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合法性：我国政策扩散的双重逻辑

摘要：以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为例，对中国制度背景下政策由试点到扩散的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效率与合法性是我国政策从试点到扩散遵循的双重逻辑。其中，在试点起始阶段，效率逻辑下的经济因素与合法性逻辑下的中央信号发挥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在试点扩散阶段，合法性逻辑与效率逻辑下的经济因素成为政策扩散的主要驱动力。中央信号与经济因素不论是在试点起始阶段还是试点扩散阶段，都持续地作用于政策扩散的过程。

关键词：政策扩散;效率逻辑;合法性逻辑;新高考综合改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提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机制研究”（16BMZ113）;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贵州省教育综合改革政策研究”（2019W002）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9-0062-07

一、引言

政策是政府实施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政策从议程设置到执行推广是一个复杂艰巨、需反复论证和谨慎摸索的过程，历来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从理论上说，地方政府实施政策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需要相应的驱动力。在中国，由于中央在政策制定上具有绝对权威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与不可抗力，因此在探索政策改革与政府治理时，必须考虑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在已有研究中，政策试点的启动机制、发生过程、领域特征等通过不同政策试点领域的案例积累，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图景。源自西方的政策扩散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也日益精进，关于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与运作机制已经取得了相当成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覆盖了我国多种类型的政策领域，然而对于以高考改革为代表的特殊政策领域，目前鲜有研究运用政策扩散理论对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在实践中，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不同阶段，由于地方政府组织目标与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扩散的主导逻辑也有所不同。那么，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在政策扩散的过程中，到底是哪些因素和逻辑在起着制约和影响作用？在政策扩散的不同阶段，哪些因素和逻辑的作用又更加显著？对此，本文将以高度关涉社会公平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推广过程为例，分析我国政策扩散的一般逻辑。

二、理论基础

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是政策过程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新兴领域。政策扩散强调某一部门或地区首先制定实施的政策方案在政府系统内通过一定的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其他部门或地区采纳的过程。学者们主要围绕扩散机制和扩散模型两个维度对政策扩散展开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沃克（Jack L. Walker）首先提出美国州政府之间的交流是政策扩散的重要原因的观点。随后，明特姆（M. Mintrom）、大卫（Marsh David）、多宾（Frank Dobbin）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扩散的主要机制有学习、经济竞争、模仿、强力推进。①国外理论界对于是否采纳和实施新项目或新政策的原因有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内部决定模式，另一种是传播扩散模式。内部决定模式假定一个州认为政府创新或者采纳新政策的动因受本州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特征的影响，不受其他州的行为影响。贝瑞夫妇（Frances S. Berry & William D. Berry）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基于学习、竞争、公众压力三因素建构了解释政府推动政策扩散的四种模型：（1）全国性互动模式。该模型假设州官员之间存在全国性的交流网络，通过该网络官员们在自由交流互动中实现融合，采纳新项目的州官员会对未采纳新项目的州官员产生激励作用，进而实现政策扩散。（2）区域传播模型。该模型假设各州倾向于与同一地区的州开展政策竞争，各州主要受地理上相邻的州的影响。（3）领导—跟进模型。该模型假设某些州在一项政策的采纳方面是先行者，其他州争相效仿这些领导者。（4）垂直影响模型。该模型假设各州不是效法其他州的政策，而是效法全国性政府的政策，因为全国性政府可以简单地命令各州的某些活动。② 上述扩散模型是基于美国联邦制归纳的政策传播机制，在联邦制之外的制度环境下使用该模型，则需要对模型作出修正;政策扩散的动因也不一定限于学习、竞争、公众压力三个因素。国内的后续研究将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三种解释模型：内部决定模型、水平影响模型和垂直影响模型。③ 内部决定模型认为，政府自身内部的特定因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和促进政府创新与政策扩散;水平影响模型认为，政策扩散的主要驱动力量来自于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政府;垂直影响模型认为，政策扩散的动力来自于更高行政层级的政府。已有的研究将政策扩散机制主要概括为强制、竞争、学习、模仿、社会化五种。④

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政策属性和环境因素等维度展开讨论。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涉及政策企业家、政策网络行动者等，地方官员的政治流动、制度压力、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也是影响政策扩散的重要因素。⑤ 组织层面的因素包括组织结构、文化和能力三個方面，其中组织结构涉及上下级政府之间、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⑥ 政策属性维度即是从政策文本来分析政策本身的特点对政策扩散速度以及政策扩散机制的影响。环境因素主要涉及人口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经济社会特征以及公众舆论等。现有政策扩散的研究，因其规范、清晰的理论脉络，对分析我国政策试点和推广过程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近些年，随着中国学者对政策扩散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引介，基于中国经验事实的政策扩散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已颇为可观。在公共服务、电子政务、财政改革等多个政策领域，形成了一批实证研究成果。但是，既有的政策扩散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政策采纳与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而对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动态性与复杂性关注相对不足。为此，本文将在政策扩散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上，以我国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扩散研究主流的事件史分析方法对政策扩散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揭示中国制度背景下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基本逻辑。

三、基本假设

著名组织社会学家斯科特（W. Richard Scott）认为，“组织如果想要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起来并兴旺发达，除了需要物质资源和信息技术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特别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和信任”。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也必然要遵循组织发展的一般行事逻辑。按照罗森布鲁姆（David H. Rosenbloom）的划分标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分为管理、政治和法律三种路径，管理路径强调“效率”、“效能”，政治路径强调“回应性”、“责任”、“代表性”等，法律路径主要是将公共行政活动视为在特定环境中应用法律和实施法律的活动。政治路径强调按照程序和规则办事，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下就是按规则办事，和上文所提到的法律路径基本意思相同，故本文将法律路径和政治路径综合为合法性路径。“在现代社会中，组织只有遵守理性的（如科学）的规定和法律或者类似法律的框架，才有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⑦。作为公共行政组织的政府，其行为必然要追求合法性。行政组织的生命力来源于权力，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赋予，下级机构获取工作支持的政治权力多来源于上级政府的授权。概言之，政府行为必须遵循现有的法律制度和规则，文中我们称其为合法性逻辑。另外，行政组织的行为还必须遵循管理的路径，必须不断地追求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文中我们称其为效率逻辑。基于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两种逻辑同时并存于政府实施政务活动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并影响政府的行为。大规模的政策与制度变迁，往往涉及多重过程和机制。⑧ 实践中，组织的行为逻辑依赖于更为宏观的制度环境，由于地方政府组织目标与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主导逻辑也有所不同。

依据政策扩散理论的观点，影响政策扩散的因素主要涉及个体层面、组织层面、政策属性和环境四个维度，综合内部决定模式和传播扩散模式，本文将影响政策创新扩散传播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通常体现为政府行为的效率逻辑，遵循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本假定，即组织之所以采纳某一政策或制度，是出于对组织运转的有效性和效率的考虑;外部因素，往往体现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逻辑，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很多时候组织采用某一组织结构或某一政策并非由于它们能够提升组织效率，而是出于提高组织在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的需要。⑨ 因此，效率逻辑是从组织内部的角度分析和解释组织行为，而合法性逻辑则是从组织外部的角度强调组织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形塑。故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的双重逻辑分析框架。总体概括性假设为：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进程主要受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的主导;在不同阶段，两种逻辑的效力有所不同，即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将在政策扩散的不同阶段发挥程度不一的影响力。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解释两种逻辑的影响力具体表现出怎样的不同。

（一）效率逻辑

追求效率是行政组织的主要行为目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代表人物奥斯本主张在政府管理中大量引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其主要目标在于提高政府的效率。行政组织追求效率必须考虑组织的特殊性。只有认清行政效率的逻辑性，才能达到行政目标。⑩ 政策扩散的效率逻辑从行政区域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出发，即从组织内部分析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而决定一个行政组织（政府）是否采纳新政策的主要因素是行政组织掌握资源的多寡与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压力。通常可以将这两个影响因素转化为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并将其作为影响行政组织内部运转效率的主要指标。

人口规模是社会治理规模的常用指标，人口越多的行政辖区，牵涉面越是广泛，对于社会制度趋于合理完善的需求越强烈，社会治理的规模也越庞大而复杂，因而政府面临的改革呼声和治理难度也越高。因此，地方政府面对呼声很高的社会需求和治理压力，为了维持政府形象和改善治理绩效，会倾向于选择执行新的政策。因此，提出假设1：人口规模与政策的采纳成正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则反映了行政辖区的物质资源条件，一地的财政状况、硬件设施、信息技术、人才资源以及软性的辐射吸引力等无不受制于地区的经济实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往往社会服務能力相对也更为发达，这意味着其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政府具备更加雄厚的财政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来满足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物质技术和人才需求。例如高考综合改革会大幅度增加教师、教学场地的需求量，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往往更有条件和能力来承担改革成本。故提出假设2：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的采纳成正相关。

（二）合法性逻辑

合法性逻辑侧重从组织环境即外部因素的角度解释组织行为，聚焦于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行为模式的制度力量，认为组织只有不断保持其在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才能生存。在政策试点研究中，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是政策试点运作机制分析的切入点。在政策试点的整个过程中，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层次模式，而是一个在多层级之间摇摆不定的互动模式，中央在其中处于把关者的位置。同时，合法性逻辑也强调来自同辈或同行的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这会推动组织同形（Isomorphism），促使组织效法其他组织的实践。因此，基于中央自上而下的决定性影响与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主动行为，本文用纵向的上级指令带来的政治行政合法性压力与同级政府的制度同形的规范性压力来验证合法性逻辑的适用性，选择中央政府与其官方媒体的政策信号和外省压力分别作为度量纵向与横向合法性逻辑的影响因素。

在纵向关系中，中国半分权式的央地财政关系和自上而下的官员考评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对政策扩散的行为选择。 如果中央政府发布了有关改革的信号，在上级的行政压力和考评制度的约束之下，地方政府会通过积极响应上级政策来表达忠诚。故提出假设3：中央信号的强度与政策的采纳成正相关。

同时，在政策扩散中，不同辖区的政府管理者会受到区域内或全国范围内其他政策制定主体的强烈影响，互相之间会持续地竞争与学习，以维持或提高管理绩效和政治资本。当某项政策获得了多数政府的应用时，它就可能具有了规范性的合法性逻辑。因此提出假设4：外省压力与社会政策的采纳成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与描述

在研究实例的选择上，本文选取典型的关涉重大的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我国省级政府作为基本統计单位，选取截至2019年底已发布新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且列入教育部新高考综合改革推进工作名单的14个省市，收集了这14个省市各个年份的数据。对这14个省市的观察期为2014年至2019年。

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要求各省市区积极探索新高考综合改革，并要求上海市、浙江省于2014年分别制定颁布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随后两地在当月便出台了本地试点方案。因此，本文将2014年确定为我国进行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开端。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4省市开展了第二批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19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省市相继进行了第三批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新高考综合改革制定的一系列新方案，致力于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为解决我国现有招生制度体系存在的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和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等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是否进入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试点”，即某个地区在某个年份是否进入了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试点，为二分变量。在某地进入该政策试点的年份之前，该变量记为0;进入政策试点的年份，该变量记为1;在该年份之后，不再记录。该变量的信息来源于各省级政府门户网站的政策文件公开栏和教育部官网。

2. 自变量

对于效率逻辑，为便于测量，本文将考生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分别操作化为人口规模与GDP总量两个变量，验证效率逻辑对进入政策试点的影响。选择这两个变量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考生规模与人口规模往往成正比。衡量人口规模的标准一般是某个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常住人口越多意味着当地考生规模也越大。其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越有充分的经济条件和厚实的财政基础来支撑改革，而GDP总量则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人口规模与GDP总量两个变量能够较好地体现地方政府争取进入政策试点的效率逻辑。

合法性逻辑的表现形式是中央信号与外省压力。首先，中央信号，即中央政府与官方媒体所释放的改革信号，本文用国务院出台的有关新高考综合改革的文件数量与《人民日报》报道的有关新闻数量来描述。选取该变量是由于中央文件精神能最充分地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行政指令的下发意味着改革信号的释放，将对地方施加强制性压力，同时地方也获得了改革的合法性保障。其次，外省压力，被操作化为全国进行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份数量占全国省份总数的比例，亦是邻近效应变量。由于竞争或学习效应，全国采纳政策的同级地方政府数量越多，越会对本地政府产生制度趋同的压力，从而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并采纳政策。变量及其测量方法见表1，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见表3。

五、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变量之间重复性太高，不能合理识别影响因素，本文还进行了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表4提供了logit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1与模型2 分别是对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进行单独分析的结果，模型3是对上述两类变量全部进行回归的结果。表4也指出了每个模型自变量的发生比，发生比表示自变量高水平与低水平相比，使因变量向高水平发展的作用强度，通过它可以观察某一变量的变动会引起政策扩散概率多大程度的变动。表4还提供了Wald卡方值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

在模型1的效率逻辑变量中，人口规模对政策的采纳与否影响不显著，在模型3中加入了合法性逻辑变量后依然无显著影响，结合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口规模代表的考生规模对采纳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的概率不具备明显影响，实际情况与研究假设相悖，假设1不成立。这说明考生人数多并不一定对教育政策扩散产生促进作用，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形成政策变革的阻力，但是否具备负面影响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境具体分析。由于考生规模过大，政府面对的治理结构更加复杂，技术与资金需求更大，短时期内如果没有相当成熟的经验和充足的资源，将难以承担改革的高昂成本。模型1中的GDP总量与政策采纳概率表现为显著正向相关，虽然在加入合法性逻辑的变量后影响有所减弱，但在模型3中仍然表现出很高的稳健性。这表明GDP总量越高，地方进行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可能性越大。这说明假设2成立，从而验证了经济发展水平方向的效率逻辑对于政策试点扩散的推动作用。

在模型2的合法性逻辑变量中，中央信号对政策扩散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并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中加入效率逻辑变量后依然如此。在我国中央享有高度权威的国情之下，一旦中央机构下发行政指令，强烈的政治势能将促使各地迅速作出反应。《人民日报》的报道量作为中央政策话语的风向标，其作用与中央指令作用叠加，对地方政府争取进入政策试点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表明假设3成立。外省压力也说明了地方竞争与学习效应的存在，即某地一旦进入了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就会对未进入的省市区产生规范性压力，进而促进这些地方的政府争取进入试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参与试点，政策扩散将逐步蔓延开来。这表明假设4成立。以上结果证明合法性逻辑通过了检验。

以上回归结果对研究假设进行了一一检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中央信号及外省压力都对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推动具有显著影响，而考生规模并不一定能推动政策试点的扩散。然而上述分析无法区分各因素在政策试点不同阶段的影响，如果不作进一步的分析，很容易将不同阶段政策试点的扩散逻辑等量齐观，认为每种因素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力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定政策扩散的不同阶段主导逻辑有所不同，并且政策试点理论的政策过程视角也将政策试点分为两阶段、三阶段或四阶段，因而有必要将政策试点的不同阶段纳入分析。

（二）不同时段的扩散逻辑分析

上文使用了离散时间的事件史模型检验了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对地方政府进入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影响。为了理清不同时段政策试点扩散的不同逻辑，我们将时间段进行划分，以探求各时段政策扩散的逻辑及其影响效果。

新高考综合改革至今只有14个省市正式进入试点，从2014年至2016年仅有上海、浙江被中央“点名”开启改革试点，随后2017年有4个省市顺利启动第二批试点，2019年有8个省市进入第三批试点范围。本文以2018年为时间节点将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试点扩散分为两个阶段：2014年至2017年为试点起始阶段，2018年以后为试点扩散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政策扩散的一般阶段划分，理应存在全面扩散阶段，然而由于本文分析的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的扩散过程并未完成，目前还处于试点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研究时段尚且无法涉及扩散的后期阶段。分时段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在试点起始阶段（2014—2017年），GDP总量对地方进入政策试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属于合法性逻辑的中央信号在这一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外省压力的效应尚未显现。这说明在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初期，争取进入该试点的省市主要是基于自身需求和经济实力，而最终是否能够成为试点地区，中央的压力与信号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试点起始阶段，地方政府或者是积极利用其自身禀赋争取“先试先行”，也有可能是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被迫进行试点，但这一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小。由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试点的寥寥无几，外省压力在这一阶段并不存在。可见，在试点起始阶段，政策试点扩散表现为效率逻辑的经济发展水平驱动为主，合法性逻辑的中央信号驱动为辅。

在试点扩散阶段（2018—2019年），合法性逻辑下的外省压力开始发挥显著作用。由于地方政府进入试点不断增多和政绩需要的驱动，各地开始争取进入政策试点，这也与实际试点推广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相符。在第三批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中，多数为地域相邻地区，近邻效应十分明显。中央信号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则相对减弱，但影响仍较显著。效率逻辑之中的GDP总量影响程度依然存在，说明经济资源和财政实力始终是新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影响因子，改革的物质基础不可缺少。人口规模因素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影响都不清晰，因为人口规模因素本身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人口规模过大使得治理结构更为复杂，形成较大的治理压力，进行政策改革将面临较大的阻力;另一方面，庞大数量的考生人口对于社会公平的需求和呼声更加强烈，改革的愿望也更迫切，从而又对改革政策的采纳形成一定的推动力。两个方面的作用同时发生，通过数字难以判断人口规模对于高考改革政策扩散的影响。因而在试点扩散阶段，地方政府进入试点，合法性逻辑成为主导驱动力，其中外省压力为主、中央信号为辅，而效率逻辑在这一阶段作为次要驱动力，依赖于GDP总量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

六、结语

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基础，运用政策扩散研究主流的事件史分析方法，对我国新高考综合改革这一政策试点扩散过程进行了实证量化分析，致力于揭示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逻辑。研究结果表明，效率邏辑与合法性逻辑是推动我国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双重逻辑。其中，在试点起始阶段，效率逻辑下的经济因素与合法性逻辑下的中央信号发挥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在试点扩散阶段，合法性逻辑与效率逻辑下的经济因素成为政策扩散的主要驱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信号与经济因素不论是在试点起始阶段还是试点扩散阶段，都持续地作用于政策扩散的过程。这说明中央的政治权威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根本上影响着我国政策从试点到扩散的全进程。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表明，我国政策实践面临的变革阻力主要来自于经济条件和庞大治理规模的限制。要顺利高效地推动政策在全国范围的试点扩散，政府必须具备足够的物质资源和经济实力，这样才能肩负起改革的重担，才能在复杂的治理实践中将政策落实下去。由此判断，也许这才是中央政府选择上海与浙江两地作为新高考综合改革第一批试点地区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人口数量多，考生规模大，改革措施涉及的利益群体关系过于繁杂，政策执行面临诸多困难。若一味注重改革的速度和幅度，不能妥善解决新旧政策之间的冲突问题，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政策风险。基于以上两个现实因素，可以解释我国诸多领域的制度完善和改革进程为什么走得相对谨慎和缓慢。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的样本量较少。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4个省级政府，研究的观测值显得不足，实证分析的结果存在信度不高、稳健性较差的可能性。二是研究的时间周期过短，扩散进程未达到饱和结果。受制于研究案例的现实发展进程，新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至今还处于试点推广的关键时期，尚未到达全国大范围的全面扩散阶段，本文研究的政策扩散周期也因此不完整，分析仅触及试点扩散阶段，这使得研究结论说服力有待加强。针对这两点不足，后续的研究可通过选择更多更合适的政策扩散案例、扩大观测样本，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三是本文仅是对政策试点扩散过程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政策试点扩散的最基础性的逻辑，对于政策试点扩散更多元和深入的逻辑的探讨还需要扎根于更加微观的分析，这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 王浦劬、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② 保罗·A·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③ 朱亚鹏：《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④ 王浦劬、赖先进：《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张克：《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以“多规合一”改革为例》，《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

⑤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⑥ 马亮：《府际关系与政府创新扩散：一个文献综述》，《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⑦ W·理查德·斯科特等：《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 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⑨ J. W. Meyer， B.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2）， pp.340-363.

⑩ [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Paul J. DiMaggio， W.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pp.147-160.

Shin-Kap Han， Mimetic Isomorphism and Its Effect on the Audit Services Market， Social Forces， 1994， 73（2）， pp.637-664.

朱旭峰、张友浪：《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季飞，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18。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