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戚继光为何会成为万历朝最受重视的将领

张小芳

戚继光是明朝著名的将领，它在生前所收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将领。一来是因为戚继光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为朝廷立下不朽的军工;二来是因为他精通政治间的奥妙，找准武官的地位，发挥最大的效用，在文官政治中，很好的权衡了二者的关系。

一、文官与武官的传统关系

鉴于历史的原因，领兵作战的武官，与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对文官来说，他们秉持儒家治国的传统，要以文治国，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一旦动用了武力，就会被看做是失败的象征，也会引起谋反的嫌疑。而在武官看来，他们经历过长期的训练或战争，与文官的截然不同，他们认为，领兵打仗，保卫国家是军人的天职，在必要之下，随时都可以为国捐躯。武官的这些行为在文官看来，都只是一时之勇，短暂的个人成就，并非中庸之道。文官认为治国理政讲究的是长期的稳健和平，武官这种简单直接的做法，在朝廷重文轻武的风气之下，经常受制于文人。虽然武将领导一方军队，但是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在物质方面，军队的给养是收文官把控的，将领无法保证军队的补给;在精神方面，军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却在退伍之后得不到拥有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中也无用武之地，在世人看来，文质彬彬的君子，才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在万历朝时，文官集团已发展成熟，社会地位上升到了最高点，这也就意味着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戚继光作为一名武将，要是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要处理好与文管之间的关系。

二、戚继光的治军之道

万历朝的军官任命，部分采取的是“世荫”继承，简单来说就是军官职位由高级将领的子孙继承;也有通过考试而被选拔为军官，考试的内容也是极为简单的“武学”。这两种选拔军官的方式都很难挑选出真正的人才，不过这也正是文官想要达到的目的。

戚继光十七岁领兵以来，熟读中国传统兵书，立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波海平”的壮志。十六世纪中叶，海上倭寇势力横行，严重威胁到了明朝帝国的安全。他分析了敌人的军队，认定传统的军队将不能低于外来的职业军队，要求组织编练新军，并发明新的武器。戚继光在浙江省内招募志愿兵，利用道德的劝说和群众的信仰，军队中树立起了铁的纪律，同时建立起了团队合作的意识，建设了一支长久性、全能性的军队。募兵原则是只受农民，并为他们量身设计了“鸳鸯阵”的战术。作为将领的戚继光周密而细致，他以精锐的部队和高超的领导能力，而戚家军也以其严明的纪律和超高战斗力很快名声大振。戚继光把军事战术作为政治的必要辅助，使他得以在文武官之间立足。①

三、戚继光与文官的相处之道

基于社会的现实，戚继光明白个人的力量并不能与社会抗衡，有俞大猷的前车之鉴，他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方案：在不触动整个国家体制的前提之下，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戚继光的卓越才能，受到了两位文官的赏识，一个是谭纶，一个就是张居正。

谭纶曾长期在东南沿海任职，出于职务的需要和个人的喜好，用兵之道竟成了谭纶的专长，而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正迎合了谭纶的需要，两人不谋而合。在武官长期受制于文官的万历朝，谭纶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这对于当时武将受制于文官而得不到足够军需的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1563年戚继光任命为福建总兵也是出于谭纶的推荐，后来谭纶更是将戚继光调任为他的辖区中担任最高将领，在蓟州任职达十五年之久。

后来，戚继光又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张居正特别赏识戚继光的才能，在朝廷内极力为戚继光排除干扰，在张居正的帮助下，戚继光的各项军事事业得以顺利开展，蓟州军备改革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在朝中遇到极大地阻碍，张居正采取迂回的方式，把为难戚继光的文官都不动声色的陆续调迁，并在其周围安排有利于戚继光的将领配合作战。1577年谭纶病死后，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加密切。虽然张居正对戚继光的帮助也是出于要“制衡”群臣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对于戚继光军事事业的开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量。和戚继光同一时期的武人，都没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但这一切也都随着张居正去世，很快走向衰亡，可谓是“成也张居正，败也张居正”吧。

四、结语

黄仁宇评价他：“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绝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情。”②戚继光的成功因素有很多，其军事才能是一方面，但是能够处理好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欣赏并支持自己的人，并且努力去维护这段关系更为重要。他明白自己所处时代的弊端，也明白仅靠他个人力量来从根本上来进行全面改革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尋找好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补救。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来补救。所以没有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也就没有卓越的将领戚继光。

参考文献

[1]闫海青：《戚继光的军事领导力探析》，《领导科学》2019年第19期。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