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经验和历史语境看“两山”理念：乡村振兴的治理方向

摘要：乡村治理是“两山”理念的历史语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落脚点，是打造美丽中国的重要实践载体。要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两山”理念，必须回到“三农”工作这一最初的理论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通过对乡村治理的具体问题的科学研判，揭示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破局之路。“两山”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和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成果，在指导乡村治理和生态治理实践中取得了斐然成效。因此，“两山”理念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个工作原则，是衔接起美好生活和文明永续发展的理论线索。

关键词：“两山”理念;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4-0027-007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首次提出了“两山”理念。在此之后的15年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实践的开展，“两山”理念不仅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核心，更为世界文明长久存续提供了中国方案。发端于浙江省域治理的“两山”理念，虽然从狭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当代生态理论的创新，但是其落脚点仍然是在发展二字。尤其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维度中，“两山”理念既是乡村美好生活的未来方向，更是当代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一、“三农”工作：“两山”理念的

历史语境和实践品格长期以来，由于忽视了“两山”理念的历史语境和内在辩证性，一些人在解读和具体工作中庸俗或抽象地曲解了这一理念。庸俗化的理解通常片面地着眼于“金山银山”，忽视了“绿水青山”所蕴含的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试图将“两山”理念作为过度开发生态资源的歪曲“注解”。事实上，这种庸俗化的理解由来已久。在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细致描述了只考虑“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和“获得普通的利润”的资产阶级——为了狭隘的私人利益无节制地剥削大自然，最终造成了“肇事者”可能都无法理解的自然灾害。在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既不顾及工人的生存境况，也不关心对自然界的影响。例如在古巴的西班牙种植场主为了给大规模种植的咖啡树获得低成本的肥沃土壤，焚烧了大量山坡上的森林，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最终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致于倾盆大雨之后“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563页。与之相反，抽象化的理解则又片面否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一味地强调脱离人的生态保护。这种观点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激进生态主义思潮中甚为流行包大为：《失效而后犬儒：当代激进生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评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2期。。进入本世纪后，互联网、电影工业和公共媒体进入我国，最终促成了极端的动物保护、素食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

直观而言，要克服这两种曲解并不困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违背客观规律（庸俗化）或客观条件（抽象化）的实践从来都会遭遇来自客观实在界的否定。但是，历史不等人。尤其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鞭策下，以及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进程中，任何破坏生态环境或错失战略机遇期的“试错”都必须被避免。理论矛盾的根源在实践，只有回到其实践的出发点才能够具体而有效地克服庸俗化或抽象化的问题。就“两山”理念而言，它既不是旨在“解释世界”的生态主义理论创新，更不是为资本剥削自然界进行修饰。回溯“两山”理念提出的历史语境，不难看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针对“三农”工作和城乡统筹的一次积极的理论创新。

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现代化的系统工程，要求将乡村作为一个生产、政治和文化空间包大为：《从“小农叙事”走向现代化：农村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度》，《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3期。，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乡村治理是杠杆，文化繁荣是条件，而生态环境是基本前提和现代化表征。2005年，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乡村现代化所面臨的诸种矛盾，指出了当时浙江农村发展的瓶颈和生态困境之间的重叠性，并对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之辩证关系作出科学阐释：

一是严峻的城乡发展差距，催生掠夺性乡村自然资源开发的现象。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提醒浙江全省干部，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质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还在扩大。”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这一“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的浙江省尚且十分凸出，遑论开放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尽快缓解城乡差距，创造出“账面上”闪亮的“三农”工作成绩单，难免会忽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对乡村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例如引入环保不过关的工矿企业、在自然保护区开垦农田、破坏山地兴建房地产项目来发展农村经济等。

二是农业基础地位下降，使得粗放型农村经济加剧生态危机。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二三产业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如何迅速让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跟上城市水平，不仅是农民的迫切愿望，更是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压力和挑战。但是，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取消农业，通过在乡村兴办第二产业实现经济总量的跃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生产更是关乎国家安全稳定。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指出，一些领导干部“脑子里没有农业的基础地位，‘重中之重的弦绷得不紧，这就更谈不上重视粮食生产了，甚至有的还以为抓粮食生产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这些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一些地区在“三农”工作中浮躁的政绩观，另一方面则转变成污染环境、削减耕地和破坏生态的粗放型农村经济。

三是只有基于“绿水青山”，才能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将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之辩证关系的科学阐释，凝聚为“两山”理念，具体落实为浙江省15年来的“三农”工作实践。在理论认知上，“两山”理念让浙江省的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绿水青山”，就无法实现农村乃至城市的永续发展，遑论让每一个、每一代人民都受益的“金山银山”。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的人类文明史证明，一旦“农村环境遭到了破坏，农村建设被人们所忽视”，就一定会“最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故而能否走出一条生态友好的乡村振兴之路“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最终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在现实工作中，“两山”理念让浙江的党员干部将目光从短期的粗放增长转向了本省乡村的自然优势，在“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劣势中发现了“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的良好“生态优势”。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在最终成效中，“两山”理念激发了浙江在“三农”工作中走出一条生态发展的新路。这条新路直观地呈现为浙江农村产业结构、人居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高度融合。为了实现这一点，浙江并没有偏重于“绿水青山”而放弃了“金山银山”，与此相反，由于科学、高效和生态友好的农村建设规划——“做到村庄内的生活、生产、生态等功能的合理分区和教育、文化、卫生等服务设施的合理布点”，以及充分发挥生态优势的多元产业态势——“体现山区、丘陵、平原、城郊、水乡、海岛的特点”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浙江省不仅实现了领先全国的农村居民收入，更是创建了遍地开花的美丽乡村和生态小镇。事实上，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语境和浙江15年来的发展经验中，“两山”理念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最初蕴含的理论价值。把握“两山”理念的历史逻辑和实践指向，既有助于原原本本地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又有助于求真务实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二、唯物史观：“两山”的理论特征

2004年4月，习近平同志提醒浙江省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认识到“三农”问题“不仅事关农民利益，而且事关全局发展，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这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对乡村振兴和“三农”问题一以贯之的重视，另一方面则说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理论创新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其中就包括了“两山”理念。当然，“两山”理念与乡村视野的融合，并非只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的“权宜之计”。因为在实践中，这种融合在15年来省域和全国层面不断得到坚持;在理论中，这种融合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贯彻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两山”理念的理论特征既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语境决定的，也是由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 唯物史觀是“两山”理念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乡村汇集了唯物史观所关注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社会矛盾

唯物史观产生于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游离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事实上，“三农”问题不仅困扰着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启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研究。一方面，马克思以及当时的革命者无不感叹农村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农民似乎是“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分散且保守，成为了无产阶级运动乃至工业化的巨大阻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的历史机制启发了马克思对分工和阶级的考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通过对乡村和城市社会形态的对比，马克思指出城乡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0页。，这次分工造成了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城乡对立则至此成为延续至今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直观表现为“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一般的政治”——“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在城市中的集中，以及乡村不断走向公共资源、资本和人口匮乏的危机。这个危机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激化，最终成为至今仍在第三世界上演的“三农”问题以及生态危机。在共时态的层面，城市的工业资本、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致于乡村人口在土地资本化和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流失。马克思对此积极地评价为“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8页。，但是在当代现实中，其通常表现为原先分散和自然的农业生产不断被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替代。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和列宁所批判的）小农社会中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工业技术和市场需求所打破，最终造成了近代以来乡村愈发深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历时态的层面，由于集中于城市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的不断加固，农业生产和乡村环境的重要性在治理中逐渐被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十月革命后俄国就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反对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教条地将乡村和农业视为旧的历史要素——必须用城市和工业予以“无情”替代。列宁对压制农业的教条主义者开展了不懈的批判。他认为只关注城市和工业的教条主义者总体上“不动脑筋，只会空谈”，没有看到农民也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列宁告诫教条主义者们，“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改善经济状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参见《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二） 乡村治理是关乎乡村振兴与生态的关键环节，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的矛盾凸显了乡村治理的短板和困境

由于乡村汇集了共时态和历时态层面的复杂矛盾，近代以来的乡村治理经验鲜有兼顾人与自然的例证，反而或是忽视自然，通过开发和破坏乡村自然条件来实现经济增长，或是“偏废”自然，人为地或被动地造成大片荒地或供资产阶级游猎驰骋的野地。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乡村的历史特征所造成的治理困难，通常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乡村生产力的落后造成了部分农民不得不向自然界过度索取。如果说在城市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异化的，因为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之间是割裂乃至对立的，那么在乡村中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关系则更为直接和“朴素”，即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且又不具备相应的资本和技术，只得向自然界和生态环境索取。这在古代表现为人地矛盾产生的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在今天则表现为对乡村生态环境“杀鸡取卵”式的开发。究其直接原因，主要是乡村治理中短视和形式主义的政绩观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工作是基础性的工作，‘三农工作的内在特点和规律，决定了这方面工作更多的是做铺垫的长期性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许多基层领导干部急于创造出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显绩”，不仅忽视了对基础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更是寅吃卯粮地将生态资源开发殆尽。综合来看，这两方面原因通常在乡村治理中重叠出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后果，并且为人民群众所不满。2005年，习近平同志告诫浙江省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优势是‘绿水青山尚在，劣势是‘金山银山不足，自觉地认识和把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促进拐点早日到来，具有特殊的意义”，要极力避免认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乡村，只有“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够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三） “两山”理念是对乡村发展瓶颈的科学解释，浙江经验印证了乡村经济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双赢

正是在“两山”理念的引领下，以及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浙江省按照生态文明的方向和城乡统筹的要求，深入实施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山海协作”、“百亿帮扶致富”、“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等工程，许多乡村治理的基层领导干部不再将眼光仅仅放在当下和自然界，充分理解了习近平同志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在“两山”理念得到阐发之后，浙江各地的乡村都积极谋求一条生态友好的乡村振兴之路，探索如何能够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从而使得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最终，15年来浙江的治理经验有效地将众多欠发达乡村建设成为“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生态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基地、农村劳动力输出基地、旅游观光胜地和绿色生态屏障”。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先于全国各省市，浙江较大程度地实现了“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的经济发展之路”。《树立科学发展观 推进生态省建设——访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代表》，《人民日报》，2004年3月4日第8版。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

理论发展与未来治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理念从浙江走向全国，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理论支撑。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起点之一，“两山”理念具有四个重要的当代特质：一是充分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只有更为绿色和高效的发展方式，才能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动力;二是高度契合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才能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三是指明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方向，只有开拓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且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4页。四是深刻揭示了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只有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政府职责体系、“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才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33页。

回溯“两山”理念的历史语境，不难发现这四个当代特质在15年前就已经萌发，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而日趋成熟。尤其在乡村治理的领域，不论是在顶层设计还是在实践经验中，“两山”理念更是呈现出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度重合性。在顶层设计中，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已经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页。，“两山”理念已经树立为各地区和各行业的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素，“生态宜居”已被纳入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要求。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今天，“保住绿水青山要抓源头”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页。已经成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方略的基本原则，着眼于“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内生动力机制”已经形成。在具体实践中，“两山”理念在浙江省促成了立竿见影的生态治理成效，推动了浙江乡村发展谋划中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跳出了“就农村论农村，就农业论农业”的局限黄祖辉、朱允卫：《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2期。，实现了浙江农村的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互补，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乡村一二产业粗放发展的问题。“两山”理念在全国范围内也成效斐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吹响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号角，有效配合了乡村振兴战略，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布局中，“两山”理念成为了融合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的理论线索和实践方向。尤其在长江经济带，已经朝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步迈进，“打好脱贫攻坚战，发挥农村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4月26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成为切实吸引资本、技术、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制度保障。事实上，不论是乡村治理还是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志在长远的历史工程，都需要一代又一代党员和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不懈地攻坚破难。15年来“两山”理念的制度化和实践化，已经在个别地区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以下四个方面为进一步探索乡村振兴的生态道路提供治理思路。

第一，队伍建设要先行，乡村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两山”理念和美丽乡村不是“空中楼阁”或“彼岸胜景”，而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原则、检验标准和努力目标。因此，要将“两山”理念转化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效，就必须培育一支发自内心地把生态文明视为“实绩”的干部队伍和治理力量。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分步实施、上下联动、整体推进”地抓好生态省建设的“五大体系”和重大生态项目建设，尤其强调必须一方面“加大生态建设的社会投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另一方面“推进生态建设法治化步伐，坚持依法行政，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执法监督管理”。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要求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生态省建设的领导，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实行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逐级分解落实生态省建设省市长任期目标责任书，将生态省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省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生态市、生态县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监督、服务。省级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纲要》实施的协调和督促，并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促进生态省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参见习近平：《以生态省建设为载体着力打造“绿色浙江”》，《浙江日报》，2003年6月4日第1版。在“两山”理念提出之后，习近平同志又进一步推动了浙江生态工作中干部队伍的监督和考察制度，在习近平同志领导的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下，浙江省坚持贯彻落实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票否决”制，让全省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污染不治，百姓难安;污染不治，社会不稳”。习近平：《生态省建设一类目标一票否决》，《中国环境报》，2006年3月29日第2版。“两山”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结合，在今天则有了更为成熟和明确的表达，就是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培养出一支真正懂得乡村生态文明重要性、爱护乡村自然环境、心系农民生态需求的“三农”工作队伍。

第二，农村社区要转变，公共设施建设和生态乡风引导要跟上步伐。由于分散的生产方式，传统农村社区经常面临着先进观念、技术、政策难以进入每个农民日常习俗的困难，以致于一些农村的党员干部不得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强行推进农村社会的变革。但是，“两山”理念的优势在于其统一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辩证性，既能够推动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变，更能够从现代农村社区建设中获得内生性的动力。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从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乡风引导等方面积极推进农村面貌的转变。早在2005年，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提出，现代农村社区必须包括“整治村庄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节约使用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素质、方便农民生产生活等，既要有硬件，又要有软件，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村庄建设。”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事实证明，只有当农民在物质层面无需强行向自然界索取财富和生活资料，农民才会自发地以审美和生存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只有当农民在精神层面不再因为无知和麻木而肆意破坏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和谐才能成为世代传承的社会主义新乡风。

第三，生态农业要发展，坚持基础产业和培育现代农业要有机统一。“两山”理念为乡村振兴指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这要求当代乡村治理一方面必须抓好生态优先和生态保护这个大前提，不搞盲目的、未经生态评估的大开发;另一方面必须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在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下推动农村生态产品的可持续开发与推广。唯有如此，才能够让人民切实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物质、精神和生态价值。在过去15年的实践经验中，发展高效的生态农业是实现“两山”有机转换的可行途径。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效生态农业之所以能够衔接起农村的生态优势和城市的经济、制度优势，主要是因为五个基本特征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一是农产品“绿色化、特色化和品牌化”符合绿色消费需求的导向，二是农业工业化和经济生态化理念能够推动“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三是可持续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能够实现“集约化经营与生态化生产的有机耦合”，四是科技创新能够推动“高产优质技术与绿色安全技术的有机结合”，五是“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能够支撑起现代农业生产主体与服务组织的有效连接。这些特征已经在浙江省15年来的乡村建设中呈现出极为突出的经济、生态成效，不失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借鉴。

第四，城乡要素要共享，工农业互补和区域优势互补要顺势而为。统筹城乡发展是“三农”工作的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但是城乡统筹需要注重前提、条件和生态影响。首先，城乡统筹并不意味着以城代乡、以工代农，否则会动摇基础产业和粮食生产，更会造成农村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习近平同志于2006年3月强调，“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城乡始终是有差别的”，必须科学认识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在当前发展阶段，城市在资本、交通、信息、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确优于农村，但是“有些方面如生态环境等农村又会优于城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虽有城乡之别，而少城乡之差”。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充分发挥农村“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而乡村治理所能直接推动的则是降低乡村在公共设施、技术条件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目前，一些乡村治理者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开拓眼界，不能简单地将乡村的“绿水青山”理解为农家乐、旅游等产业，而是应该去发掘美丽乡村和生态乡村中更为“高耸”的“金山银山”，展望一个既能够吸引城市居民前来消费的绿色乡村，又能够吸引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的富裕乡村。

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迈过一万美元大关。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两山”理念的实践即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如果说在2005年1月，浙江省由于“市场化、工業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已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有条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那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城乡统筹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统一必然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大成效。曾经推动浙江省“从资源小省、农业大省崛起为经济强省”车俊：《以勇立潮头姿态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2019年8月28日第10版。的精神特质和理论力量，也必将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表现出全国性的价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5年前在浙江余村迸发出来的乡村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火花，也必将为美丽中国的建设者，乃至人类文明存续发展的奋斗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启发。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