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共产党应对改革风险的重要经验

范宾扬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面临着缺少经验尤其是正面经验所带来的风险、旧有的思维方式同改革开放的新需要不相适应的风险、是否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风险。但中国共产党无惧挑战，通过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成功地化解了风险，不断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由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重振了党的执政权威。

[关键词]改革开放;风险;解放思想;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9-0033-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益完善”;“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在这些伟大成就的背后，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其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2]尽管改革面临种种风险，但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成功地化解了风险，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本文试对其中的历史经验加以分析和总结。

一、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风险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次探索。既然是探索，就必然会面临诸多风险，甚至可能遭遇失败。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历史转折，其本身就带有极大的风险。

（一）缺少经验尤其是正面经验所带来的风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或“模板”可供借鉴。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 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3]加之模仿苏联道路，已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负面的教训，这就更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并且，这一次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零敲碎打的修修补补，而是必须大刀阔斧地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能够做的，就是下定决心，抛弃任何固有模式，带领中国人民一边摸索、一边总结新的经验。因此，改革开放的这次探索虽不能说是完全“推倒重来”，但从“除旧布新”的角度讲，这仍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改革初期，因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经验，因对改革的具体蓝图尚缺比较完整的统筹规划，改革推进中免不了遇到些磕磕绊绊，甚至走了弯路，即邓小平所说的“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4]。此时，若不及时调整方向，就有可能在不正确的道路上踟躅不前。对缺少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开放是一次极大的考验。改革，虽有风险，但不改革，风险更大。“不冒点风险， 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5]改革的风险始终是前进中的风险。敢不敢改革开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改革风险的能力和决心。

（二）舊有的思维方式同改革开放的新需要不相适应的风险。自建党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全党上下始终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思考并解决问题。在战争年代极端危险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对这一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正所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经验并不意味着永久有效。当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既有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便同新形势下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不那么相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内，全党上下的思维方式没有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与时俱进，最终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正如胡绳所说，“用民主革命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就“把事情搞乱了”。[6]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迫切需要全党、全社会从上至下尽快转变已有的思维方式，从“斗争”思维转向“建设”思维，以适应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然而，摒弃旧的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认识到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是须臾可以完成的。由于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全党、全社会早已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对改革开放这一全新的事物却非常陌生。改革开放初期，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尚处新旧交替之际，改革很难不受到旧的习惯势力和思维方法的阻碍和束缚，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因此，旧有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一大阻碍，也是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的一大风险。

从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看，改革过程中的不少波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旧有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干扰。1978年2月3日，针对农村改革中的所谓“禁区”，邓小平提出：“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要多想门路，不能只在老概念中打圈子。”[7]1978年12月13日，他还批评，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8]不难看出，邓小平迫切地希望，一些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要尽快转变，要大胆地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需要。除邓小平外，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也回忆说：“改革开放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曲折和斗争，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思想干扰。这些干扰，曾经妨碍、阻挠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有的地方的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支持农民群众的要求”。“有的地方的领导却把‘包产到户视同异端邪说，认为这是走‘回头路，认为是‘右了、修了、偏了”。[9]从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旧有的“左”的思维方式确实对农村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也是改革开放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风险。

（三）是否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风险。从新中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看，当时，比较强调的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尚缺乏全面、客观的科学认识，加之过分夸大阶级斗争，就把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当成是社会主义了。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如何既不重蹈覆辙、不走回头路，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改革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风险。

在注意到“左”的思潮试图使改革重回老路的同时，也要看到，右的思潮很可能使改革走上一条“全盘西化”的邪路。两者都会对改革开放事业带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巨大风险。因此，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左”和右两种思潮，使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顺利前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急切需要使得在改革过程中，既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需要资本主义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自我封闭，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任何东西当然是错误的，但在学习资本主义好的做法的同时，如果盲目地对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是一些错误的东西），采取不作具体分析、不看实际情况的“拿来主义”态度，也是值得警惕的。对此，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0]“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1]胡乔木曾说，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改革开放的困难所在。[12]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既保持社会主义的定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又不拘于条条框框，进行大胆的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以此来应对和化解改革中的风险。

二、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是化解改革风险的重要武器

改革开放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在于：陈旧、僵化的思维方式同革故鼎新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因此，改革开放，首先要改的就是全党、全社会的思维方式。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跳出已有的条条框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没有解放思想这一前提条件，改革很难不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阻力，也很难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下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3]

纵观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正是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后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有了扎实的根基。也正是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理论上的一次次突破及实践上的一次次深化，使改革的进程得以不断“破冰”，持续向纵深发展。因此，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理论创新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通过解放思想，才能更好地在理论上进行创新。理论创新，则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依靠这两大武器，中国共产党无惧改革中的任何风险和挑战，并在防范和化解改革风险的过程中将改革开放一步步推向新的高度。

（一）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当属彻底纠正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在实践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但由于“左”倾思维根深蒂固，要想打破其枷锁并不容易，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此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所谓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显然是为揭批“文革”中的极左路线设置了框框，制造了障碍。有人就表示，《人民日报》提出“两个凡是”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14]在“文革”的结束使中国社会迎来短暂曙光后，“两个凡是”的提出再次使人们的思想陷于迷茫之中。

值此历史关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果断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5]“两个凡是”的提法，“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6]。王震则在一次会议中公开表示：“两个凡是”不正确。[17]对“两个凡是”的这些质疑和批评，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思考：检验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实际工作中应遵循怎样的思想路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并强调：要有勇气打碎精神枷锁，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18]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各地都引发了强烈反响。在讨论过程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逐渐成为方方面面的共识，这为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改革开放的提出，作好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针对“两个凡是”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先声，由此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讨论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打破了“左”的思想的条条框框，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并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实践标准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突破了所谓不可逾越的思想“禁区”，及时纠正错误，实现拨乱反正。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也得以恢复。

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要意义，邓小平予以高度评价。他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9]

正是从这次讨论起，党内外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以此为基础，才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

（二）通过理论创新引导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随着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及拨乱反正工作的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此作出新的探索和回答。

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0]4月5日，李先念也说：“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21]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同样表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以这些表述为基础，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2]党的十二大报告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等五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具体化、系统化的阐述。[23]党的十二大以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初步回答。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和认识正在逐步深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最重要的突破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在思想观念方面，不再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截然分开，明确肯定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4]随着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关系认识的深化，1984年10月，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的理论创新在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利用市场调节绝不等于搞资本主义。[25]但此时，在理论层面，仍未明确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很多人还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对此，邓小平在深入思考后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6]在南方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7]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28]。可以看到，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探索和创新。它摒弃了计划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看法，明确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并不对立，而是可以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引下，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

在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通过确立四项基本原则，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此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广大干部群众从多年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但就在此时，思想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比如，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有些人持片面看法，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有极少数人企图通过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甚至出现了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29]对这样一股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的右倾思潮，党内一些同志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有个别人还或多或少地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持。如果放任宣传思想领域出现的这些重大问题，而不予以坚决的抵制和回击，后果显然是不堪设想的。

此时，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0]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31]“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2]通过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确保改革开放事业沿着社會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前进。李先念曾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要长期坚持”，“不能放松，不能中断”。如果不能顶住这股歪风，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33]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才能经受住1986年学潮和1989年政治风波等各种严峻考验，确保了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4]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也通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作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深刻认识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及其对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的负面影响，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弊端，即“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1980年8月18日，他又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等。他还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我们只有对这种制度上的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才能有利于我国的长治久安，才能保证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5]在深刻分析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的同时，邓小平还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标志着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初步探索。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加之相比而言，它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紧迫，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立即全面实施。直至19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客观上要求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为此，1986年6月后，邓小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将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到事关整个改革成败的高度。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6]“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7]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和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38]这就是说，只有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使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更稳妥、更顺利地推进。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和节奏的正确把握，才避免了苏联式改革的悲剧。

四、结语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起步阶段，在历经了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加之长期的自我封闭状态的历史背景下，改革不可能不遇到各种阻力和风险。但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能够总结错误的经验，从错误中学习，通过错误的教训更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纠正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39]。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面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运用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这两大武器，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化解改革中的各种风险，冲破改革中的艰难险阻，从而制定出符合改革需要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加深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由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重振了党的执政威望。这一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40]。

而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严峻的当下，一方面，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增强“四个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前进[41];另一方面，也要“增强忧患意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首先，要认识到，虽然这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能因此骄傲自满，因为，改革起来以后的问题丝毫不比不改革时少。并且，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面对的风险与挑战也越来越多，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纵深性在不断加强。其次，面对外部势力的遏制和打压，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决不能重走闭关锁国、封闭僵化的老路。相反，越是在外部压力之下，越应该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以更深入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因应外部打压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我们持续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不断以新方法、新措施来应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正如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那样，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解放思想是再出发的起点，而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

总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应注意借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化解改革风险的重要经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自始至终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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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復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