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分析

钟名扬

〔摘要〕 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治理场域中大数据信息传播带来的价值观多元化，加剧了观念冲突。大数据信息使得高校治理变得透明，社会和市场问责压力增大，引起了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失衡，容易导致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向;大数据信息使得高校内部治理边界模糊，容易引发意识形态渗透。为了解决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高校治理在理念层面应树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大数据思维，在制度层面应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在过程层面应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流程建设，以确保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 大数据;高校;意识形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4-0030-06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表明了，在国家发展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我国高校是肩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重任的组织，在此背景下“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紧迫而现实的任务”[1]。当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市场和大学之间形成了三角模式，政府和市场都通过各自的治理逻辑影响着大学运行。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认为“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受到一般政治权力的影响”[2]，而作为社会主义的高校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可见，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党和国家的安危，所以从政府的角度看，大学治理不仅是教育管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越来越大，大学已经从“象牙塔”走到了社会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和社会对大学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问责压力，大学治理需要提高效率来应对日益增大的问责压力。在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大数据对提升教育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学决策提供了机遇[3];另一方面，高校是国外异质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场域。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背后是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以及价值观的传输，大数据对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挑战。以新冠肺炎境外负面舆情为例，就集中体现了异质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在境外舆论场中，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舆情不断出现，新冠肺炎病毒甩锅中国的谣言和阴谋论甚嚣尘上，更有甚者，部分激进的国外民众对中国人采取了歧视等行为。借疫情进行政治操弄和情绪对抗等等，更是不一而足。这些负面的境外舆情使得部分缺乏批判精神和价值判断能力的青年大学生极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群体[4]。而新时代的中国高校，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维护高等教育发展的稳定局面，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确保高校的稳定发展，提升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 大数据对高校治理中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一） 高校治理场域中价值观多元化加剧意识形态冲突

在高校治理所处的场域中，大数据信息的传播促使了价值观多元化，使得意识形态冲突加剧。据2019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991%，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79小时。20～29岁网民群体占比最高，达246%。由此可见，高校学生成为了上网群体的主要部分。同样的人群分布也体现在即时通信APP上，据《2018微博用户发展报告》[5]的统计，微博日活跃用户已突破2亿，23～30岁的人群占比最高，高达40%。微博大V（粉丝规模>50万或月阅读量>1000万）已接近5万，大V生产内容原创量达到650万条/月，视频生产量达195万条/月，近20个领域，月视频播放量10亿以上。而从《微信2018影响力报告》[6]来看，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万个公众号，其中有350万个活跃公众号，微信月活跃用户达10亿。微信用户的年龄中，26～35岁的人群占比最大，超过45%。从《中国移动互联网2019半年大报告》[7]来看，娱乐化内容消费依然是时长增量主要来源，尤其短视频行业。2019年用户网络月使用时长中654%的增量被短视频占据，是增长最快的类别。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我国高校治理场域中，微博、微信、短视频日益成为了互联网领域的重要的舆论场。每天产生的数以亿计的大数据信息，通过新媒体的常态化的密集发布和快速传播，使得舆论场中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高校青年学生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就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场为例，当我们放眼全球舆论时不难发现，与国内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正能量舆论场不同，在境外舆论场中，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舆情不断出现。这些境外负面舆情再一次说明了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局面势必会影响到我国高校治理场域中价值观进一步多元化，从而加剧意识形态冲突。而大数据时代的碎片化、刷屏式阅读使得青年学生深度理解能力严重欠缺，使得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只接受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信息，再加上新媒体通过“投其所好”的智能算法进行的精准内容推送，使得青年学生日益沉浸于“信息茧房”中，观点变得日益固执，甚至易陷入偏激的状态，从而严重影响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由此可见，在高校治理所处的场域中，海量大数据的信息传播导致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高校治理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加剧。

（二） 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失衡导致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向

在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大数据引发治理结构失衡，导致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向。据《2018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发展公报》[8]数据显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学生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按照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的精英、大众和普及化三个阶段[9]的划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15%以上为大众阶段，达到50%以上，则进入普及化阶段。从我国大学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国内高等教育正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发展。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多，高等教育越来越被关注，其教育公平、质量和效益的问责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迫切需要提升教育质量和治理水平以回应市场和社会日益苛刻的问责。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如考生、家长以及評价机构等选择目标大学时，都可以通过日益透明的高校教学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声誉、毕业生薪酬等方面的大数据来进行判断。在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教育大数据成为推动各国教育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力量[10]，大数据使得高校治理过程日渐透明化。而在政府、市场和大学的三角模式中，市场力量对于大学发展影响力也持续加大。目前很多高校重奖在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发文，量化管理绩效评估，以就业率决定专业设置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社会评价背后的市场力量的强大。这不仅逐渐造成了政府在高校实际运行中的主导权被削弱，而且引起了高校外部治理结构失衡，导致政府对学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影响力减弱，最终必然导致高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由政府掌控逐步转向市场掌控。例如，西方某些NGO组织、政府资助的基金会、宗教组织等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通过科研资助、学术交流等方式对高校师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样一来，西方意识形态就可以顺利地运用资本和经济手段，通过市场的力量进入我国高校，从而在我国的高校治理中产生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三） 高校内部治理边界模糊引发意识形态渗透

在大学的内部结构中，大数据使得治理边界模糊，引发意识形态渗透。高校治理中的大数据主要来自于高校内部业务系统和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内部数据主要有党政管理、新闻宣传、网络服务、教务管理、学生工作、科学研究、人力资源、资产系统、财务系统、后勤管理等方面的数据。外部数据主要有传统纸媒和各类新媒体中与学校有关的数据。在大数据视域中，高校为了提升治理绩效，普遍采取了打破各业务部门的数据壁垒，消除“数据孤岛”的方法，把这些数据统一集成到一个大数据管理平台上。通过大数据集成的方法，高校就可以实现一切皆可量化的治理，从而提高了治理的全面性、科学性，提升了治理效率。例如，通过学生成绩数据、借阅数据、一卡通等数据的量化分析，可以描绘出学生的学习特点、行为特征和社会关系，揭示学生学习和生活规律、预测学生发展状况，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与发展依据。通过教师人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数据的量化分析，可以评估教师工作绩效、描绘教师发展路线、挖掘教师科研特点，为科学全面评估教师提供数据支持和管理依据[11]。这些都是大数据在高校治理中的优势。

不过目前大数据在高校治理中，还存在一些弊端。因为在现代大学治理中，行政权力是通过“科层制”的行政组织系统运行的，通过大数据管理平台进行“依数治理”的时候，一味追求治理績效的提升，就很容易陷入对于量化的迷思。通过大数据画像大数据画像是利用海量用户信息进行归类、聚合、标签与模型化处理，挖掘出用户特征的大数据分析技术。

来评估治理绩效、科研动态、师生发展，也使得行政治理和学术治理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再加上随着各业务部门“数据孤岛”的打通，各部分数据的安全屏障层次减少，多个部门可以同时访问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而随着大数据应用的日益深入，也会使高校内部组织的层级逐渐减少，越来越趋向于扁平化，大大提升组织之间的协同性，组织之间的边界也随之被打破，使得高校内部治理边界日趋模糊。而这种“模糊”却极易产生数据安全问题，西方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数据对我国高校师生进行数据画像，有针对性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以本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境外负面舆情为例，境外媒体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通过选择特定的采访对象，预设采访立场，对问题产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有倾向性的解释，不过为了“表面”的信息平衡，有时候也会把对立面的声音表现出来，在看似公允的立场上进行道德评判，暗示符合西方价值观的解决方案。于是在其叙事框架中，就呈现出了所谓的言论自由、权威可信和道义的正当性。境外媒体通过这样的叙事框架，成功塑造出“中国抗疫防控措施侵犯人权”“新闻报道中限制言论自由”“新冠肺炎病毒人为制造的”等论断，将中国人贴上病毒标签，借疫情进行政治操弄和情绪对抗，进而发动对中国的抨击。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衍生出来的网站平台、新媒体和社交软件上大量生产负面舆论，再通过数据画像技术把这样的意识形态向特定群体进行精准推送，进而影响特定群体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点，从而造成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三、 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治理对策

（一） 在高校治理理念层面树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大数据思维

在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治理中，“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可以极大地提升治理效率。但是我们在获得大数据治理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防范大数据对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更好感知网络态势，做好风险防范[12]。这就提醒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大数据时代的治理风险。在大数据时代，每天爆炸性增长的各类信息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短视频、APP等各种媒介源源不断地进行传播，高校师生无时无刻不沉浸在大数据的信息场域中，这个场域全方位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高校师生的社会知识构成、看问题的态度、情感、价值观和话语表达等，从而对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大数据视域下，为了应对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在高校治理的理念层面应该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大数据思维。首先，要树立高校治理的全数据思维。为了构建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大数据技术使得由“抽查”转变为“实查”成为可能。在全数据思维模式下，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采集和全样分析，从而为意识形态问题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其次，要树立高校治理的相关性思维。高校治理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大数据中梳理出相关性，从日常工作运行的大数据信息中发现隐含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从治理的效率来看，通过大数据可以快速地分析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为迅速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持。例如，在高校应对舆情事件时，普遍都采用了舆情数据的全网抓取，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快速梳理舆情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并及时提供应对措施。最后，要树立高校治理的测量性思维。大数据“是在未知规律的情况下，运用计算能力从大数据中发现规律并发挥规律的作用”[13]。在高校治理中，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的数据建构意识形态安全的量化指标体系并建立测量模型，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量化的实证分析，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提供科学的分析、评估和预测。

（二） 在高校治理制度层面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普及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面临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增多。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高校治理过程的透明，使得大学更容易受到市场和社会的的关注和问责，事实上增强了市场和社会在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相应降低了政府对大学的掌控力，这一发展趋势容易造成高校治理结构的失衡。而高校治理结构失衡则很容易导致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向市场掌控。面对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们需要在高校治理结构层面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从高校治理制度建设入手，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在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层面的主导权。首先，要加强法令规章制度建设来强化意识形态安全规制性主导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党委（ 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 党组）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通过制度规制，使得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产生了刚性约束，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其次，要加强规范性制度建设来强化意识形态安全规范性主导权。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14]。师德师风、言传身教、学术规范、潜心问道等都属于規范性制度体系范畴，虽然规范体系的制度影响力达不到法令规章体系的刚性力量，但其更有可能被行动者内化。当规范性要素一旦真正内化为教职员工的行为规范，将比法令规章体系的刚性控制更具稳定性，大学内部治理制度也将被更好地遵守。这些师德师风、言传身教、学术规范、潜心问道的规范对于强化意识形态安全规范性主导权至关重要。

最后，要加强文化认知性制度建设来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认同主导权。文化认知体系的制度主要通过给行动者提供文化认知模板来指导行为，如果说规范是支持规则的价值标准，那么文化认知则是支撑与特定行事规则相对应的某种特定价值标准的认知基础[15]。在大学内部治理中，一旦教职员工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念和目标达成稳定的共识，那么他们就会产生由内而外地产生遵守各项管理制度的动力，从而达到意识形态安全的稳定局面。

（三） 在高校治理过程层面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流程建设

在大数据时代，为了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我们需要对高校治理过程层面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流程建设。在整个高校治理的过程层面，强化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责任机制和事后评价机制建设。首先，加强高校治理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建设。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应该与大数据技术结合，“使大数据像生源、师资和经费一样，成为高校运行中的根本性资源”[16]。要善于利用大数据资源来对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进行评估和预判。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画像技术，对一卡通消费数据、网络舆情数据、校园监控数据、学习动态数据、学生事务等数据进行筛选提取与分析处理，预测掌握学生未来行为的趋势[17]。由此建立高校治理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对可能发生的意识形态现状进行评估预判，做到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要敢下先手棋，善打主动仗。

其次，加强高校治理的意识形态安全责任机制建设。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高校管理者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制建设。一方面，广大高校管理工作者要提高意识形态安全责任意识。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为学生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引导大生辩证地看待不同价值观，有效回应大学生的现实困惑，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广大高校管理工作者要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目前的国际舆论场中，西方主流媒体设置全球舆论议程，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总体格局尚未根本改变[18]。境外舆论从人权、言论自由、商业风险、制度威胁、歧视偏见、谣言、阴谋论、政治操弄、情绪对抗等多元角度，来设置议程对中国的抗疫行动进行叙事。在加强高校治理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不能跟随境外舆论走，不能随着他们的议程设置起舞。我们要把国内外人民迫切关心的疫情信息作为议程主题，把我们抗击疫情所做的各种措施（例如：科研工作者进行病毒分析，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地护理病患，工程人员快速建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快速设立方舱医院，全国各地援助武汉的人和事，中国人民的居家隔离等），取得的效果，以及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等等作为我们的议程框架。意识形态教育要有在场感，要符合人之常情，不浮夸、不迎合、不做作，要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才能达到提升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目的。

最后，加强高校治理意识形态安全的事后评价机制建设。在高校治理中，要重视总结大数据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推进精准识别、精准治理、精准评价、精准决策等方面的经验，加强高效治理意识形态安全的事后评价机制建设。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引导各部门工作人员形成在实践中重视大数据应用的数据意识与数据素养，进而转化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行动上的自觉。以新冠肺炎境外负面舆情为例，在大数据分析的阶段性事后评价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即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反映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意识形态形态博弈来看，必须要有能进行国际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而且其内容要能被全球民众普遍接受和认同。同时这种认同并不是靠外力的推动，而是来自由内而外的价值认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对于国外疫情国家的援助深刻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就是能够进行国际传播，能被全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

为了抵御境外负面舆情的冲击，加强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首先，我们要加大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力度，在国际舆论场中把中国的“他者”形象转向命运共同体中的“我们”的形象，消解西方舆论场中把中国人贴上病毒标签并进行抹黑的效应。其次，我们要主动设置议程对国际舆论场进行干预。我们要打破境外舆论场预先设定的侵犯人权、限制言论自由、阴谋论和政治操弄的议程设置。打破境外舆论中的政府、媒体和民间舆论在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共振。最后，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大国形象。通过抗疫过程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展示中国在重大疫情面前的大国作为和担当，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安全的事后评价机制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增强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来建设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四、 小 结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背后是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以及价值观的传输，高校是域外异质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场域，在新时代中国高校，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高校治理场域中价值观多元化、外部治理结构失衡和内部治理边界模糊分别引发了意识形态冲突加剧，意识形态主导权转向和意识形态渗透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高校治理理念层面应树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大数据思维，在治理制度层面应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权，在治理过程层面应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流程建设。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时代背景中，大数据视域下高校治理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关系到大学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也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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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