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老调新弹

石英

文学中的一个概念近些年来好像很少提了，但在我上大学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在课堂上老师讲授还是在课堂下同学之间谈论，几乎都是离不开这个话题的。如提到浪漫主义，外国的一些作家尤其是诗人这个那个的无不耳熟能详;至于中国，屈原、李白那当然是少不了的。谈到现实主义，恩格斯的一段名言绝对不能忽略：“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之，在相当的时段中，这两个形态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确已成为许多创作者心目中奉行的圭臬;甚至成为文学爱好者在经意或不经意间衡量某某作家某部作品的套路：“嗯，××的主要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某某小说运用的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在后来一个很长的时期，“文革”不必说，多少作家和作品都“批倒斗臭”了，谁还有心思去顾及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们的创作兴头都很高，一会儿这个“热”，一会儿那个“热”的，也很少有人先提出既定的“创作方法”做套子然后再在这框架中去施展笔墨（不久绝大多数码字人又是电脑敲字儿）。应该说，这是一种势所必然，也许并非有意摒弃，而是在不同时段的现实兴趣使之然。但不久前，在一次文学活动中，我听几位中青年大学教师也是文学写作爱好者在一旁高声大嗓地谈起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天赋与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魅力。也许是我近年来孤陋寡闻，听着听着竟有一种旧话重提之感。结合本人几十年来阅读和写作中的体会，不妨对这两个所谓的“创作方法”做一些今天的理解——

其一，关于既定的“创作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理论的提出，最早还是外国（主要来自于欧洲和苏俄）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和文艺学家，他们根据过去和当时的一些作家与作品的艺术类型，析分出不同的风格、流派。而他们认为最大的形态不同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浸主义，并定名为“创作方法”，因此创作方法的不同也自然就成为较之风格和流派更大也更高的不同部类的作家与不同形态的作品。我国解放前后，随着现代文艺理论的引入，在教学中和文艺理论著作中也沿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提法，并自然成为析分不同特征不同作家与作品的权威性定义。

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不是理论太多，而是理论太少，革命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乃至文艺方面的理论，只要它具有教益意义，在当时混沌中国的天空，如云隙里闪出一道彩虹，使渴求真理的中国人能够吸上一口新鲜空气，那当然是具有启示性价值的。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而言，不能自以为“能写”就成，必要的理论指导绝对是有益的。一个有较多创作实践的人，懂得一些风格、流派、创作方法等的知识，肯定会减少创作实践中的某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和能动性。问题是不能将本是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既定理论反转过来又当成教条，自觉或不自觉地束缚住创作者的手脚，制约了才华的驰骋;甚至造成“削足适履”，那就不仅是局限性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始料不及的弊端了。

还有，本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析分，不过是作家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不同的创作形态，根本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但有时却可能在不应有的心态影响下，造成一定的扬此抑彼的效果。如出现于“文革”时期的著作《李白与杜甫》，后来为不少公正的专家审评为一部有偏颇有缺陷之作。我们说，应该允许著作者对所评的对象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是为附和当时某种风头而造成的某种不公正非科学的“倾斜”，甚至在所谓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也依风向而抑扬，就更加不可取了。我还记得在“文革”中，有评论者对同一位作家成书于“文革”前的《艳阳天》与成书于“文革”中的《金光大道》则以创作方法为比较：“正因为《艳阳天》当时过于拘泥于现实，未能在更高的境界上起飞;而《金光大道》却以更大的浪漫主义的气魄，使书中的主人公遍体生辉，形象无比高大。”可见，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文章”的结果，造成了恰恰相反的谬误。

随着人们对过去所谓的“创作方法”的辩证认识，作为一种从创作实践中提炼的成果而不是僵硬的框架去套用，相信不会出现曾经有过的偏颇。对这一近乎历史性的概念，是称之为“创作方法”好呢？还是言其为作家“艺术思维的不同方式”更为合宜？当可斟酌。

其二，所谓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其实不应被截然割裂也不可能被然割裂开来。任何一个成熟的作家（更遑论文学大家）往往都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能力，不可能只是独自一种单一的毫无交叉、互不融合的想象力与写作方式;只可能是不同的作家有其最习惯最擅长的艺术表现特征而已。以我国最早期的伟大诗人屈原为例，他的辞赋，往往倾以瑰丽的想象，并融入奇谲的神话故事，创作出一种富有浪漫主义情调的“楚辞体”（亦称骚体）。作为一位诗质大师，应该说他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但他的作品仍然是植根于战国时代楚地的社会环境和感情天地之间。他的《国殇》，从篇名上即不难看出他的生命根系与“殇”自何来。另如他的几乎为所有人都熟知的语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说是掏心窝子的一句大实话，用于有他当时的处境以及类似心境的所有后来人几乎皆无不可，难道还够不上现实中之现实吗？另如杜甫，在一般评家和读者心目中，说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典范是再现实不过的了。他的“三吏”“三别”，他的揭露社会的不平和描写普通民众苦难的大量诗歌作品，从思想到艺术上言其达到现实主义高峰可谓名副其实。的确，老杜的天性中无疑具有求真、务实、大朴而至美的深厚基因。我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有人略带调侃地言其在“蔫拱”中便达到了相当理想的诗艺效果。所谓“蔫拱”，意即不似李白那样语调高扬、酣畅洒脱地提起人们的精气神儿，而是相对缓稳朴厚地调起读者的感觉。在当时，我就感到这只能是一部分人的认识，或者是因为老杜作品的主要格调使然？纵观杜甫所遗诗作，绝非只凭“蔫拱”，也不仅是“缓稳”的情绪与节奏。随举几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是何等浩瀚勃然的气势！“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节奏何其明快，又哪里有半点儿“蔫拱”的感觉？写大江大湖等大气象，本是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的强项：“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等等，俯拾皆是;然杜甫写洞庭湖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其“浪漫主义”想象也毫不含糊。为何？皆因凡为真正之大家，其天赋、其才情、其积蓄，焉能不丰富多彩？固然有其主导方面，但也几近“无所不能”，此非空誉也。即使大家写小景，如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看似“现实主义”的视觉，实则以小小窗口“框”下千秋雪岭，一门牵动万里船，无浪漫主义之想象，无丰厚灵动的艺术感觉又何以驾驭，何以传神？可见，机械地划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至少是不全面非辩证的。至于白居易，更是如此。他既是现实主义大师，又极富浪漫主义气质。无论是语言精致、意象瑰丽的《长恨歌》等长诗还是富含哲理意味的短诗，都是立体感甚强的典范之作，这方面，许多人都已熟悉，不再铺叙。我这里倒是单举另一首唐诗，即刘长卿的五言绝句《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诗曰：“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如果说前两句作为铺垫并无奇处，而后两句声形俱佳，尤其是风雪中夜歸人之点染，千百年来向为意境说的绝品。故尔我体会到：古今诗文意境臻于完美者，当可称之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典范。何耶？一种完美意境的形成，必得是主观、客观、环境、想象等因素达到极致状态时始有可能实现。甚言之，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难得契机。

唯是希望：我们的“写家”们多创作出一些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典范作品，以飨后人（如果当世尚未来得及认可的话）。

其三，现实主义抑或是浪漫主义均应重在内蕴美质而非外在装饰。还是在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最流行的时间段，在指导创作实践也还存在着一些欠妥之处。如当时有相当权威的推崇，认为赵树理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典范体现。这从大的方面说，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赵树理的作品长时期以来还是较好地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生活与人物的真实情态，因此读起来有极大的现实感和亲切感;但推崇者言其现实主义的根据则是强调赵的作品的泥土气息与最熟悉农民的心理与音容笑貌，甚至说作者自己就是一个老农。这样诠释赵的作品我觉得在理解上是远远不够的;也有违对现实主义概念的经典说法：即除了細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在这方面，老赵恰恰是达到了。他的作品、他的人物，从表层上看是原生态，实则是经过提炼了的。这一点，老赵的修养与真功夫是一般写农村写农民的人轻易达不到的。与此相联系的是：那个时期还有的评论者认为当时出现的高玉宝、崔八娃等的作品是现实主义文学最真切的体现。其根据是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跃然纸上”，较之“阳春白雪”的创作更具“现实主义”。这种认识，在当时就有不同意见，认为对工农兵中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苗头加以重视并适当鼓励以助其成长是对的，但没有必要将其擢拔至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方向的高度，如此反而不利于现实文学的成长以至不断成熟。这类歧义的出现，说明即使在现实主义概念的理解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浪漫主义，一些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引申和推崇就更多了。在“大跃进”中，有评论者对民歌中的高度夸张极度赞赏，说“稻堆高过天”是一种革命性的形容;“凑近太阳抽袋烟”，妙极了云云。其实是当时刮起的浮夸风在文学写作中的派生表现，而有的评论者还对数字化夸张也写了专文，认为是对古典诗歌此种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发扬。言及至，我联想到曾有不少评论者对当代有的大诗人喜爱使用的数字化夸张手法往往将其提升至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体现，而我觉得：古代诗人在当时喜爱用也就用了（如“三千尺”“三千丈”“四万八千丈”“四万八千年”等等），但毋须将其奉为经典。正如今天的细心者发现四大名著中也存在某种知识性纰漏，虽不必将其奉为圭臬，却也不可因小疵而怀疑其整体经典价值。

以上也许是老调重弹，或能对人有点儿什么新的启示？但愿如此。

石 英：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人民日报社原文艺部主任、中国散文网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