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域下人的政治学属性

张卓然

摘 要：政治生活中有关人存在的必然性，这是一个久远的话题，学者关于这一问题地研究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开始了。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的有关论述中，二者均对人是政治动物的本质属性持肯定态度。此后，基于客观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也认为人的自由需要依托联合共同体方能实现。而马克思则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扬弃”，不仅肯定人自身的政治学属性，而且还指出这种属性是受历史发展而决定的，本源是劳动分工。对此，文章将以马克思主义为视域点，简要分析“人的政治性”的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本质分析;政治学属性

引言

处在孤立状态下的人类，是难以满足个人生存与物质资料的真实特性，对此需要人类组成能高度团结协作的团体从事劳动与生产活动。在联合中伴随产生的利益争端与现实矛盾，衍生出国家制度与政治组织，这也体现了人的政治状态以及必然属性。而且所有政治生活特有条件为行动之人情况的复数性：这一条件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总而言之，人类发展的过程是劳动推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进程，也是促进政治发展、参加政治生活的一个过程。

一、简析研究“人的政治性”进程

在关于“人的政治性”阐述数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思想家与政治家，均预设了人性这一属性。通常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点就是人性的善和恶，由此也构成不一样的国家源头逻辑。

（一）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

《普罗泰戈拉》是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其中阐明朴素的人所具备的政治特性。在散居或是独居状态下生活的原始人类极易因为野兽侵袭而带来生命危险，所以出于进一步预防野兽袭击，原始人类采取群居生活的方式，建立团体而不让生存受到威胁[1]。在此后，在城邦社交中政治活动逐渐占据核心地位。而且在《理想国》中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仅依靠自己力量独立的个人是无法达到社会目的，关于自给自足的局限一方面体现在难以确保获取生存必备物资支撑的及时性，另一方面无法和精神世界需求相符。其将社会生活中的人划分为以下三个等级：平民、卫士以及统治者。进行社会分工后每一等级的人各司其职，放置于政治框架便构成了统治及被统治关系。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和柏拉图存在较大分歧，可在人类天生具备政治性的观点，师徒二人维持着一致性。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群居生活是人类的主要趋向，这也是千万年自然演化的结果。生产生活与家庭联合的迫切需要致使族群规模不断扩张，逐渐形成“村坊”乃至“城邦”。这一期间，始终存在着“治人”和“受治于人”的关系，此规则是自然衍生出来的。村坊及城邦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也需要依赖村坊或城邦，在内在价值上人和城邦维持着高度一致性，也就是共同追求美好生活，这同样也是公民具备政治属性重要的逻辑节点。

（二）费尔巴哈及黑格尔

客观唯心主义是黑格尔研究人的政治性的出发点，他觉得人的绝对精神属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产物，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类天生具备精神与物质追求，而个体满足此追求就要形成整体。站在经济学视角分析，人通过劳动交换自己所必需的生存资料，从而达到改善个人生活与充实社会财富的目的。同时，黑格尔也极其反对政治和群众相互孤立，他认为没有群众等于没有政治，作为公民，获得权利与得到自由的大前提是组成共同体。

费尔巴哈针对人的政治性阐述基点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他认为，产生政治社会的前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政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行为。人在社会中是无法孤立存在的，一定要和相关的政治环境相融合，由此适应产生的规则、制度和法律，与此同时也受影响于各类意识形态参与政治生活[2]。但需要清楚的是，费尔巴哈在人的政治性受道德意志影响方面存在过度强调的嫌疑，未能始终落脚于客观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具有局限性。

二、马克思视角下解读“人的政治性”

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而言，其看待人的政治学属性，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视角，在对前人观点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指出了国家政治及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明晰了社会和人类本质属性关系之间的互动性，政治、经济和人的劳动联系密切。

关于人类社会形成和进化进程的研究中，马克思便发现，人的政治性属于历史发展产物，而且人类的生存一定要依靠政治团体。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清楚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他还发现在原始社会中生活的人其生命的存在是难以实现独立保存的，一方面难以获得充足的粮食另一方面又无法避免外来侵害，一定要附着于更大整体才会获取以供生活的物质资料。基于渐渐结合成家庭模式而导致个体单独生存方式的结束，加以持续扩张的血缘近亲，通过家庭之间自主结合逐渐构成庞大的氏族社会。其中氏族之间因矛盾而进行激烈冲突后，则会以战争与融合的形式步入各异形式的公社时代。伴随不断复杂化的人类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方面也随之更新换代。到公元十八世纪时期的市民社会，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异化变成满足个体私人目的的方法，其外在必然性尤为凸显。

在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的政治性进行论证的同时，马克思也对李嘉图、亚当·斯密等将自然个人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限制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現实基础相违背，不仅反对了极度文明而且也误解了自然生活。关于人类历史客观发展进程，马克思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针对人类属于政治性动物的必然性根源进行分析，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性”所体现的差异性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特殊性[3]。其认为这一属性的根源是分工与合作社会劳动的过程，在生产活动中人所产生的社会交往而最终产生国家的政治行为。“事情应是这样的：依据一定方式从事一定生产活动的个人，具有相应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国家与社会结构是在个人一定生活中而形成的”。

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由人类劳动产生，政治关系因生产关系而决定，政治结构形态由生产关系性质决定”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人参加政治活动的必然性是由于劳动活动所具有的不能或缺性，同样人类亦是不能脱离劳动实践的，而且也应处于国家政治框架内。人的本质活动是劳动且是关键的物质生产活动，在连接国家和个人、社会关系和政治方面发挥着媒介作用：“由于人处在劳动生存活动里，才会实现其政治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造就现实性的人性。单个人必然会组成社会的推动力则是人的劳动生存利益，而且在交互作用中，单个人之间一定会发生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