维斯塔贞女

因为哲学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大都以“托物言志”“比兴”等手法寄托画家的个人理想，其中包含了很多避世的思想。而在西方，许多画家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像《自由引导人民》《梅杜萨之筏》《奴隶船》等就是充满激情和愤怒的作品。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西方画家常常会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政治事件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画作往往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和个人的认知局限性，无法体现真实的历史。有的作品甚至因为违背了道德和良知，而被雪藏几十年之后才得以面世，画家也因此身败名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雅克-路易·大卫的作品《马拉之死》。

雅克-路易·大卫1748年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幼年丧父，母亲离家出走，他由在皇家担任砖瓦匠的叔叔抚养长大。刚开始学艺术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出众，平庸的成绩让他差点自杀。直到1774年，大卫在27岁的时候，才获得了美术界的权威奖项罗马奖。然而成长的艰辛并没有因为大卫的成名而减少。他在与人决斗的时候脸被划伤，伤口没有痊愈，变成了一个肿瘤，导致他不能正常说话，无法与人交流，并且时常遭人嘲笑。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

马拉之死

命运之神喜怒无常，没有人知道他的下一个玩笑是什么。大卫去了罗马，在那些曾经恢宏，现在却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前，他顿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也为他的祖国法兰西勾画出未来的前景。在他看来，那些古罗马帝王因为沉迷于女性的柔美和奢华的享乐，才最终失去了整个王国，他的法兰西需要的是充满力量的呐喊，和为祖国而战的勇气。于是，在1785年，他的新作《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在罗浮宫展出。画中描绘的是公元前669年的古罗马，罗马城和邻邦阿尔巴城交战多年未分胜负，最后双方商定各派3名战士进行决斗，以决定两个城邦的归属。即将互相残杀的勇士并非毫无瓜葛，他们的妻子是对方妻子的姐妹，但是为了祖国，就不能被女人的哭泣牵绊。强壮的肌肉和偾张的血管使整幅画充盈着坚毅的阳刚之气。三兄弟在出发前向父亲宣誓，此去要么胜利，要么死亡。画面的角落里是悲伤的妻子，更暗的角落里是懵懂无知的孩童。当时至少有6万人在羅浮宫免费观赏了这幅画。在路易十六的统治岌岌可危、革命暗流涌动的时期，这幅画无疑给了法兰西人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巨大的鼓舞，他们成了大卫的追随者。一个新的法兰西呼之欲出。

大卫虽然热烈地支持革命，却也陷入了迷茫。他和许多人一样依然敬畏国王，认为奢靡的王后才是罪魁祸首。激进的革命领导人让-保尔·马拉引导他走出了迷途，大卫成为法兰西唯一一个领取国王酬金，但支持对其执行死刑的人。而他在新政权建立后也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政体的一分子，可以和他的偶像罗伯斯比尔共同参加全国大会。附带的条件就是，他要为新政权创作。实际上他早就在做这样的事了，他的作品一直充斥着高亢的战斗的号角。

然而，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让人民生活安定，反倒让法国陷入了“白色恐怖”。大卫的革命导师，让-保尔·马拉——一个热气球驾驶者、失败的发明家、报社编辑、全身布满鳞屑和红斑的皮肤病人——每日泡在装满药液的浴缸中签署审判和杀戮的文件。为保护新政权，他的死刑目标从大革命时期的几百人扩大到了几万人。

后来，25岁的夏绿蒂·科黛，一个同样是革命者的来自诺曼底的姑娘，挺身而出刺杀了马拉，于是就有了那幅让大卫臭名远扬的作品《马拉之死》。

怀着极其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大卫把作为偏执狂加刽子手的马拉画成了一位圣人。光滑的、肌肉坚实的手臂垂在浴缸外，笔直的线条产生了纪念碑式的庄严感，马拉安详的面容充满了牺牲的悲壮。从艺术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堪称完美，也是大卫最满意的一幅作品。他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用艺术“教化”法兰西人民。然而随着专制政权的覆灭，大卫被贬为“艺术的暴君”，被迫旅居布鲁塞尔。

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大卫的作品唯美到了极致。他认为“艺术是道德的再教育”并没有错，但如果这种教育依靠谎言装点和编造童话，成为作恶者的帮凶，那就违背了艺术的本来意义。

1825年，雅克-路易·大卫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