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在历史深处的志城银行

2020-10-09 10:59张洁
共产党员·上 2020年9期
关键词:沈阳情报东北

张洁

在沈阳市南京街和中华路交叉口西北角,有一座标注着“沈阳志城银行旧址”的老建筑,其部分区域现由中国工商银行南站支行使用。当年,这座建筑曾经用作由中共地下党员、东北红色银行家巩天民等创办的志城银行分行营业楼。志城银行历史底蕴深厚、分行众多,但唯有这座建筑留存至今,成为志城银行旧址的重要实物支撑。

在巩天民的领导下,志城银行不仅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货币战”,同时还掩护了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者,志城银行情报站是党在东北时间最长、隐蔽最深、贡献重大的情报系统。

挺起民族资本的脊梁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加紧掌控我国东北金融命脉。1932年6月,日伪政权颁布《私营银行法》,规定民营银行如果开业则至少需要40万元资金为前提。日伪政权企图以此手段,“合法”剥夺中国民营金融产业的经营资格。

山西太谷曹家是晋商中名望极高的一家民族资本。九一八事变前,曹家后人在沈阳经营着5 家钱庄。面对日伪政权的打压,这5家钱庄决定合并经营,成立股份制银行,命名为“志城银行”,取“众志成城”之意。

1936年1月,志城银行正式开业。几位股东自觉与日伪官员打交道力不从心,于是力请时任世成庆贷庄经理的巩天民出任总经理。巩天民是贷业同业公会主席,无惧日本人威胁利诱,被志城银行股东寄予厚望,但他没钱入股,于是曹家各股东以5000元股票相酬劳,使其成为股东之一。巩天民经营有方,只用一年时间就扭转了志城银行经营不力的局面。他业绩卓著,声望日高,更时时维护民族资本的底线和气节,因此深受愛国工商业者的信任与支持,志城银行很快发展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私营银行,仅市内外分行就多达12家,更是抵制日伪经济掠夺的一座金融堡垒。沈城的众多知名民族企业,如惠临火柴、八王寺汽水、肇新窑业、太阳烟草等,都是志城银行的忠实客户。

1942年,日伪进一步加大金融控制与掠夺,限定银行总资金必须达到1000万元方可成立私营银行,同时规定各家银行的股票必须公开发行并自由交易。志城银行被迫与奉天实业银行合并,从而使资本金总额达到伪币1200万元,又一次扛住了日伪当局的经济打压。在伪满“中央银行”的步步紧逼下,志城银行被迫拨出1万股在交易所买卖,日本人由此得以持有部分股票,但没能挤进董事会。志城银行始终由中国人自主管理经营,基本上保住了民族资本的性质。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志城银行投入人民政府怀抱,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在统一货币、稳定金融及“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和“一化三改造”等重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带头和主力作用。1955年,志城银行被人民银行接管,志城银行的历史正式落幕。

开展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

志城银行之所以青史留名,更大程度是缘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隐蔽战线斗争史上的杰出典范。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巩天民不仅是才干出众的银行家,更是沈阳党史上早期共产党人之一。1925年,巩天民与郭尊三(东三省官银号职员)、高子升(满洲银行职员)、吴竹村(沈阳第四小学教员)、李郁阶(奉天女子师范教员)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迁往哈尔滨的情况下,巩天民继续团结民族志士守土抗战。他们以金钱和药品支援义勇军,支持东北民众救国会,呼吁张学良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巩天民作为“九君子”重要成员发起的国联外交事件,是近年学界颇为关注的重要史实,意义深远。巩天民、郭尊三和高子升等一直以银行家身份展开抗日救亡斗争,他们的爱国行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在沈阳始终坚持革命斗争的历史空白。

在志城银行里,不仅总经理巩天民是共产党员,中层领导岗位还有燕又新(于渭)、齐贯一(齐汝萍)、郭尊三(郭纲)也都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后来,陆续加入的还有张为先、丁宜等共产党人。他们的存在,使志城银行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鲜明厚重的红色基因。

1937年,中共中央采取“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多线派遣、单线领导”的策略派出许多干部前往东北开展斗争。巩天民和党组织再次建立起联系。

从1938年到1948年,中共东北情报组织的重要机构“觉社”机关及“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总部先后埋伏在志城银行。张为先、丁宜是“觉社”创始人,何松亭是把这个组织转入中共情报系统的联系人。1942年3月,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共产党员李振远、周梅影夫妇潜入沈阳。经过调查研究,他们将“觉社”与“东北青年救亡会”整顿合并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东北救亡总会”,领导机关仍设在志城银行二楼。1943年9月14日,这个情报组织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支部”。在巩天民的周密安排下,支部书记李振远,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为先,支部宣传委员丁宜、周梅影都在志城银行任职。

志城银行情报线成员多达 70 余人,其中一部分人是共产党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伪满“官”二代和出身于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富二代,如伪满总理张景惠之子张绍纪、侄子张绍维,民族资本家张惠霖之子张为先,堪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典范。这条情报线获取的情报可靠性更高、机密性更强,张绍纪甚至把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据点直接安插在伪总理府的后院。

这条情报线获取了“山下奉文辞职回国”“日军精锐南下集结”等重大情报,为“日军欲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提供了重要佐证。不久,辗转获得情报的斯大林果断将远东地区苏军调往莫斯科,最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志城银行情报站的贡献,不仅有利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抗战后期,毛泽东主席了解东北情报工作的局面后,批示道:“看来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国际线(指伪满洲国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是大有作为的。”曾在中央晋察冀分局负责情报工作的钟子云同志回忆说:“我们党多年在东北,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所建立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唯有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组织保存下来。”

巩天民一面经营志城银行,一面“经营”社会关系。为了收集情报,巩天民按照党组织要求,打入敌伪内部担任了一些职务。他的多方周旋为志城银行情报线擎起了有力的保护伞,推动了情报工作顺利展开。

抗战胜利后,巩天民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但不公开党员身份,仅规定了党内代号,受张为先单线领导。其间,巩天民掩护和转移过潘汉年、高崇民、车向忱、韩幽桐等共产党人,也利用志城银行运钞车和警卫多次转送党的机密材料。1947 年12 月,巩天民、张为先被国民党逮捕,他们在狱中依然坚持斗争,直到迎来沈阳解放。

志城银行记录了沈阳早期共产党人在情报战线、金融战线和统战工作中的坚守与斗争,在沈阳党史和近现代金融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目前,文章开头提到的建筑保存相对完好,但长期沉寂于繁华都市,有待有关职能部门予以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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