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歌手梦

毕飞宇

是哪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26岁那一年，突然迷上了唱歌。

1990年总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太年轻，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汇演。汇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学敏老师，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恢弘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我意外地发现人的嗓音居然可以这样，拥有不可思议的马力。

我蠢蠢欲动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想再考一次大学，让我的青春重来一遍。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已经本科毕业了，不能再考了。我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我至今都能记得那个阴冷的午后，一个人在南师大的草坪上徘徊。我不会说我有多痛苦，只是麻木。我怎么就不痛苦呢？

可我并没有死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所谓琴房，其实就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房子，贴墙放着一架钢琴。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她客气得不得了，直说“请坐”。我没有坐，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唱歌毫无“用处”，离电视选秀还有漫长的15年。她问我“为什么”，问我“有没有基础”，没有谈费用的事。那时候，金钱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甲乙双方都羞于启齿。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20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四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一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梦想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然而，如果你的学习欲望过于亢奋，你会觉得你是盛夏里的狗舌头，活蹦乱跳，无滋无味，空空荡荡。

我在音乐方面的“基础”是露天电影留给我的。大约在八岁之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多了一个习惯——关注电影音乐。我不识谱，但是我有很强的背谱能力。电影的主题音乐大多是循环往复的，一场电影看下来，差不多也就能记住了。我母亲任教的那所小学有一把二胡，看完了电影之后，我就把二胡从墙上取下来，依照记忆，一个音、一个音地摸。摸上几天，也能“顺”下来。可我并不知道二胡一共有七种“定弦”，我只会使用一种——52弦。这一来麻烦了，每一首曲子都有几个音符对不上，怎么摸都摸不到。旋律进行得好好的，一个音突然“跑”了，不是高就是低，真是说不出的别扭。我问过许多人，也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其实也差不多。可音乐没有差不多，这是音乐特别不讨喜的地方，它较劲、苛刻，没有半点宽容，你要是跑调了，听的人会想死。

我的“基础”就这些了。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了我，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do，让我唱。真是丢人，每一次我都走调。王老师只能示唱：“do——”这样我就找到了。王学敏老师对我的耳朵极度失望，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可我就是不走，我想我的脸皮实在是厚到家了。王老师没有把我轰出去，也无非是碍于同事的情面。

对初学者来说，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它必须借助于腹式呼吸。王老师告诉我，婴儿在号哭的时候用的都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说话，人类的发音机制慢慢地改变了，胸腔呼吸畅通了，腹式呼吸却闭合了。所谓“打开”，就是回到人之初。一旦“打开”，不仅音色会变得圆润，声音还可以变得嘹亮，只要趴在地上，完全有能力与狗对抗。我们身体的内部隐藏了多少好玩意，全让我们自己弄丢了。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26年，要改变一个延续了26年的生理習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

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像训斥一个笨拙的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我早就错过学习声乐的最佳时机了，除了耐心，我毫无办法。老实说，作为同事，被另一个同事这样训斥，心理上极其痛苦。

我得熬过去。每天起床之后，依照老师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睡眠。行话是这么说的，“歌唱家都是睡出来的”。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睡眠得不到保证。王老师不允许我这样。我大大咧咧地说：“我睡得挺好的。”王学敏把她的两只巴掌丢在琴键上，“咚”的一下。王老师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了，谎言毫无意义，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我能放弃我的写作吗？不能。因为睡眠，写作和歌唱成了我的左右手，天天在掰手腕。

如果有人问我，我所做过的最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优雅，可文艺了，可有范儿了，还很浪漫呢。可说白了，其实就是两件事：“咪”，还有“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下来。咪——嘛——;咪、咪、咪，嘛、嘛、嘛;咪——嘛——。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发什么癔症呢？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单纯的爱就是这样——投入、忘我，没有半点功利心，它就是发癔症。

王学敏老师煞费苦心，她告诉我，气不能与喉管摩擦，必须自然而然地从喉管里“流淌”出来。她打开了热水瓶的塞子，让我盯着瓶口的热气看，天天盯着看。为了演示“把横膈膜拉上去”，她找来了一只碗，放在水里，再倒过来，让我拿着碗往上拔。这里头有一种矛盾的、等张的力量，往上拔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一样大。是的，艺术就是这样，上扬的力量有多少，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少。就单纯的理解而言，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说，有关艺术的一切问题都不复杂，都在好懂的范畴之内。这就构成了艺术内部最大的一个隐秘：在知识和实践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距离。有时候，它严丝合缝;有时候，足以放进一个太平洋。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呢？用王老师的话说，叫“站不起来”。王学敏老师在琴房里急得团团转，我估计她用一把斧头把我劈（打）开来的心思都有了。终于有那么一天，在那么一刹那，我想我有些走神，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怎么就对了？我有些措手不及。26年前，当我第一次号哭的时候，我身体的发音状况就是这样的吗？我不可能记得。我只知道，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发现了一种极其亲切的回忆。难怪博尔赫斯说：“不是历史照亮了现在，而是现在照亮了历史。”是的，历史被照亮了，它是一条不用训练就能“打开”的狗。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她说：“前两年还是要打基础。”我一听“前两年”这几个字就按捺不住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毫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都要开三四场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可以传递过去，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递过来。传递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别唱了！”别唱？这怎么可能，我做不到。唱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一首曲子你就可以上瘾，你停不下来。我的心想唱，我的身体也想唱，不唱不行。

可我毕竟又不是在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不远处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惨了——谁也受不了一个疯子在深夜的骚扰。他们只是不知道，那个疯子就是我。事实上，我错了。他们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年纪偏大的女生告诉我：“这有什么呀。大白天走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撂出一嗓子，谁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很吓人的毕老师，我们都叫你‘百灵鸟'呢。”

我不怎么高兴。我怎么就成“百灵鸟”了？一天夜里我终于知道了。王学敏老师有一首代表作《我爱你，中国》，第一句就是难度很大的高音——“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有时候我也唱的。当我铆足了高音唱出“百灵鸟”的时候，可不就是“百灵鸟”吗？

写到这里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有些疯魔。我一个当老师的，大白天和同学们一起走路，好好地突然就来一嗓子，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说情不自禁也不为过。难怪有不少学生很害怕我，除了在课堂和操場，根本不知道这个老师的下一个举动是什么。

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了学校，去了《南京日报》。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演唱生涯也到此结束。我去看望王老师，她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但是王老师说：“可惜，都上路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档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会不会去参加？”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了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没经历过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

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爱。年轻的生命自有其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声乐，充其量也就练过一年多的“咪”和“嘛”。因为长期熬夜，更因为无度的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我不再是一条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曾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

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