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化与中国小说认同机制的现代转型

摘要：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代小说与新闻报刊的外部联系，改变了小说的生产、传播、接受生态，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姿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国小说由此出现内在的新闻化倾向。这种新闻化倾向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基因，从根本上重构了中国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认同机制。在认同基点上，新闻的当下性解构了传统小说以“天理”为基点的“慕史”情结，转而建立了以“天演”为基点的“求新”导向。在认同路径上，新闻的写实性颠覆了传统小说以“造梦”为主导的想象叙事，转而建立了以“启蒙”为中心的写实路径。在认同策略上，新闻的时效性改变了传统小说对“小语”的“典籍化”追求，转而探寻“大说”的“社会化”策略。这种小说的内在新闻化，隐含着中国小说现代化发展的多重路向，对当下的关注存在政治与社会的不同侧重，对写实的强调存在事真与理真的不同路径，对时效的追求存在剪影与全景的不同视野。虽然近代小说的新闻化存在种种偏差，但新闻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基因，推进了中国小说认同机制的现代转型，改变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路向与整体风貌。

关键词：近代小说;新闻化;认同机制;现代转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认同模式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研究”（13BZW14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9-0075-07

新闻报刊的兴起对近代中国“共同生活的整体环境”① 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广民智、振民气”②的价值取向，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以近代新闻报刊为平台，中国小说开始了现代转型进程。1872年申报馆在《申报》创刊后紧接着出版《环瀛琐记》，译介外国小说，为中国小说发展引来源头活水。1895年傅兰雅在《申报》刊登《征求时新小说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小说与新闻报刊联姻的历史隐喻。此后，小说与新闻报刊的关系日渐紧密，小说的生态系统逐渐发生改变。

首先是传播路径的新闻化。与传统小说主要依靠书籍出版进行传播不同，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与新闻报刊这种新型传播方式密不可分。小说传播路径的新闻化，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流通速度，缩短了小说的生产周期，改变了小说的社会形象，中国小说由此开启了其现代化进程。

其次是作者的新闻化。1895年应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而生的162部作品的作者，大都是近代新闻报刊《申报》《万国公报》的读者。此后的近代小说作者，很多是新闻从业人员;对于非新闻从业者的小说作者而言，近代新闻报刊也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写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以及进行思想更新的重要资源。

最后是讀者的新闻化。传统小说主要“为中人以下说法”③，面对的是愚夫愚妇;而近代小说的读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④。近代小说读者与新闻报刊读者存在高度重合，这些“旧学界”的读书人接受“新学说”的方式，主要路径正是新闻报刊。

近代小说与新闻报刊之间密切的外部联系，改变了中国小说的整体生态，读者对小说的期待视野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与新闻报刊的社会启蒙相关，近代小说读者不再将小说视为下等人的消闲之物;另一方面，与新闻报刊的出版节奏相关，近代小说读者对小说的更新速度出现新的预期。读者的转变，使得小说作者必须调整小说的选材范围、价值取向、创作形式、叙述技巧，以换取读者对作者叙事目的的认同。而新闻的当下性、真实性与时效性，正是吸引近代小说读者的重要因素，小说与新闻由此从外部联结转为内部联姻。

近代小说的新闻化，是近代小说“量大质差”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已经成为史家共识。⑤ 然而，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角度考察，却可以发现，近代小说内在气质的新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认同机制，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小说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的“交流的艺术”⑥，潜含着对二者之间修辞认同机制的预设。要实现良好的交流效果，小说作者与读者需要建构认同基点，探寻认同路径，运行认同策略。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读者的预期都有迹可循，传统小说的认同机制因此保持高度稳定。近代新闻报刊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社会信息传播的垄断性与滞后性，改变了小说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使得作者与读者进行修辞交流时，需要建构新的认同基点，探索新的认同路径，创造新的认同策略。这种认同机制的重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路向，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天理与天演：当下性与近代小说认同基点的位移

近代小说内在气质的新闻化，首先表现在注重题材及主题的当下性。在新闻报刊兴起之前，由于传播手段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制约，传统小说作者在题材选择上，不得不拉开小说与当下重大事件的距离。与此同时，以书籍为主要载体的传播方式，使得传统小说作者在主题方面同样难以快速更新。无论是消闲还是教化，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天理”始终是传统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认同基点。凭借天理的既定性，人们才可能区分善恶，小说也才可能“劝善惩恶”⑦。从根本上讲，传统小说一直是“天理”的宣讲者，无论历史还是当下，都不过是“天理”的人间显现。

“天理”不变的内在前提，实际上是“天不变”，或者说让人们相信“天不变”。传统社会利用信息垄断与信息扭曲，可以比较容易地实行愚民政策。而近代新闻报刊的兴起，打破了政权对信息的垄断，“天在变”逐渐成为无法掩盖的事实。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理”无论是在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解决问题方面，都捉襟见肘。随着“天演论”在新闻报刊上的有效传播，近代小说作者与读者的认同基点逐渐位移，近代小说开始由“慕史”的“向后看”转向“求新”的“向前看”。

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征文”，体现出近代特定读者（评审读者）对小说的新要求。在《求著时新小说启》中，傅兰雅极为关注时新小说主题与题材的“当下性”，潜在地要求小说向关注“天演”的新闻靠拢：“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⑧

时新小说在主题上要求针对“今中华”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在题材上强调选择“近今易有”的事件，在目的上重心指向“本国兴盛”，这种潜在以“天演”为支撑的当下化，为时新小说与传统小说划出了清晰界限。

这一呼吁，获得了受到近代新闻报刊影响的作者们的积极响应。应征的162部作品中，大部分都是“按时事以立言”⑨，小说故事内容与现实政治大事的时间距离日渐缩小。从洪兴全的《中东大战演义》开始，近代小说对时事的反应变得更为迅速。这种趋向不仅表现在《轰天雷》《六月霜》等政治小说中，也表现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社会小说中，以及《恨海》《玉梨魂》等言情小说中。

近代小说这种对当下性的追求，客观上也是在展现“天演”的轨迹，推进了近代小说作者与读者形成关于小说社会使命的新共识，也就是由演绎“天理”转变为展示“天演”。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历史经验与传统天理开始失效。傅兰雅“除三弊”的主张中已经隐含着对“天理”的质疑与对“天演”的认同。1896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终稿，中国思想界找到了解释世界的新理论，“天演”之论不胫而走。尽管张之洞等人还在高呼“天理”的合法性，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逐渐成为有识之士思考国家民族命运的重要前提。不论真维新还是假维新，他们“看看外国一日强似一日，中国一日弱似一日，不由他不脑气掣动，血脉偾张，拼着下些预备功夫，要在天演物竞的界上，立个基础”⑩。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近代小说通过对当下大事的快速反应，揭示中国在“天演”过程中可能的危机与机遇。近代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 的理论前提，就是“天演”的适者生存。从“天理”的角度观照世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静态轮回，而从“天演”的角度观照世界，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动态演化。因此，它也是一种对未来的召唤与敞开，召唤人们的创造性行动。

在天理中，每个人应该如何行动都是被设计好的，人物应该各安天命，各顺天理。而在天演中，物竞天择，天虽然拥有选择的权力，但其主动权却在“物”本身，个体因此也获得把握自身命运的权力，小说中个体的主动性与结论的开放性由此凸显。因此，近代小说更强调号召人物展开行动。时新小说征文启事要求应征作品做到“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梁启超以小说改良群治的主张，更是直接宣扬小说的鼓动性。此后，政治小说从正面探寻符合“天演”规律的政治体制，谴责小说从反面渲染传统“天理”不可逆转的衰颓进程，甚至鸳鸯蝴蝶小说同样在探讨符合“天演”的家庭制度。它们都展现出对天理的质疑与对天演的肯定，对当下的质疑与对未来的渴望，它们都不再向传统寻求价值支撑，而是希望以现在的行动来建构未来的世界，表现出鲜明的外向性、行动性的色彩。个體命运从此与民族命运、国家命运联结在一起，个体生命叙事与政治宏大叙事由此开始逐渐结合。在“天演”这一新的认同基点之上，中国小说描绘了其现代化的底色。

二、造梦与启蒙：真实性与近代小说认同路径的重构

近代小说的新闻化不仅表现在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对政治大事的关注，同样表现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之上，通过不断强调自己是对生活的真实记录，由此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瞒与骗”，唤起读者对他们真实处境的关心与关注，逐渐“睁了眼看”。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相互认同的路径，由此也由“造梦”的想象叙事，转向“启蒙”的写真叙事。

传统的愚民政策之所以能够得以有效施行，不仅在于信息的垄断与封锁，更在于信息的扭曲与变形。这种扭曲在传统小说中就表现为对现实的改写，通过“造梦”的臆想来完成对天理的论证。近代新闻报刊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垄断与封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启蒙意味，更重要的是新闻报刊对真实的强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扭曲与变形，从而赋予了读者以理解的自由，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进行解读。这种理解的自由，具有更强烈的启蒙意味，“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让民众能够面对当下现实，做出自由的判断，可以说是启蒙的前提与真谛。近代小说对真实性的强调，由此具有浓厚的启蒙意味。

传统小说对于写实并不陌生，其“慕史”情结，无疑就是希望以历史的真实性作为自己合法性与权威性的证明。然而，历史与现实都是天理的人间演化，为了维护天理的合法性，传统小说不得不遮盖或者弥补历史与现实的缺憾，由此形成“虚构”本能，表现出明显的“造梦”倾向。历史追求的天理的合目的性的表述，衍化为传统小说对梦境的合天理性的表述。

与传统小说对虚构的默认不同，近代小说将逼近新闻的真实性视为小说评价的重要标准，由此凸显自己介入现实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新小说作者就已经强调小说与“实事”的关系，由此凸显小说的“真实性”：“以近时实事为经，以文、烟、脚三项为纬。” 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特别强调：“阅者勿以杜撰目之。”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同样大段引用报刊材料，以凸显与强调小说的真实性。

近代小说对新闻真实性的强调，拉近了小说与现实的距离，而只要“睁了眼看”，近代社会实在难以让人们继续“造梦”。传统小说大多以大团圆的结局，向读者提供白日梦式的替代性满足;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写真”，则注重揭示社会真相，打破读者的迷梦，“引起疗救的注意”，由此重构了以启蒙为旨归的修辞认同路径。

这种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首先表现在近代小说环境的写实化。在空间环境方面，近代迅速发展起来的都市日渐成为小说版图的中心，同时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空间不仅作为背景存在，甚至成为近代小说的重要内容。在时间环境方面，近代小说不仅较为具体，而且与当下距离日益接近，其“新闻化”趋向甚至使其与时代发展同步。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陆，到处都是衰败场景。这种环境的写实化拓展了近代小说的表现空间，为打破迷梦奠定了基础。

与时空环境的写实化追求相一致，近代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也表现出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这种对人物的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无疑也是传统小说“造梦”倾向的一剂解毒药。传统小说可以通过“造梦”，使人物性格善恶分明，命运报应不爽。近代社会却是魑魅魍魉横行，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人物命运，都已经超出传统小说预设的轨道，由此也使得其“造梦”难以继续。对于小说中媚上欺下的官僚，坑蒙拐骗的士绅，似新实旧的学生，唯利是图的商贾，迎来送往的娼妓，蝇营狗苟的市民来说，这些人物群像虽然不够鲜明，但作为一种时代剪影，却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彻底打破了传统因果福报的迷梦。

近代小说以写真来打破迷梦，还体现在事件的新闻化写真之上。从时新小说对“时事”的强调，到黑幕小说的“有闻必录”，近代小说在故事情节方面表现出不断向新闻真实靠拢的倾向。在这方面，近代小说更是难以延续传统小说的“造梦”意图。政治领域的腐败让人们灰心绝望，社会生活领域与家庭生活领域同样让人不能乐观。在社会风俗方面，《瞎骗奇闻》《玉佛缘》《扫迷帚》等小说，将人们的种种迷信行为拉出来示众，在近代的求真视角下，人们习以为常的迷信思想与迷信风俗显出了其荒谬的一面。在爱情家庭生活领域，近代小说走得更远。传统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在近代演变为鸳鸯蝴蝶派的苦情、哀情、悲情、怨情。这种对人生悲剧的书写，因为情节的套路化与解释的模式化而限制了其艺术成就，但其直面人生悲剧的写实精神，却有助于人们打破传统“大团圆”的迷梦，在培养近代读者正视不如意的社会与人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小说对真实性的追求，还体现在叙述成规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新闻写作方式对小说的重要影响。许多近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苦学生》《狮子吼》《黑籍冤魂》等，都有一个试图证明其真实性的楔子。这种流行的叙述圈套，接近于新闻报道中说明材料来源，折射出作者凸显小说真实性的意向。在叙述过程中，作者也经常通过指点干预来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孽海花》的作者声明：“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只能将文机御事实，不能把事实起文情。” 对于黑幕小说而言，新闻真实性更是其论证自身合理性的护身符。

传统小说的“造梦”倾向，固然体现了中国人的“乐天精神”，“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但这种乐天的“造梦”精神，以对现实问题的回避为前提，以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与扭曲为路径，以让人安于现状为旨归。而近代小说“有闻必录”的新闻写实倾向，隐含着让读者正视现实的启蒙意图。无论是打破政治上“补天”的迷梦，还是打破社会上“轮回”的迷梦，或者是打破爱情上“团圆”的迷梦，近代小说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使读者能够真正“睁了眼看”，帮助他们养成关注现实的审美习惯。通过这种新闻化的写真，近代小说重构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认同路径，为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小语与大说：时效性与近代小说认同策略的转向

近代小说与新闻报刊的结盟，使其在社会效应上更强调时效性，由此使得其认同策略发生重大转向。传统小说主要依靠书商的书籍出版发行，为了确保小说具有一定发行量而实现盈利，书商更愿意选择经过时间与读者考验的作品。这也就使得传统小说作者不得不对小说进行细致打磨。然而，在传统文学版图中，小说始终是“丛残小语”，难登大雅之堂。小说的经典化，并不是说小说本身能够成为经典，而是通过向经典靠拢，来获得部分的经典性。传统小说向史传的靠拢，是试图通过提升在“经史子集”排序中的文化地位来获得经典性;向诗骚的靠拢，则是试图通过提升在雅俗分流中的审美品位来获得经典性。但这些努力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婢学夫人”。

而新闻化的近代小说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文化与道德的制高点，由此使得小说成为文坛的王者。通过对“天演”的“写真”来进行“启蒙”，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甚至审美上，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小说者，觉世之文也。” 小说作为“觉世之说”，一下子超出“载道之文”与“言志之诗”，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更重要的是，新闻化的近代小说具有诗文难以企及的广泛性与及时性，由此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这种对即时社会效应的追求，使得近代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经典化的策略，转化为向哲学与新闻靠拢的“大说”社会化路线，强调通过话题的公共性与表达的普及性来实现其时效性与社会化的目的。

要实现小说的时效性与社会化，首先需要小说的话题能够引起大众的普遍关注。从时新小说开始，近代小说就肩负着回应重大现实社会问题的使命。尽管这种社会使命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面目，但近代小说由此与重大社会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恽铁樵在编辑《小说月报》时，曾经被人讥讽为编辑“大说”，实际上，小说的“大说”化正是近代以来小说社会化的特色。众多论者一再强调小说反映与反作用于社会的功能。“小说者，可称之为已过世界之陈列所。……可称之为现在世界之调查录。……可称之为未来世界之实验品。” 近代小说家与理论家一再强调小说目的的严肃性，忽视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这种偏颇的理论主张在后人眼中自然显得不够完满，但这种小说的“大说”化，对于提升小说的社会地位与文学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

近代小说的“大说”化，使得众多小说作者都会强调小说创作在改良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从时新小说到政治小说，从谴责小说到黑幕小说，从侦探小说到武侠小说，从狭邪小说到哀情小说，改良社會几乎成为所有小说广告的核心词。不仅近代“人生派”小说观注重小说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就是近代“艺术派”小说观同样注意小说的现实意义。王国维认为，小说在“美学上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周作人指出，“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他们都强调小说作为艺术的独特之处，但并不否定小说的现实意义。近代这种“艺术派”的小说理论对小说现实意义的关注，正体现出小说应该关注社会已成为一种时代新共识。

近代小说对其社会效果的正当性与重大性的强调，可以看出其认同策略的主导倾向。正是通过不断强化小说与社会改良的关系，近代小说逐渐扩大了其社会影响。而为了实现近代小说社会反响的速效性，也就需要小说能够被读者快速接受，近代小说的文体与语体由此出现重大调整。

在文体方面，为适应期刊发行体系，长篇小说的结构出现集锦化趋向。这种集锦化为小说连载提供了极大便利。对于读者而言，故事的相对独立性为阅读提供了方便;对于作者而言，故事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使小说内容与社会现象保持同步;对于编辑而言，他们可以根据小说的社会反响，决定是否继续连载。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在《月月小说》上连载两期后就被编辑要求中止;而《活地狱》之类影响较大的小说，则可以换几个作者继续。小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由此可以更为便捷地展开。

长篇小说“集锦化”的话柄连缀，已经潜含着促进短篇小说兴起的因子。每一个话柄，如果截取出来，就可以是一个短篇小说。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翻译小说的影响，近代小说作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能够更快反映现实与反作用于现实的短篇小说。吴趼人、徐卓呆、包天笑、周瘦鹃等人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用短篇小说及时记录与反映时代变迁，为推进短篇小说的独立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传统短篇小说需要结集成书籍才能大量发行不同，近代短篇小说凭单篇就可以获得艺术承认，从而获得独立价值。

对于小说的社会化而言，语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传统小说文言与白话双流并行，各有受众，但在小说的通俗性与普及性方面，白话无疑占有更大的优势。为了“开民智”，近代新闻报刊很早就有“白话化”的尝试，1876年申报馆就曾经出版白话报刊《民报》。此后白话报刊风起云涌。这种白话运动自然影响到以普通百姓为主要受众的小说，促进了白话小说的兴起。其中虽然有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的回光返照，但从总体上讲，“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已逐渐成为近代以来的文坛新共识。虽然不同时代对白话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从晚清的市井白话到五四的欧式白话，从左翼的大众语到建国后的政论体，小说语体几经反复，但白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大说”社会化的重要载体。

四、新闻化与认同机制现代转型的多向展开

近代小说的新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小说“向后看”的倾向，形成了“向前看”的新传统，奠定了中国小说现代化最厚重的基石，彻底扭转了中国小说修辞的认同机制，形成了“求新”的修辞基调。从傅兰雅的“新趣小说”到梁启超的“新小说”，从沈雁冰的“小说新潮”到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派”，从“新写实”到“新历史”，中国小说由此走上了不断求“新”的道路，其中始终隐含着新闻化的因子。新闻化赋予了中国小说新的文化基因，带来了新题材的发现，新主题的开掘，新目的的彰显，新路径的探讨，新策略的建构，新效果的实现，改变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形态，确立了中国小说反映现实与反作用于现实的新方向，为中国小说现代认同机制的多向展开埋下了伏笔。

首先，在认同基点上，对当下的关注存在政治与社会的不同侧重。对时代大事的跟踪，推动了中国小说宏大叙事的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关注，则推动了中国小说生活叙事的深化。

近代小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路向，一种是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另一种则是关注社会百态，《胡宝玉》之类的狭邪小说，就曾被当成“上海社会史”来接受。这种关注重大政治事件与关注日常社会生活的分野，在后来的小说发展过程中，因为时代氛围变化，出现消长起伏、相互缠绕的局面。就宏大叙事而言，众多紧跟时代的小说为读者了解当时的现实提供了重要历史文献。就日常叙事而言，从晚清的狭邪小说到民初的鸳鸯蝴蝶小说，从五四的问题小说到上海孤岛的情爱叙事，从先锋小说到非虚构小说，其中都隐含着对社会风俗变迁的关注。

这两种路向中都隐含着新闻的因子，表现出对当下的关注。对新闻当下性的过度靠拢，可能导致种种偏差，如政治叙事成为政策的宣言书，生活叙事成为欲望的展示台，但从总体上讲，关注当下已经成为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优良传统。与此同时，当下的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不可能截然分开。在传统“肉食者谋”的政治禁区被打破后，国家与民族发展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利，而与每个个体小民直接相关，政治叙事与日常叙事不再泾渭分明，而是隐形合流，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结合到了一起，中国小说由此不断拓展与夯实了其认同基点。

其次，在认同路径上，对写实的强调存在事真与理真的不同方向。对现象逼真的强调，推动了现实主义的深入;对本质真实的凸显，则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拓展。

新闻对现实的“真实”报道，本身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对现象的真实披露，一是对本质的准确把握。张之洞对新闻报刊益处的认识，已经隐含着这两方面的要求：“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 博闻重在事真，知病重在理真。近代小说由此发展出两种“求真”路向，谴责小说等重在事真，政治小说则注重理真。在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现实生活比小说更具有想象力，因此，有时仅仅是对事真的追求，就足以唤起读者的强烈兴趣。同样，理真也是作者与读者进行相互认同的重要纽带。

然而，事真与理真并不能被截然分开。近代谴责小说的事实罗列，与近代政治小说的空中楼阁，割裂了事真与理真的内在联系，由此使得近代小说难以发展出真正的现实主义。对事真的追求可能演化成猎奇，对理真的强调可能演化成说教。小说作为虚构叙事文学，其对“真实性”的追求与新闻的真实性终究不同。如何协调事件的吸引力与事理的深刻性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

最后，在认同策略上，对时效的追求存在剪影与全景的不同视野。对速效性的追求，使得现代小说不断实验小中见大的方式;而对广泛性的追求，则使得现代小说不断探讨全息摄影的可能。

传统小说基本没有所谓时效性的要求。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其隐含的“天理”已相对固化，不会因出版的时间快慢而对小说发行数量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传统小说的出版以经典为主，时间越久远越能保证其销量。而在“天演”的过程中，不僅事件在发生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构成了小说必须面对的“修辞情景”。能否对特定修辞情景进行准确判断与及时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以来小说的短期甚至长远的成败。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没有产生像梁启超提倡“新小说”那样重大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所处的修辞情景尚不成熟，而梁启超则在修辞情景成熟时做出了及时反应。

对特定修辞情景的时效性反应，快速与广泛也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中国小说的文体发展由此出现不同侧重。就创作与接受的速度来说，短篇小说具有巨大优势。近代集锦化长篇小说的盛行，与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起，体现出近代小说快速回应社会发展的意图。晚清民初小说期刊中，《新小说》《绣像小说》中主要是“集锦化”的长篇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中，短篇小说的占比就逐渐提高。到了《小说月报》以及民国初年创刊的小说期刊中，短篇小说成为主导。现代小说的崛起，也是以短篇小说的发达为标志。短篇小说创作时间短，发表快，对现实的反应更为及时，由此也获得了在时代变局中的作者与读者的青睐。然而，短篇小说本身容量有限，如果只是以“话柄”的新鲜性来吸引人，那现代短篇小说便可能成为传统民间故事的翻版。因此，如何以小见大，在短小的篇幅中寄寓深远的内容，是短篇小说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由此出现寓言化写作传统。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短篇小说以有限的时空为中国社会发展描摹了一幅幅剪影。

短篇小说的创作时间短，反应快，但容量有限;长篇小说的创作与接受时间相对较长，但容量也大得多。在空间跨度上，新闻报刊的普及，使得作者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近代以来的长篇小说由此具有宽广的空间视野，从东北到西南，从欧洲到美洲，人物的足迹遍布全球。与这种广阔形成对应，长篇小说对时代发展面目的把握也可能更为全面。长篇小说由此出现大中求全，大中求快的倾向，希望通过宏大的社会场景，反映社会发展全貌，由此出现全息摄影式写作。《官场现形记》上到慈禧，下到狱卒，覆盖中国社会整个官僚层级。《子夜》同样表现出宏大的叙事企图，从买办资本家到民族资本家到普通工人，覆盖了城市各个经济阶层。《创业史》等小说的空间范围虽然不大，但在人物設置上同样覆盖了从地主到贫农的整个农村社会阶级光谱。这种自觉的全景化叙事，成为中国小说的一个新传统。

小说与新闻作为不同的文化载体，终究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小说向新闻的过度靠拢，无疑会带来不少问题。近代小说作者的思路，无一不是紧贴现实，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现实情绪、现实愿望。这种过度新闻化使得小说容易“见事不见人”，导致认同机制方面的种种偏差。在认同基点上，新闻化对当下的关注容易流为猎奇;在认同路径上，新闻化对真实的强调容易转成实录;在认同策略上，新闻化对时效的追求容易转为逐利。这些偏误妨碍了近代小说走得更远。

但只从艺术性的角度对近代小说进行历史定位，显然也存在局限。在一定程度上，新闻化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扭转了中国小说认同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新的文化基因，对中国小说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小说实际上还是在近代小说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发展。现代小说的出版发行依靠的是日渐完善的现代新闻出版体系;现代小说作者与读者和现代新闻报刊的关系比近代更为紧密;现代小说的原点性作品《狂人日记》，发表于综合性期刊《新青年》，其诞生可以说是对新文化运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一种修辞性回应;后来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土改小说”“伤痕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非虚构小说”，如此等等，无不包含着新闻化的因子。总体而言，新闻化推进了中国小说认同机制的现代转型与发展，从此，中国小说走上了“求新”“求真”“求变”的广阔道路。

注释：

①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32页。

②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14页。

③ 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④ 觉我：《余之小说观（续）》，《小说林》1983年第10期。

⑤ 参见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⑥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8页。

⑦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⑧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申报》1895年5月25日。

⑨ 青莲后人：《扪虱闲谈·凡例八则》，《清末时新小说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⑩ 蘧园：《负曝闲谈》，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小说》第17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月月小说》1906年第1期。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页。

李钟生：《五更钟·凡例》，《清末时新小说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294页。

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例言》，《李伯元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曾朴：《孽海花》，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83页。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3页。

二我：《〈黄绣球〉评语》，《新小说》1902年第3期。

沈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47—48页。

作者简介：黄晓华，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