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门口

辉姑娘

父亲发病那天是个冬天的周末，彼时我正对着电脑，妹妹的电话打了进来，她带着哭腔说：“姐，我正送爸去医院急救，你快回来。”我怔住，强作镇定说：“好，我马上就回。”放下电话，我迅速地上网订好最近一班飞机的机票，脑海不由自主地飘出各种纷乱的思绪。说实话，想过这一天会来，却没想到来得这么早，父亲才刚满60岁啊！

带着行李，我快步行走在机场的人群中，擦肩而过的面孔都化成了模糊的幻觉。人生中什么样的时刻会最痛苦？也许就是这样的时刻，好像每一个人都比你幸福。

冲到医院，到重症监护室门口时，母亲迎上来，抓住我的手，眼泪滚滚而落。我抱住她说：“妈别怕，我在呢。”妹妹也跑过来，我们三个人抱成一团，伤心不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绿色的大门紧紧地闭着。母亲说，她早上发现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人已经昏迷。送到医院紧急抢救后，医生说是突发脑血栓，直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綠色的门忽然开了，等在外面的家属蜂拥而去。我也赶紧跑上去问：“护士，我是131床的家属，我爸怎么样？”她没理我，把门又重重地关上了。

我沮丧地走回来，坐在母亲旁边，这才发现四周被许多铺盖给占满了。我惊讶地看着那些人拖出气垫，或者把一块布铺在地上。我问母亲：“妈，我们睡哪儿？”母亲茫然地说：“随便。”我抬头四顾，看到有人在出租气垫床，便租了两个。我招呼母亲过来躺下，对她说：“睡吧，妈。”

当晚一夜无眠。第二天外面下起了大雪，窗外变成了一片茫茫的白。父亲仍然躺在那扇绿色大门内，没有任何消息。我买来早点，可是我和妈都吃不进去。旁边一位老人见了劝我们：“你们娘俩得吃点，不然，熬不下来。”我打量她，满头白头发一丝不乱，表情平静地坐在长椅上，身边没一个人陪伴。

下午两点是探病时间，家属们早早地簇拥在重症监护室门口，绿色大门终于打开，护士只说了两个字：“进吧。”人们便疯狂地涌进去。我们也进了门，寻找到父亲的床号。隔着厚厚的玻璃窗，看到父亲躺在床上，眼睛是睁着的，显然有了轻微的意识，却依然无法说话。妹妹一见这场面就哭了起来，母亲也哽咽着，对着麦克风不停地叫着父亲的名字。我忽然想起父亲发病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通了电话，我跟他说我的新书卖得不错，他特别高兴，却有些遗憾地说他因为老花眼只看了一半，等以后有时间一定把后半本看完。我忍不住向最坏的方向去想：也许终父亲终其一生，再也读不完那后半本书了。

我们就这样在绿色门前等了下去。护士说现在父亲的病情还处于观察期，如果情况不妙，紧急手术也是有可能的，必须有家属随时待命，保证有人可以签手术同意书。这是多么煎熬的等待，盼着那扇门打开，出来的是已经好转的消息;又害怕那扇门打开，下一秒就要面对生死抉择。

我们天天去看父亲，第八天他已经可以在护士的帮助下直起上身，用一只手跟我们打招呼了。

初来时劝我们吃东西的老人，要和她儿子出院了。几天的时间，我们变得很熟悉。她儿子50岁还没有结婚，上个月突发脑梗，送进了医院，除了这位80岁的老母亲，身边没有其他人。老人很要强，买饭、打水从不求别人帮忙。交药费时就从衣内口袋里掏出一张陈旧的银行卡，去默默地刷卡。住了这么多天，她的衣着总是整洁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在哪里换洗的衣服。她儿子的最终结果是植物人。出ICU那天，母亲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老人说：给他攒了一辈子娶媳妇的钱，没用上，将来就给他找个好陪护吧。老人推着儿子的轮椅走进电梯，忽然提高声音，一字一句地冲我们说：“娘几个，记得吃饭，保重啊！”电梯门关上，我转过头看母亲，她哭了。

第十二天的早上，一个护士叫道：“131床！”我们连忙快步迎过去。护士冲我们露出笑容：“131病情稳定，明天可以出监护室了。”“真的？！”我和母亲高兴地叫起来。“暂时失语，半身行动不便，但慢慢锻炼，多和他说话，还是有很高概率恢复的。”护士说。我与母亲喜出望外，不停地向护士表示感谢。一个家属羡慕地对我们说：“真好，才住12天就出来了，我家那位都在里面一个月了。”“会平安的，一定会出来的。”我能看出母亲在强忍喜悦，努力让自己的表情变得平静，赶紧安慰起那个家属。

出出入入、分分合合、生生死死，在狭小的重症监护室门口不断上演。如果你觉得人生艰难，不妨去医院看看。你会发现，世间之事，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好好活着，就是一切。

（摘自《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