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构建与超越：生成逻辑?特质内涵?时代价值

赵国营

摘 要： 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逻辑中，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唯一和普世的，但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了现代化道路是多元的。中国在对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循常”中逐渐“超越”并初步构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内容体现为“五个坚持”，并开启了由“中国向度”到 “世界向度”的深入探索，具有了“改变中国”与“改变世界”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 现代化;“中国方案”;生成逻辑;特质内涵;双重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9-0089-08

按照“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逻辑，发展中国家要完成现代化，只能因循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但不顾本国具体国情盲目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而最终陷入“现代化困境”的国家的实践表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或模式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1]中国在百年现代化的逐梦中，在对现代化的“循常”中逐渐“超越”并初步构建了“中国方案”，开启了由“中国向度”到 “世界向度”的深入探索。

一、“同一”还是“多元”：现代化“中国方案”的生成逻辑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主导了现代化构建的话语逻辑，视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唯一和普世的。但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却揭示了现代化模式并非“同一”而是“多元”的，不仅“有助于矫正某些流行的现代化模式”[2]，而且能真正为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指明方向、提供智慧。

（一）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现代化“中国方案”生成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却大量使用了“现代”这一词汇，论述了现代社会的产生及其运行等等。统观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归纳出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扩张特性的论述揭示了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世界各民族地区都要面临的一个歷史趋向。

马克思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考察了现代社会的产生，认为以大工业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文明的递进演变。对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通过分析后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化运动的首要动力，它催生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和特征，揭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序幕。另一方面，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又不能等同，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相连又不同一的关系。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化的开启和推进是“同一”的演进历程，资本主义是现代化特定阶段（早期阶段）的“代名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也经常把早期阶段的现代化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以，马克思在研究时都是把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的，“‘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3]37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不仅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现代化也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由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其结果就使得 “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全球性扩张，打破了人类社会过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隔阂与阻障，开启了人类社会“统一”的“世界历史”。这一“世界历史”的开创不仅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潮流，而且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实际上也是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面临的不可抗也不可逆的历史必然趋向。

第二，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双重性的批判性分析，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阐明“两个必然”的规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中世纪的封建时代迈进现代社会新时代，但其自身又固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双重性的批判性分析，指出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根源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在于推进或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即资本主义制度。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注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灾难”，陷入“发展陷阱”，甚至成为现代化的障碍。因此，马克思一方面着力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另一方面积极探寻能够推进现代化的新的方式和可能，思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马克思将现代化的演进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有机结合起来作为分析范式，一方面指出由资本主义所开创和推进的现代社会因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注定了其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另一方面提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碎资本主义的枷锁，以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为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不竭的动力，开辟广阔的前景。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启的现代化在演进到一定历史阶段后所产生的现代化的高级形态和新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形态），后者对前者是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成果的重新整合与历史提升，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过程。当然，这一“超越过程”是长期、复杂、曲折的：对于原发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有一个长期调适和变革的过程，并最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突破束缚实现自我“超越”而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态或新阶段。对于经济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是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初始阶段，还不能教条式地开展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硬超越”，而是要“运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苦难和屈辱，而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5]。

第三，通过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初步提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选择问题以及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长期以来曾被西方学者解读为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遵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前后的相关论述就会发现，马克思这句话的真意并非是说工业落后国家一定要因循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或道路，而是指工业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可能会经历西方原发现代化国家所出现的“现代的灾难”。那么，这种“现代的灾难”出现的根源是什么，又能否避免呢？马克思通过分析后认为，“现代的灾难”并非现代化本身所固有而不可克服的，而是由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是可以“治疗”和“选择”的。对于西欧原发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铁的必然性”必然会使它们继续经历这种“现代的灾难”带来的痛苦。而对于还未实现现代化的落后国家来说，则拥有着可以“选择”的主导优势：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通过预判和不断的自我调适与变革来尽量减轻这种“分娩的痛苦”;尚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则完全可以通过全新的道路选择来避免这些“现代的灾难”。

问题在于，实现现代化除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谈论俄国现代社会发展之路时就强调指出，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3]730。马克思指出，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兼具私有和公有两种特质，这就使得它在客观上存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种就是按部就班，因循西方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的脚步，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推进现代社会发展。但这样的话，俄国将会“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728。另外一种发展方向，就是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使俄国“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3]826。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并进而论证了实现这一“跨越”的具体路径，这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以说，马克思的“跨越”思想集中体现了对现代化模式单一性观点的彻底否定，揭示了现代化模式并非“同一”的，而是“多元”的。

（二）中国近代百年现代化探索是现代化“中国方案”生成的实践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中开启的，是在中国人民“救亡”和“寻路”的探索中深入和推进的。仔细审视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会发现，在西方持续挑战和冲击下，中国“屡战屡败”的回应震撼和激发起了中国知识精英投身于探寻民族新途的变革中。但由于西方先发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相对于农业中国的独特优势，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和心理焦虑下，西方资本主义在开始一度被视为中国重新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在百年危机的变革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资政新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新文化运动，无数中国知识精英提出和构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但究其内在本质，这些方案无一不是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物来谋求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救国之路，本质上是一种“输入型”现代化。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7]。

理想是美好的，但学习西方的努力却屡遭失败。就在我们寻根究源时，突然发现，之前梦寐以求的西方现代社会也并非是尽善尽美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矛盾和“现代的灾难”在日积月累中突破压制而显现，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这种矛盾和危机进一步放大和公开。这让中国先进分子对在中国继续尝试以西方为目标的救国方案产生了怀疑和不甘。也正是在此重要的抉择关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给中国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即社会主义道路。

在大浪淘沙中应势而出的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在革命斗争中确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路径。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调整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把资本主义现代性引入到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因素制约的轨道之中，实际上是继辛亥革命之后打开了依据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思路。”[8]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了一段必要的过渡时期后，党中央适时提出和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和平的方式，而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并举，在道路选择后进一步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融通，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由于理论储备不足、经验欠缺等原因，也曾走过一段弯路，主要体现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经历了从模仿“苏联模式”到自主“四化”的艰辛探索。深刻的教训表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其模式或方案既不能“拿来主义”，也不能脱离实际而漫天狂想，只能是在中外共通和包容互鉴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探索出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国情相契合的现代化之路。这样，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开始发生根本变革——超越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旧框框”[9]。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先在思想上澄清了对现代化的认知，将“四个现代化”中国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40多年来，中国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充分释放社会主义的制度红利，不仅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速度”，还有效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的灾难”，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当前，就在西方国家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陷入迷思、众多发展中国家因盲目遵循西方模式而长期徘徊于“现代化陷阱”并迫切寻求现代化新路之际，中国现代化则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方案。

诚然，传统作为事物发展的“过去式”，其中必然蕴含着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传统中必然会有与现代不相适应的方面和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传统持什么态度？一个对自己的传统不断更新的社会比较容易进行现代化，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变革本身也成为传统。一个使自己的传统凝结起来不愿改变的社会，将很难使自己的传统适应现代化[18]。因而傳统不应该是现代化的路障，两者应是会通的，西方现代文明也是承续西欧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文艺复兴文明发展而来的。

近代以来，凡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阻碍，只能推行“全盘西化”的观点，都已被实践证明是十分荒谬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扬弃中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亨廷顿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后也得出结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9]

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仅面临着传统对现代的调适，还面临着“后现代”问题。这样一来，正在进行中且尚未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将会同时面临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双重关系的调适与变革。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无视“后现代”，认为这种现代化“代价”是必经的，也不能完全向其看齐。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连“基本实现”还未达到，大力推进现代化依然还是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要正视和充分借鉴“后现代”对现代化的批判，“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20]。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果，具有“后现代性”和“超越现代化”的意蕴。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重叠加中实现了价值整合，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新方案，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

（三）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在扬弃并超越工业文明的征途中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

西方社会自现代化进程开启后就进入了快速推进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提高了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给人们提供了高度便利的生产、生活条件，但同时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社会产品的同时，生存环境也出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生态危机的实质是工业文明的危机，其对人类持续发展的威胁使人们在反思中认识到：工业文明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并非现代化的“终结”，作为文明演进的现代化，生态文明是其应有之义和发展向度;发展中国家不应再以此为目标，而应该走新路，寻求新文明。

人类社会文明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进，正如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阶工业文明是社会生产发展进步的历史规律一样，工业文明也只是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的一个持续阶段，并非终点，最终将会被一种更高级的新文明所扬弃，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们反思工业文明发展模式与理念，探寻人类永续发展道路、方向的自然历史选择，是标识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演进。因此，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辩证否定之否定，两者并非简单化的非此即彼，而是继承与扬弃的关系。

中国现代化道路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是以扬弃工业文明而发展生态文明为时代指向的。当然，中国当前在总体上还未完成工业化，身处工业化和生态化的双重叠加期。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大力推进工业文明的同时，必须在社会现代化的诸领域融入生态文明理念，逐步对工业文明进行现代性的批判、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转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会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长期纠葛中不断“自我革命”，直至最终迈进全方位超越了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7.

[2]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罗荣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 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04.

[5]华林，赵秀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若干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2） ∶ 9-1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2.

[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339 .

[8]宋吉玲.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32.

[9]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 162.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99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9 .

[13]段菁菁.现代化何以成为代表文明进步的世界现象[J].半月谈，2017（20） ∶ 4-6.

[14]王宏斌.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8.

[15]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16]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02）.

[17]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 330.

[18]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5.

[1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70.

[20]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 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16.

【责任编辑：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