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安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践与困境

摘要：移民安置社区是为了安置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应运而生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社区，该社区涵盖各个村的村民，面向对象广泛复杂。要做好扶贫后半篇文章，仅仅将贫困户从生产生活不便的山村搬至县城是远远不够的。调研发现，搬迁居民搬进社区以后能否为其提供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搬迁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身份认同感，将关乎搬迁居民能否在安置社区长期稳定居住下来。由此，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得出结论，移民安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面临组织化程度低、资源支持有限、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这为提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社会组织;安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18-0-04

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累计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266万余套，实现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47万人[1]。本文所讨论的移民安置社区主要是指政府主导推进的将贫困户集中安置的社区。这一新型社区与滕尼斯所述“拥有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并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由传统的血缘、地域和文化等自然因素产生的社区”存在差异[2]。L社区位于西部地区欠发达的省份，贫困率高、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分布广泛，该安置社区所属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安置的搬迁居民主要是苗族和彝族，他们有一种民族凝聚力即坚守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当地居民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并且家庭关系复杂，表现在14岁就已经成家并且有小孩，孩子的文化教育水平堪忧。入住L安置社区之后，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文化素养也逐渐得到提升。过去大部分搬迁居民都说不了汉语，沟通交流都是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使得移民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了政府关注的焦点。首先，需要正视的是移民安置社区的硬件设施是否齐全，即基本公共服务配套設施是否能满足需求;其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否予以落实，这是最为迫切的部分，是长期赖以生存环境突然改变的搬迁居民面临的最大挑战——适应新环境、接触陌生人;最后，如何提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为社区居民营造温馨、友爱的家园，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在安置社区的身份认同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强与完善。

1 传统农耕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阻碍搬迁居民融入安置社区

1.1 传统人际关系的瓦解与对新型人际关系的不适

搬迁居民入住安置社区面临新环境融入的问题。搬离原住处的许多老人内心特别畏惧，如担心语言沟通不畅，毕竟一直住在山里，长期说少数民族语言，一旦搬出来就要和外面的人打交道，这时候他们有的听不懂或说不来其他话，交流存在着很大障碍。无法融入新社区和城市生活，易地扶贫搬迁打破了农村血缘和地缘主导的人际关系，搬迁居民因小农经济封闭性的影响，无法接受开放的城市和市场文化。易地扶贫搬迁导致不少贫困户的生活不仅脱离了原先熟悉的地域环境，也使他们与原先积淀的人际关系远离;加之搬迁居民还未脱离较封闭独立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他们与新邻居关系冷漠疏远。长此以往，人际关系的疏离感将加剧搬迁居民的融入难度。

1.2 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习惯性依赖导致被束缚

搬迁居民受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束缚尤为深远[3]，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城市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对其产生了抗拒心理。农村务农比较自由，无论时间还是精力都可以自己分配;搬迁居民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且保有原有生活习惯，与别人交流沟通依然存在困难。在农村的时候，农户可能会由于口角问题而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农户还会随手顺走别人家或者路边的菜，但是他们搬迁后，这些行为习惯都会受到制度和规矩的约束。这样会让其产生还是在农村生活好，自身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感受。而城市社区不同，工作时间是相对固定，一切都要遵从组织制度安排;城市生活人口密集且生产社会化使居民联系紧密，工作的井然有序促使社区居民对于生活品质与生活习惯较为讲究。刚从农村搬来的搬迁居民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已经呈现出固有的行为表现，短时间难以适应这样制度规范所形成的刻板有序的生活。

1.3 居民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少加剧疏离

搬迁居民入住社区之前基本上每天起早贪黑到农地劳作，由于务农占据大部分时间，放松娱乐的方式较为单一，或者干脆没有某一项活动作为释放疲惫的载体。社区里年老的居民对于下棋、广场舞等这一类活动完全没有尝试的动力，甚至会觉得这些都很无趣纯粹就是在浪费时间。安置社区举办的一些文体艺术等活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仿佛置身事外，没有共同体意识，社区居民之间互动的爱好尚未得以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任重道远。搬迁居民在自身周围筑起了一堵高墙，要打破这片壁垒是件很困难的事，而如果他们一直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缺少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将会加剧与社区其他人的疏离，长此以往将阻碍其融入新的城镇生活。

2 多元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助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

2.1 硬软件设施为搬迁居民提供了物质保障并提升了其素养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仅是为了满足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更重要的是培养居民的公共精神，创建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4]。安置社区配套文化乐园、老年活动室、妇女儿童之家、四点半乐园等场所，以此丰富居民精神;安置社区可以结合民族节庆、重要节假日和搬迁居民的民族习俗，开展群众乐于接受、乐于参与的文化活动。每周六举办的火把节就是一个典范，既能调动群众参与。修建文体广场为居民提供便捷舒适的娱乐、健身场所，引导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区图书室的图书储量种类丰富，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通识普及的古今中外图书都很齐全;图书室的志愿者和公益教师也都至少受过大专或本科教育，完全能胜任辅导社区儿童的课外素质教育工作。社区居民公约的制订助推搬迁居民规范自身言行举止与提升文明素养，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居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短期内难以看到效果，而作为载体的文体活动却是能带动居民参与最直接的方式。

2.2 社会工作介入搭建搬迁居民之间彼此信任的桥梁

社会工作人员最初挨家挨户走访，到居民家里去，通过畅谈、交朋友的方式来搭建彼此间信任的桥梁。每次举办活动的时候可以让社工人员直接告知这些老百姓，让他们过来看一下，进而参与进来。当地的百姓十分热情，很愿意邀请他人一起在家里吃饭，并且也是有潜在意愿去参与集体活动的，比如广场舞，部分上年纪的中年女性看别人跳广场舞，其实内心愿意参与，只是由于环境的改变带来的畏难情绪作祟而被限制。社工人员自己主动参与其中，通过示范来带动当地居民一起跳广场舞，从最初的社工人员带领到如今当地居民自发组织跳舞。总体而言，社工人员可以通过自身与百姓平等信任的关系构建，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带动百姓参与到社区活动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过程。

2.3 社会组织丰富社区文化活动筑牢社区居民间关系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为居民提供一张人人相互认识、互相扶持的日常生活网络[5]。易地扶贫搬迁致使很多农村孩子享受到了农村无法提供的高质量城镇教育，但是對城镇生活的不适应、父母再就业或在外务工使得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龄段缺乏陪伴以及必要的引导。社区学习室里的桌椅设备、图书由工会捐赠，为社区提供活动场所。社会组织定期组织社区儿童参与社会公益和社会实践，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适应能力，传递爱心和正能量，引导孩子正面的社会价值取向。针对社区的地域特色、人文历史和民族技艺开展特色服务，培养孩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接受现代先进城市文化的洗礼同时不忘初心，传承民族传统，发扬民族文化。当初部分孩子很木讷，不怎么和他人交流，现在都面带笑容，孩子变得很自信，愿意主动回答陌生人的一些问题。每年组织2次社区家庭融合亲子活动，邀请学生、家长、社区居民以及志愿者共同参与，促进社区融入，增进家庭内部的感情以及家庭之间的邻里情，将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的维系由血缘逐渐向地域和文化靠拢。

3 移民安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临的困境以及提升路径

3.1 组织化程度不高，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配置遇到瓶颈

缺乏专业社工人员成为L社区工作的一个主要障碍，社工工资待遇低，使得很多专业社工并不愿意来这里工作。工作人员流动较频繁，大学实习生与志愿者占据一半，部分社工专业的大学生实习结束就没有继续再来做社工的想法，职业规划的工作倾向于稳定、高薪这两个条件。进驻L安置社区的社工同时担任老师、家长、朋友的角色，角色转换多变。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机制不成熟，依然有较大的成长空间。L安置社区的搬迁居民入住以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多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采用“社工+义工”的联动模式进行。多个项目实践初见成效却没有形成深刻影响，呈现出短暂性、阶段性的特点，距离达成持续性的成效这一目标还较远。持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缺失以及社工机构的管理缺陷造成社工组织化程度低，使其效用大打折扣，活动浮于表面，导致项目难以融入安置社区，其搬迁居民的真实文化服务需求被遮掩。鉴于此，要从内部主动改进与外部条件改善这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才能有效解决当前遇到的瓶颈。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社会工作的工资福利，规范对社会工作的管理刻不容缓。

3.2 安置社区层面的多元要求与社会工作的专一形成的差异

政府大力支持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社工进驻社区面向搬迁居民提供专业服务，社区服务中心层面与社会工作相互配合才能将工作和服务一同做好。对社会工作的考核主要于每一年年底依据年初制订的计划方案来对进行，主要采取综合评价的方法。因为之前有服务基础，申报项目要提前与社区书记沟通，此外，要对社会工作进行活动留档，考核时主要依据平时表现与成效这两个方面。社工进驻社区以后能给予社区层面帮助，如想不到的事情能想到，带动身边群众参与进来，社区工作人员忙不过来时会寻求社工的帮助。社工进驻社区的后续发展，解决多元与专一形成的差异需要时间来磨合。具体而言，社区层面需要平等地对待社工团队，及时与社工团队加强协调与交流。需要支持时，工委、街道办、社区全力提供服务，增强两者的互动程度，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磨合，倘若边界过于明晰使两者相互独立将不利于安置社区大型活动的开展甚至互补领域的合作，因此，实现小分工、大合作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渠道。

3.3 社会组织的资源依附性较强，独立性与专业性被削弱

当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缺乏充盈的物质资源支持，可以利用的资源很有限且不可持续，而且它的辐射范围和规模也很有限，无法实现资本的转化增值和再生产。没有政府的资源支持，项目难以运营。与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合法性认可、资金等重要资源皆依靠政府的支持。具体而言，包括办公场所、公共活动场地、文化专项费用等。这种依附逻辑下主导权会朝着政府倾斜，进而打破了双方“合作化”的平等地位[6]。政府作为资源供给方，会对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令其专业性没有施展的余地，工作侧重点在于获得社区、街道的认可，搬迁居民真正的文化服务需求却没有得到满足。社区配套的文化服务硬件设施已然完备，要想发挥其持续性的效用就要对这些文化设施的管理与资源持续供给提出明确要求。而调动社会组织的自发性，使其主动与社会爱心企业对接整合资源，明确多元主体的制度规范可以保证项目的正常有序运营，避免盲目性和滞后性造成的无序以及资源浪费。

4 结语

经过实地调研与访谈发现，移民安置社区搬迁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日益呈现出碎片化与差异化，增强搬迁居民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对于提升社区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文章以L移民安置社区为个案，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为改进移民安置社区这一新型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出要求。移民安置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作为提升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对于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搬迁居民发展机会的平等、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落实具有深远持久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政.国家发改委：易地扶贫搬迁已实现入住947万人[N].中国改革报，2020-04-27（002）.

[2] 童星，赵夕荣.“社区”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02）：67-74.

[3] 高红，杨秀勇.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理论、实践与路径[J].新视野，2018（1）：77-83.

[4] 杨刚，华雪婷.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型供给机制及效度——基于武汉市S社区“乐龄居”的实践分析[J].社会工作，2018（3）：98-108.

[5] 颜玉凡.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互动机制：制度理想与现实图景——基于对N市JY区的考察[J].南京社会科学，2017（10）：134-142.

[6] 刘磊.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合作化”供给机制及其效度——基于武汉市爱家国际社区的调查与思考[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19（1）：10-17.

作者简介：颜学俊（1996—），女，贵州安顺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治理与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