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一个外交官眼中的印度

胡万程

是“龙象之争”，还是“龙象共舞”，关于中印关系的走向一直不乏讨论。

但眼下的事实是，亚洲这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今年在边界上发生了45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双方人员的伤亡没有结束对峙，后续影响扩大至社会经济领域。

印度看起来尤为怒气冲冲，在民间的“抵制中货”运动及政府下令封杀涉中软件之后，又进一步在签证与投资层面对中国设置限制。有人评价，新冠疫情就像催化剂，使得莫迪的对华政策加速调整，当下已站在了遏制中国的最前线。

相较于日韩俄，印度虽然也是邻国，但中国人对其认知程度并不算高，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浓厚的宗教色彩像是给印度蒙上一层纱丽。在宝莱坞的歌舞片和猎奇的社会新闻中，我们只能管中窥豹；不少人的印象停留在“穷、乱、慢、差”上，对于印度人在想什么，该如何与之交往，却了解甚少。

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了。以冲突为契机，了解其真正意图和交往方式，有助于我们作出更妥当的战略判断。为此，南风窗专访了国际关系专家、中国原驻印度孟买总领事袁南生，请他来谈谈真实的印度是怎么样的，以及又该如何打破彼此的信息不对称，构筑更加良性的中印关系。

经济地位互换后

南風窗：你曾说过，印度是古代首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国家。我们的宗教、农业、音乐、雕塑、医药等都受过其很深的影响。但近现代后，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在下降，双方产生了很深的隔阂，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袁南生：自古以来，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首先是印度，然后是俄罗斯（苏联），现在是美国。19世纪以前，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有几千年。但近现代以后，中国了解印度的愿望与动力衰减了，印度对中国的影响逐渐降低了。这与中国和印度的自身变化紧密相关。

按照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计算的结论，从公元元年起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古印度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古代印度的经济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而在明朝的时候，印度的经济被中国超越。经济地位互换后，印度对中国的影响自然便降低了。

宗教层面也是如此，古印度对东亚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佛教的传播。唐代以前，佛教在中亚一带都是主流宗教。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唐朝，先后六百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西天”取经。但之后，印度的佛教衰落，经文典籍毁的毁，残的残。眼下佛教教徒在印度，不超过1000万。而印度教教徒达数亿人，伊斯兰教徒也超过1亿。许多中国人仍把印度看作佛教国家，这是不对的。

在近现代，世界中心从亚洲逐渐转向欧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影响一步步超过印度的影响，中国人的注意力也自然从印度转向西方列强。双方的隔阂，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印战争之后变得更深了。

南风窗：不少印度媒体影响力很高，在舆论场上活跃。但中国人所接触的报道中，好像有关中国的正面形象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种“潜在威胁”的论调，侧重于关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动向。据你的观察，在有关中国报道上，印度媒体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袁南生：印度政府不直接掌管媒体，但媒体受西方影响。印度媒体主要报道的是西方世界，中国一直不是印度媒体报道的重点对象，印度读者更关注有关西方世界的新闻。

印度媒体经常采用西方媒体的消息，印度记者通过自己采访来报道中国的第一手消息比较少，长此以往，在对华舆论上，印度媒体几乎成了西方媒体的传声筒。

我常驻印度期间，通常情况下，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特别正面和特别负面的都不多。印度媒体经常采用西方媒体的消息，印度记者通过自己采访来报道中国的第一手消息比较少，长此以往，在对华舆论上，印度媒体几乎成了西方媒体的传声筒。

大气候与小气候

南风窗：近十年不少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建厂，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今年中印关系日趋紧张，印度政府开始大力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印度商贸，发展似乎戛然而止。你认为未来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我们的企业家该如何面对印度市场？

袁南生：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印战争之后，中印之间的经贸往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规模不大。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印度经济状况比中国要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迅速超越印度，中国企业开始一步步进入印度市场。但印度整体上对中国企业拓展印度市场的态度是防范大于欢迎，不是乐于合作，而是经常设卡。

我在印度孟买担任总领事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访问印度，到南亚的“硅谷”班加罗尔访问。当时他提出要去参观印度某个信息技术机构，但印度方面并不愿意。他们私下跟我讲，印度比中国先进的地方不多了。这个潜台词，就是不太乐意。

此外，中国港湾集团、中土集团到印度投标孟买海湾疏浚、航道疏通这些项目，本来都竞标成功了，最后都被印度国防部否了，说涉及国家安全。

印度抵制中国产品，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并非单纯经济利益上的考量。莫迪出的是经济牌，算的却是政治账：通过此举迎合印度国内的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把对华强硬包装成政治正确，由此煽动民意来扩大人民党执政的民意基础。

印度对华不友善，既和美国极限施压中国的“国际大气候”相关，也和国内抗疫失败、政局不稳的“小气候”有关。印度政府故意在中印经贸往来上做文章，是企图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走出目前的困境。印度防范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实质上也损害了印度自身的利益。

南风窗：有人评价印度的海外移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群体之一，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是印度裔的。21世纪以来，中国精英们也深度参与了国际知名公司的运作，但比起印度移民的成功仍存在不小差距。印度移民是如何站上国际商界的主舞台的？

袁南生：我担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期间，沈向洋是微软的全球执行副总裁，我曾应邀到其在西雅图的家中做客。之后，环顾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甲骨文等美国科技巨头的核心管理层里，不见了华人的身影。其实能在美国科技公司进入核心管理层级别的华人，本来也只有陆奇、沈向洋、汪静寥寥几位。

为什么印度裔在美国科技行业、在国际商界如鱼得水，而不少华裔则遭遇玻璃天花板呢？这个话题有很多原因，概要地说首先是沟通能力，印度裔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即便存在口音问题，也完全不影响他们和美国同事交流时的表达能力。而华人相对比较低调和谦逊，缺乏主动表达和展现自我的意愿。

其次，印度裔人才内部团结，抱团发展是常态，在公司内部互相扶持提携，带动了整个部门高层、中层和基层的印度裔化。由于华裔中高层近年来的严重断层，华裔科技人才必须依靠更强的能力才能得到上层的认可。华裔的内耗在不少单位几乎是常态，事实上也阻挡了自身上升的空间。

此外，印度和中国的科技行业不在一个级别。大量华裔技术人才选择了回国创业或加入中国科技巨头，而印度裔技术人才很少有回国创业的机遇。印度裔等待绿卡一般需要长达8～10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在一家公司长远发展。

印度人落叶归根和反哺家乡的观念并不强烈，这使得移民海外的印度裔能专注于本职工作，效忠于所移民居住的国家和供职的单位。相应地，供职的单位也对他们放心。

相悖的认知

南风窗：印度有“可摧毁的省邦组成的不可摧毁的联邦”一说，中央政府所掌握的权力很大。但新冠疫情以来，印度的防疫效果一直不佳。反对党呼吁中央政府放权，下放决策权至各个省邦。你如何看待抗疫现场中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袁南生：新冠疫情给印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飞机停飞、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楼堂馆所停业，许多行业停摆，经济运行停滞。过去几天来，印度每天报告近10万例新冠感染病例，成为了全球感染新冠病例第二多的国家。未来几个月里，印度有可能会超越排名第一的美国。

在印度社会与冠状病毒肺炎较量的同时，印度朝野之间相互叫板，多党之间相互较劲，由此导致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激化。目前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本质上是执政党与主要反对党国大党之间的矛盾。

印度人落叶归根和反哺家乡的观念并不强烈，这使得移民海外的印度裔能专注于本职工作，效忠于所移民居住的国家和供职的单位。相应地，供职的单位也对他们放心。

疫情的恶化对莫迪领导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感染人数越来越多，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失业在家、吃不上饭的人越来越多，人民党失去执政地位的现实危险就越大。

国大党是百年老党，控制了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切蒂斯格爾邦、卡纳塔克邦等邦。国大党在这些邦组成的政府，与人民党控制的中央政府，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对立，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方面更是相互激烈指责。

如果中央政府答应了地方政府的要求，国大党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中央政府拒绝了地方政府的要求，国大党可以把抗疫中的各种责任都推给中央政府，并借此把屎盆子扣到人民党头上，为国大党在新的大选中击败人民党造势。

南风窗：中印两国的国民认知中，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偏见与信息不对称。这既不利于两国交往，也对亚洲的和平繁荣有负面作用。你认为哪些领域的认知偏差最大？未来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这一问题？

袁南生：两国国民在认知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相悖。中国民众认为中国人比印度人幸福，印度民众坚信印度人比中国人幸福。中国人相信自己国家的制度优势，印度人为自己国家是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而自豪。中国人对印度人信神信鬼不可理解，印度人认为中国人不信神不信鬼不可思议。中国民众认为建立中巴经济走廊有利于南亚福祉，印度民众认为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威胁印度安全。中印两国民众在相互认知方面明显相悖的情况，还可以列举出不少。

中印民众相互认知中相悖的方面越少，则中印双边关系改善的空间越大。改善这一问题，一是要坚持战略清醒，要充分讲清楚，只有龙象共舞，才能造福于两国。中印两国是千年友好的邻国，友好是中印两国关系几千年来的本质特征，龙象失和，对中印都没有好处。

二是保持战略主动，发展中印关系与中巴关系并举。发展中巴关系不影响发展中印关系，发展中印关系也不影响发展中巴关系。

三是守住战略耐心，稳步推进双边往来，坚决抵制“中印必有一战”之类的言论，适度照顾印度关切。坚持数年，必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