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的童年书写及其意义

摘要：张爱玲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书写童年反思生命和时代文化最为典型的例证。新文化伦理变革过程对“进步”追求的偏执，传统家庭的坍塌和现代女性运动对儿童权利的漠视，是造成张爱玲童年创伤并影响其一生创作的根本原因。细读张爱玲的童年书写，能让我们深入认知中国现代家庭观念变革中的个人记忆、情感结构和文化形态，在历史视阈中反思现代童年文化和女性文化的形态与内涵、进步与局限。研究张爱玲的童年书写，提醒我们需妥善处理女性个人发展权与母权的平衡，构建既体现女性个性又尊重母性的现代儿童/女性文化。

关键词：张爱玲;童年书写;新女性;“五四”新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史研究”（19BZW095）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9-0088-05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书写童年记忆最为典型和最为彻底的作家，无疑是张爱玲。张爱玲偏好阅读“记录体”，认为“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①，并用自己的写作实践了对这一观念的推崇。从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到“自体传小说三部曲”，张爱玲不断书写和重构童年经验，展开对自我和时代的反思。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最“执拗”的“自传性作家”。当然，所有作家都是在书写自己的经验，正如米兰·昆德拉所指出的，“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说自己的故事，其他都是妄用权力，其他都是谎话”。② 但与一般作家不同，张爱玲似乎纠缠在自己的童年记忆里无法自拔。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张爱玲反复重写和改写自传体小说《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1994年，74岁的张爱玲依然郑重其事地出版图文结合的自传散文集《对照记》。王德威认为：“可以将张爱玲的重写习惯归结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冲动，借着一再回到童年创伤的现场，她试图克服创伤所带来的原初震撼。我们也可以将她故事的多个版本解读为她对‘家庭罗曼史的多重叙述;对过往琐事每一次的改写都是诠释学的实践。”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以其童年书写——塑造母亲形象、重构家庭记忆、审视时代文化思潮，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书写童年反思生命最为典型的例证。细读张爱玲的童年书写，能让我们深入认知中国现代家庭伦理观念变革中的个人记忆、情感结构和文化形态，在历史视阈中反思现代童年文化和女性文化的形态与内涵、进步与局限，为当代中国的“儿童/女性”问题提供思考路径。

一、母亲形象与对“新女性”的质疑

在张爱玲的童年记忆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美丽而自由的母亲，但她“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自己的母亲。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对张爱玲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母亲领着张爱玲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拉住她的手，这唯一的一次牵手经验和感受，被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和小说《雷峰塔》《小团圆》中反复书写。面对父亲姨太太的追问，说出喜欢她更甚于母亲，这一貌似对母亲背叛的事件，一直让张爱玲耿耿于怀。母亲回国后，坐在抽水马桶上看老舍的《二马》，一面读一面笑。张爱玲说，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但因为母亲的关系，她一直还是喜欢《二马》。自传体小说《雷峰塔》中小女孩沈琵琶不喜欢钢琴，也坚持要学下去，“因为钢琴是她与母亲以及西方唯一的联系”。在琵琶的心中，“她母親总是来来去去，像神仙，来到人间一趟，又回到天庭去，下到凡尘的时候就赏善罚恶，几家欢乐几家愁。”④ 孩童时的张爱玲对母亲无比依恋，牢记有关母亲的一切生活细节，反复倾诉着对母亲的感情。

与此相反，作为独立的“五四”新女性，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多为金钱算计和现实困境考虑，似乎并没有与女儿对母亲的依恋形成同步。张爱玲4岁时，母亲即和姑姑一道出国。从4岁到16岁，母爱对于成长期的张爱玲而言近乎“缺席”。母亲在培养费上的斤斤计较，更让张爱玲感觉“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⑤。母亲的遗弃和伤害，成为张爱玲终身难以摆脱的“精神创伤”。1932年，张爱玲写出了她的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作家的写作起点往往具有重要的创作心理学意义。12岁的张爱玲运用忧郁缠绵的笔调把自己经历和感受到的亲情的痛苦转化为艺术创作，表现纠结于心的童年记忆，倾诉对于母亲的依恋，叙说着失去家庭温暖的痛苦与哀伤。“母与女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破碎的无助与痛苦”，成为张爱玲纠缠一生的创作“母题”。在张爱玲早期的文学书写中，多有母女诡谲怪异关系的表述——曹七巧对长安婚姻的恶毒破坏（《金锁记》），白老太太对白流苏寄寓娘家的刻薄处置（《倾城之恋》），川嫦母亲旁观女儿病死的冷漠（《花凋》），顾曼桢母亲默许女儿遭遇不幸（《半生缘》）……母女冲突，母亲伤害女儿的情节一再上演，直到《小团圆》《雷峰塔》《易经》出版后，读者才恍然意识到张爱玲笔下的母女本事绝非想象，而是她隐秘而真实的情感体验。从这个意义上看，张爱玲晚年创作《小团圆》、《雷峰塔》、《易经》，不仅构成了她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更重要的是补实了张爱玲在成长过程中种种母女嫌隙、过节与细节。通过叙述女童琵琶、九莉对母亲的依恋与反叛，张爱玲袒露和控诉了母亲对她造成的痛苦与伤害，表达对于母亲的怨气和愤怒。《雷峰塔》中，女孩琵琶对母亲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起初琵琶很愿意和母亲分享她的感受，却发现“随便说什么都会招出一顿教训”⑥。在《易经》中，张爱玲不惜笔墨，展示女童琵琶和母亲杨露之间的矛盾，令人吃惊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强烈不满：“我们是在互相毁灭，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别将她（母亲）整个毁了。”⑦ 这样的不满，甚至让琵琶对生活都失去了信心，起了“自杀”的念头。《小团圆》里九莉生病卧床时，“（母亲）蕊秋忽然盛气走来说道：‘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九莉听着像诅咒，没作声。”⑧ 许子东指出：“《小团圆》的文学史意义，其实不仅在于小说解析了一段与五四以来很多爱情小说都截然不同的男女关系，还在于（甚至更在于）小说刻画了一种在现代文学中十分罕见的母女关系。”⑨ 在后期自传性作品中，张爱玲肆无忌惮近乎疯狂地叙述着自己和母亲之间各种隐秘的旧事，而“揭露母亲的隐私，就是揭露张爱玲对母亲曾经的猜忌、怨毒”，“贯彻着她潜意识中强烈的报复心愿”。⑩ 可以说，张爱玲通过女童的倾诉和控诉，借由回忆书写塑造母亲形象清算母女关系，完成了自己的“忏悔录”。

与一般现代作家在女性解放浪潮中极力批判男权意识不同，张爱玲对于现代女性奋斗成为“娜拉”的行径不乏讥讽。《谈女人》一文中，张爱玲写道：“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覆，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 在吞吞吐吐暧昧不明的性别叙述中表达着自己对理想女性的认同，“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在张爱玲看来，所谓“完美女人”——就是具备母性意识，“是真正的母亲”，对孩子尽职尽责。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在《小团圆》中，借主人公九莉之口张爱玲明确表示——“伤害她的人”是深爱的母亲！在倾诉依恋母爱的同时，张爱玲利用童年书写控诉了母亲对母权的漠视。对于母亲抛弃自己和弟弟离家出国追求“新女性”的自由，张爱玲始终不能释怀。她所有的创作，似乎都在“审视她和她母亲的关系”。这是张爱玲精神“创伤”的根本由来，也是作家张爱玲童年创伤记忆反复书写的核心机制。只有细致审视张爱玲的童年经验，将其放在张爱玲对母性人物塑造的系列谱系的书写逻辑层面，才能理解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真实含义。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和伦理革命，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家庭文化向资本主义个体文化转型，现代女性追求“独立”、“解放”而“离家出走”，却将孩子遗弃在情感的沙漠，张爱玲借由自身的经验和对“母亲”形象的反复书写与重塑，对“五四”新女性和现代女性文化展开别具一格的反思。

二、家庭记忆重构与对“五四”新文化的批判

张爱玲曾经“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抽鸦片烟，纳妾等等，不一而足，“什么都看不起”;而“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母亲和姑姑家。 在张爱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母亲和“离婚出走”代表着进步，父亲和旧家庭则代表着腐朽和落后，这是新旧鼎革时代二元对立思想的表征。向父亲和家庭反抗及“复仇”，是张爱玲接受“五四”反家庭伦理革命等激进主义思潮的典型表现。但与此同时，自幼热爱文学艺术长期浸蕴在传统文化中的张爱玲，对于父亲和传统旧式家庭，感情又是极其复杂的。伴随着自身思想的成熟和文化思考的深入，张爱玲对家庭以及时代文化的情感态度逐渐发生了微妙而显著的变化。《易经》中张爱玲借琵琶之口，表明对家族的认同——母亲姑姑或许会在战争和困窘中将她（琵琶）遗弃，但“祖父母不会丢下她，因为他们过世了……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她甚至开始信奉神秘的遗传基因，“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对童年经验的多次返顾，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也逐渐改变了她对于父亲形象和家庭记忆的建构。《小团圆》里九莉眼中的父亲——乃德脾气非常好，终日在家无所事事，绕着屋子大声背书，中气十足。“只要是念过几本线装书的人就知道这该费多少时间精力，九莉替他觉得痛心”。虽然与时代脱节，却自有一番传统文人的风姿，悲凉中流露出几分质朴。《雷峰塔》中叙事者琵琶更是直接表达了对父亲的同情和谅解，“可怜的爸爸。他是个废物，就连挥霍无度这样的恶名也沾不上边。”“从另一层看，榆溪倒也像露与珊瑚一样反抗传统。” 不难发现，返顾童年记忆的张爱玲对被“新文化”所“抛弃”的旧式父亲及家庭展开了同情的“凝視”和“体谅的认同”。诚如许子东所说：“对上一代家人的带情感的审判，也是20世纪中国作家恋恋不舍地解构剥离自己与时代与传统的关系。” 显然，张爱玲晚期创作中思想观念的转变，既表明她对父亲及父亲所代表的传统家族文化的“再理解”，也隐射出对“五四”新文化之“新旧”二元对立刻板观念的省察和批判。

由返视童年记忆展开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复调表述，使张爱玲的创作有别于同时期的新文学作家;重复书写发展出的一种“衍生”、“回旋”的创作美学，使其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的界限，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其一，张爱玲对“五四”新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认可。在她看来，新文化帮助女性完成独立和自由，时代终究是进步了。通过对比琵琶母亲和表舅妈不同的性别观念，张爱玲指出新文化的“革命”意义：“表舅妈已是古人。琵琶没想到她母亲也只比表舅妈小十岁，但差十岁就完全两样。” 其二，张爱玲对新文学—新文化又始终保持着谨慎反思的态度。在回应傅雷等人对自己创作脱离时代的批评，她认为主流文学观往往只注重斗争的一面，而忽略安稳和谐的一面。这固然是为自己的创作辩解，但何尝不是从童年经验出发，对“五四”新文学“另一种暴力”的质疑和批判？在《雷峰塔》中，张爱玲借叙述者之口，通过对父亲的省察表达了对新文化的多维透视和审慎批判，“世纪交换的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常被说成是谷子，在磨坊里碾压，被东西双方拉扯。榆溪却不然，为了他自己的便利，时而守旧时而摩登，也乐于购买舶来品。” 在张爱玲看来，她母亲这一代人甚至包括看似保守的父亲，接受了进化主义的“五四”思想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趋利的现实主义者，“以维护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却又因为思想的错位，成为时代的“多余人”。

1950年代中期，张爱玲写作《五四遗事》，叙述一桩吊诡的家庭婚姻故事，戏谑式呈现出“五四”新文化伦理革命实践的“另一种”面相，并借机一吐她对主流“进步”文化的长久怨愤。小说主人公罗文涛在1924年受“五四”时代风潮影响，意图与妻子离婚，却遭到母亲和家族的反对，拖了六年才终于办了下来。又因为和自由恋爱的情人密斯范赌气，娶了王小姐。最后多方斡旋，1936年罗文涛娶回三位太太，凑成了一桩三美团圆的趣事。在至少名义上一夫一妻的社会里，罗却“拥着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时代思潮与社会实践如此背离，表明新文化情感口号层面的浪漫激进远远大过实际层面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而如果结合张爱玲一生反复对家庭关系的思考和书写，这无疑是经历童年创伤的张爱玲对家庭伦理革命嘲弄式的质疑和反省——何为“进步”和“现代”？对于像她父亲一样的时代“多余人”，“五四”新文化并没有为他们留下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时代变革中传统/现代交错并置的诡谲形态，显示出新文化伦理革命主流叙述的片面与脆弱。现代文化转型留给张爱玲的，不过是纠缠一生家庭破碎的梦魇。通过对家族记忆的回顾和建构，对“腐朽”父亲形象的改写和重构，张爱玲表达了自己的眷念、不安和愤怒，完成了对家庭记忆的清算，也重审了“新文化”的进步与局限。

三、对张爱玲童年书写的反思

张瑞芬在论析张爱玲自传体小说《雷峰塔》和《易经》时指出：“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锋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的隐喻。……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童年书写是张爱玲写作的起点和终点，母亲、家庭，如同囚禁她一生的枷锁，她奋力挣扎却又无力摆脱。童年记忆的“纠结”和对童年创伤的不断“返视”，最终生长出“古怪的孩子”张爱玲，升华出一辈子反复书写童年审视亲情和人性的张爱玲的独特写作。

“五四”时期，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打碎封建旧家庭的精神枷锁，成为正义伦理的时代“进步”话语。1919年沈兼士发表《儿童公育》明确提出，家族制度是私有制社会的“恶性传统物”，由家庭问题带来的儿童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解决社会一切问题，非先解决妇人问题不可，欲解决妇人问题，非先解决家族问题不可;欲解决家族问题，非先解决家庭问题不可;欲解决家庭问题，非先解决儿童问题不可。解决儿童问题之唯一良法，曰‘儿童公育。” 1920年，从解放女性的角度出发，《妇女评论》创刊号更是极力批判家庭制度，呼吁废除家庭，强调只有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才能打破施于女性的种种束缚，才能让女性的能力得到自由发展。在当时的妇女运动者看来，诸多的社会问题，男女分工的差异和结果，均源自女性抚育孩童的困境，“实在因为女子生育的牵累”。 强烈的“反家庭”的伦理革命，导致了现代“新女性”对于家庭尤其是儿童的有意“拒绝”或无意“遗弃”，儿童不幸成为牺牲品。张爱玲恰逢其会，新女性母亲的“浪漫出走”，“五四”新文化对旧式家庭的冲击和摧毁，让她成为缺乏“母爱”和“家庭温暖”的“被遗弃的孩子”，一辈子停留在情感的荒漠中，终身难以摆脱“创伤”，只得用“文学书写”反复舔舐伤口，疏解痛苦和哀伤。

张爱玲用童年书写对激进“浪漫”的“五四”新文化进行了“片面却不乏深刻”的思考和表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新文化伦理的视角，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儿童、女性与现代性的关系。

第一，保障儿童的权利，尤其是儿童获得家庭爱抚的权利。现代儿童权利论认为，儿童享有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受教育权、参与权等多项权利，以确保儿童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在这些权利中，儿童由家庭和母亲那里获取的抚爱和充分发展的权利，无疑是第一位的。时代转型过程中新旧家庭伦理所引发的“错位”和矛盾冲突，最终的伤害都由孩子来承担。张爱玲的童年书写提醒我们，家庭的慰藉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缺失成长之爱的孩子是悲苦的。现代中国迫切需要改变既有家庭文化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漠视，以避免再度造成如同张爱玲式的悲剧。鲁迅早就指出中国文化在“育儿”层面的缺失和“缺陷”，“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由此，鲁迅才强调要做“人之父”、“人之母”，一旦养育孩子，就要负担起为父为母的责任，让他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第二，理解和保障女性的权利，尤其是女性个人发展权与母权的平衡。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童年书写，既是在呈现一个时代的儿童现实生活，也是在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儿童观”和女性生育观，更涉及对儿童、家庭、性别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的思考。张爱玲的童年书写是悲怆的，表现了她刻骨难忘的个体生命体验和记忆。除了愚昧落后的传统文化因袭，新文化伦理变革过程对“进步”追求的偏执，现代女性运动导致中国家庭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上的分裂冲突，也是造成张爱玲悲苦的童年创伤的重要原因。“女性的发现”既带来“儿童的发现”，还带来“儿童的伤害”。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吊诡“悖论”，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实质上，家庭、母权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五四”论者也并非没有洞察。沈雁冰曾介绍爱伦凯的“母性论”，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流行的妇女解放论者存在的某些狭隘和偏颇，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把母职的价值重新估定，不幸估定得很不堪”，尤其是“儿童公育”，在爱伦凯看来，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忽视了母性的价值”，对于儿童本身毫无利益。实则是“看低了母职的意义，惟知有肉体哺育而不知有精神训练”。爱伦凯强调，母性是女性的本性，是爱和付出，对于儿童的发展意义重大，“凡儿童的一切品性，都是受之于母”。潘光旦在《中国之家庭问题》一文中也明确表示不认可“儿童公育”和现代家庭革命对儿童抚养、教育相关权益的忽略，因为“儿童公育”完全无视每一个儿童个体在体力、智力、性情上的差异，丝毫没有因人而异的施教，与“个人主义”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 但从总体看，“五四”时期强调母权重视“家庭”意义的理性声音显得十分微弱，很快淹没在追求“进步”的时代革命文化浪潮中。

实质上，现代革命文化实践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解放”，并不应该以牺牲家庭和儿童为代价。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在新文学视阈中被“忽略”的女性的“母权”问题，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弃儿”主题与新文化伦理变革之间复杂吊诡之关系。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固然是一种“正义”和“进步”，但如何在肯定正义伦理的同时，考虑关怀伦理的价值，如何在女性权利和母权—儿童权利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是我们重返文学历史记忆关切现实的重要议题。“知识的范畴是人类建构出来的，反抗传统偏见的女性主义，可能因置身于同一个知识范畴，而产生另一种偏执。……女性生命过程中特有的‘母性经验，及涵泳其中的关怀与爱，无疑是人類道德发展过程中，在正义、理性、功利的标准之外，另一种必须纳入的标准。” 母爱、家庭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张爱玲由童年书写所表述的对“新女性”母亲的强烈控诉和对现代革命文化的冷静审视，透露出母亲、家庭、文化观念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从女性作家童年书写的角度看，新文学从“救救孩子”出发，结果走了“先救自己”的路。时代女性所遭遇的童年悲怆，注定只能由她们自己默默地痛苦承受。返观和考察张爱玲的童年书写，提醒我们应该关切“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声音”，需要在一个更为丰富——既体现女性个性，又尊重母性共性的多元文化层面，展开对现代儿童/女性问题的全面而整体的思考。

重新审视和反思张爱玲童年书写中的儿童/女性问题，并不是旧思潮的“沉渣泛起”，更不是要否定现代女性文化，只是希望通过对个体情感体验更为丰富的呈现，审视中国新文化运动百年进程的成败得失，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思考中国现代儿童、女性的真实的历史境遇，为当下的相关议题提资借鉴。

注释：

① 张爱玲：《谈看书》，《对照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② 转引自葛浩文：《葛浩文随笔》，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③ 王德威：《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6期。

④⑥ 张爱玲：《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165、322—323、174页。

⑤ 张爱玲：《私语》，《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120页。

⑦ 张爱玲：《易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4、52页。

⑧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82页。

⑨ 许子东：《〈小团圆〉中的母女关系》，《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

⑩ 杨联芬：《〈小团圆〉：张爱玲的“忏悔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张爱玲：《谈女人》，《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张爱玲：《对照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张瑞芬：《童女的路途——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雷峰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页。

沈兼士：《儿童公育》，《新青年》1919年第6期。

郭妙然：《女子教育的三个时期》，《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79页。

参见沈雁冰：《爱伦凯的母性论》，《妇女职业与母性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33页。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杨联芬：《浪漫的中國——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页。

作者简介：毕海，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