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我为什么还要在哈佛熬夜苦读

王石

一

收到哈佛的邀请函后，在助理开始办相关手续时，我却心虚了。我的英语只保留了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听、说只能应付酒店的出入。

后来因为不可抗力，秋季开学时没能成行。我没有懊恼，反而庆幸有了更多准备时间。

语言的听说能力一直是我的弱项：比如刚去深圳时，我专门参加过两次广东话的培训班，都不及格。但是我敢讲，在公司，开会我都讲广东话，我觉得大家都听懂了，实际可能没听懂，但不好意思说。有一天，我在香港的一家餐厅用广东话点菜，点一个服务员记一个，他全听懂了。我正高兴时，服务员说了一句话：“先生，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差？”

2011年春节前，我到哈佛报到，开始正式上课。每周一至周五，我上午在语言学校，下午在哈佛听讲座，兼试听课程。

语言学校在公寓和校区之间，步行只需6分钟，很方便。英语课程分初、中、高、最高级四个等级。入学考试后，根据测试的水平分班。我进了中级班。

每天8点半到11点半是正式语言课，11点40到下午l点选修商业英语、速读速写等课程。一个班十二三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是十五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很少有超过30岁的。课堂强调互动，经常把同学一对一分组，一个同学比画单词的意思，另一个猜，看哪个小组先胜——我所在的小组经常垫底。周末考试，有的同学不到30分钟就交卷了，到最后教室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交完卷，我只想返回公寓倒头就睡。

但最耗精力的，是晚饭后的作业。7点半结束晚饭，8点做语言学校布置的作业：语法造句和一篇作文。作文費些功夫，但10点前能够完成。10点后，开始翻下午哈佛讲座的英文笔记，这才是最费神的部分。

听哈佛的讲座时，由校方安排，请一位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随我一起听，帮做英文笔记。熬夜的功课，就是要弄明白这个英文笔记。但一些单词、术语，别说英文，就是翻译成中文我也一头雾水。

在哈佛至少要熬12个月，我真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来。

其实不学语言，就泡泡图书馆，做自己喜欢的选题，再聘请个翻译，也不影响和教授交流，何必如此苛求自己呢？但我想的是，到哈佛进修的机会，一生就此一次。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也许以后会后悔。

9月，第二学期开始。课程表做了调整：上午在哈佛跟大课，下午才去语言学校，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哈佛课程上。

上午8点40到11点，在哈佛听主课。下午1点到6点，在语言学校上英语选修课和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点半到9点还有口语课；每晚回公寓，仍要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第一次尝试高密度快速阅读，以此弥补听力、口语的缺陷。但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

由于晚上熬夜太厉害，白天上课就会打瞌睡，觉得全无出头之日。只有匆匆赶路途中，抄花园小径走近路时，偶尔停下来拍拍不认识的花，抽时间查查它的分类，是最放松的时候。

那段时间，有两个人对我帮助很大。

到哈佛之后，我和常征来往比较密切。他是前万科员工，出于热心，也出于对公司的感情，经常会来看我，一起聊聊天。在这种有意无意的交流中，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米勒也帮了我很多。他大学毕业后到日本教英文，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学会了日文。他常常用自己学日文的心得帮助我学英文。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几个要点：第一，单词不能硬背，要用它造句。这条我本来就会。第二，要学会嘟囔，要常常自言自语。我试了一下，很管用。第三，要给自己营造语言环境，睡觉前多听广播，争取说梦话都用英文说。

很多个周末，米勒都会请我到他们家聊天。他不会中文，所以我们只能用英文聊。时间久了，他感觉到了我明显的进步。

二

慢慢地，也许是语言过了关的原因，人就放松了许多。哈佛亚洲中心的一些人知道我刚到时的语言能力，还纳闷一年过后，我居然可以“哇啦哇啦”讲英文了。

我第一次用英文演讲，是在2010年的哈佛亚洲论坛上，那还是在我去哈佛上学之前。

主办方因为担心中文演讲加翻译时间，信息量不够，建议我用英文演讲。我心想，也就20分钟，即使我英文对话磕磕巴巴，念总能念下来吧？问题只是单词的重音把握对不对，语句说得流畅不流畅。我接受了建议，还专门请了香港的一家英国演讲公司把演讲稿翻译成英文。因为当时很忙，去美国的飞机上才来得及看，我一看，用了很多古典英文，以前根本没看过。结果第一站在费城，轮到我演讲时，20分钟的演讲稿，我低着头足足念了39分钟。

到哈佛正式演讲时，排在我前面的演讲嘉宾，第一位是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留英的，20分钟洋洋洒洒；第二位是许小年，留美的，脱稿演讲，20分钟了还不肯下来；第三个是我，我还没开始念，主持人就说，王总，求求你了，能不能还是用中文来演讲？结果我回答说：“please，give me a chance.”（请给我一个机会吧。）下面“哗哗”的掌声，我就开始念，吸取第一次的教训，我让自己的声音至少先洪亮起来，并保持与听众的交流，效果明显好了一些。

刚到哈佛时，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知道我在哈佛访学，邀请我参加他们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做30分钟的专题演讲，我主动提出，用英文讲。

本来睡眠就不足，额外增加演讲练习，有一种大考前的感觉，几乎有些体力不支了。

演讲在华盛顿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总部三楼报告厅。“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声音干涩、低沉，不像是从自己嗓子里发出的，接着，脑袋有些空白，张开嘴却没有发出声，定了定神，用变得嘶哑的嗓子开始念英文稿，难发音的词要重复三四次才顺过来。念着念着，前排的一些听众开始小声地、打提前量地念ppt上的稿子，引导我正确发音。我一边念，一边已是大汗淋漓。

但故事引起了共鸣。我把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讲完后，听众被一家中国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所感染，演讲获得了成功。在公共场合说英文，我有了心理上的突破。不久，我又接到邀请，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全球总部在日内瓦的五十周年庆祝活动。

这次不仅仅要演讲，还安排了问答环节。经协商，在问答环节安排了一位翻译，演讲再次获得了成功，但在问答环节，我发现，我的回答翻译成英文后，意思同中文差距很大，忍不住示意翻译打住。“还是我用英文直接回答吧，我的意思是……”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哇啦哇啦”回答问题。一长串一长串从来没用过的句子，一下子冒了出来。

来哈佛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头脑不再像年轻时好用，思维凭经验，忘性也大，并且总对自己有一些心理暗示：老了，不用再辛苦动脑子了；也成功了，不用再这么辛苦了，但重新置身学习环境中，每天强记、做作业、强迫接受需要动脑的训练，封存的思维竟开动起来了，就像给生锈的机器加了润滑油，激发出了新的活力。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豁然开朗的全新感受，我强烈感到，脑子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