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志节，不同的人生

徐志频

一

左宗棠与李鸿章同为晚清重臣，是举时代轻重的历史人物。

左宗棠由民间草野书生入仕，儒学的“忠孝廉节”是他十分明显的一根信仰主线。左氏迟至四十岁才出山办事，中年后又迅速发迹，平步青云，朝廷待他的恩荣、典赏每每逾越常规，这让他感恩戴德，竭力思图回报，当然不愿利用名位、声望来谋求个人利益。

作为“先秦儒学”的忠实信仰者，左宗棠在童年时习得儒学的“诚意、正心”，规牢了他毕生的忠心。他为官办事的手段、方法，依靠的是“孔孟儒家”加“申韩法家”，前者是理想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

崇朴尚诚，左宗棠对事业、对朝廷的忠心，某些时候达到近似“愚忠”的程度。

当一个人对一门学说忠诚到完全“无我”的程度，便是信仰。左宗棠忠于儒学大于忠于朝廷，这从他同治十二年（1873）大胆冒犯慈禧太后的心意，不惜将慈禧太后安插的亲信、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拉下马也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左宗棠办事的动力源在儒学信仰，李鸿章办事的动力源则在官阶势利。

跟草野民间成长的举人左宗棠不同，李鸿章早年考中进士，仕途虽然也有一些艰阻，但在同龄人中已算最为顺畅。

学问优长的李鸿章，跟曾国藩、左宗棠最醒目的不同的地方，偏偏就他最不相信道德文章。这跟李鸿章科场十分顺畅大约有一定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往往“缺什么才补什么”，“越是拥有，越不珍惜”，李鸿章本人的经历能印证这点。

早年在京师、安徽两地为官，李鸿章见惯了官场的“套路”跟“忽悠”，内心对那些写在书本上的道义，其实已经是不信了的。在现实无数次的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他看懂了，也看破了，他相信成功唯一需要的是依靠实力。一旦事权到手，他不惜打破传统，大胆起用清一色的大老粗，根本没将学问放到眼里。

实用至上的李鸿章，为官的心路转折，发生在知天命之年。二十岁到五十岁，怀满腹学问的李鸿章只是看不上“书呆子”，除了迷信官阶势利，他什么也不相信;但到五十岁那年，他连封赏给自己官阶势利的朝廷，也都发自内心地不相信了。

年轻时以“诗言志”梦想拜相封侯的李鸿章，毕生有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因此他的骨子里免不了有一种鹤立鸡群之后沐猴而冠的心理。条件一旦具备，他开始迷醉于漫无节制的虚荣，似乎这是唯一实在且靠得住的东西。

随着年齿日增，权势日益烜赫，不信朝廷、不信书本的李鸿章耽逸习气和虚荣心暴露无遗，这为他成为晚清衰世的“裱糊匠”铺垫好最后一级台阶。这也是三人志趣的截然差异：“曾国藩拼命做学问，左宗棠拼命办事，李鸿章拼命做官。”

官本位的“实用主义”取代一切，头顶没有信仰，内心没有自律，带來后果也需要自己内心慢慢消化。梁启超在做《李鸿章传》时，也忍不住要批评他“不学无术”。

曾国藩晚年时，曾以自身多年阅历、心得提醒李鸿章，要他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这给他指明了儒家士大夫的道路方向，一两个仰望头顶星空的人，凭借自己的学理洞见，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找到出路，让千百个应和者呼应跟从，实现个人的时代使命。以李鸿章此后的作为对照，曾国藩身后三十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这句嘱托。

因此，对李鸿章学问新旧驳杂，内心漂浮游移，成色不纯，他个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用得着梁启超那句评价：“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二

比较之下，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四十八岁前，左宗棠因太平天国时势而起，属“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四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左宗棠主动谋国，事实上变身成了“造就时势的英雄”。

虽然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依照逻辑最合情合理地推断：中国如果从1860年到1901年没有李鸿章，他所承担的职事，一定有能力大致相当的人替代;如果中国从1852年到1885年没有左宗棠，他所选择的事业却将不见于历史，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他。

但左宗棠存在的问题，同样在他的崛起起点时已经注定。作为草野民间成长出来的独立士人，他独有的“清气”与个人素质中的“明澈”，让他的家国事业能够取得空前绝后的大成功，却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够跟进与延续，因为能有他的天资禀赋又同时遭逢崛起机遇的人，万中无一。

今天去探求左宗棠改变后世学问、陶冶风俗最见现实功效的地方，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技术类“实学”的风气之先。他去世二十年后，八股取士取消，他当年所习的理工技术知识，成为所有新式学堂传授的主课。对三千年来一直缺乏“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中国人，左宗棠无意中起到了先知与拓荒者的作用。

左、李相似的性格特点，是才高气大。《清史稿》作者赵尔巽对这点曾有过写实的评述：李鸿章一生“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左宗棠少年时代“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中年以后“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先天相同的禀赋，后天表现又大有不同：

李鸿章生平自负于才气，将自己看得高人一头，对部下习惯以金钱、官爵之类利益刺激加以笼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因此，社会上那些自恃有风骨、重操守的人才，都不乐意附从他，替他办事。

左宗棠同样自负于才气，少年时代曾被人看作“狂生”;待中年出山办事后，他的才气转化成进取的锐气，刚毅过人，身先垂范，部属对他都发自内心地由衷敬佩，自愿鞍前马后跟从他，效死疆场，建功立业。待左宗棠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之后，也免不了顾盼自雄，以“天下第一”自居，虽然“惕励”如他，内心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克制。

通过比较左、李“自负于才气”，大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少年自负式的意气是成大事者需要具备的一种强烈自信资质，毕竟成年后事业道路无论顺逆，事实上都充满了坎坷，遍布着荆棘。少年意气是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建功立业的朦胧初心，也是出人头地的原始动力，它支撑着人在事业的道路上不畏艰巨、义无反顾。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