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含传说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成因

王志阳

〔摘要〕 罗含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的地志、山水游记及佛学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书》罗含本传记载了罗含的三则民间传说内容，即吞彩鸟、白雀栖官舍、兰菊盛开迎致仕，这些传说的意象来源于罗氏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历史与文化内涵，浓缩了南方君子文化的深刻内涵，其影响力的根源在于罗含具有内圣外王之材，并落实于具体实践当中，树立了士大夫为人处事的新典范。

〔关键词〕 民间传说;罗氏;南方文化;典范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4-0095-07

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是东晋著名的哲学家、学者和文学家，《晋书》有传。罗含传说主要有吞鸟、白雀停屋及兰菊丛生三个内容，其中白雀停屋与兰菊丛生一般被概括为“罗含宅”，均以《晋书》罗含本传最典型。兹引如下：

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1]（2403-2404）

这是罗含故事的主要内容，其荒诞不经，自不用多言，但是在后世却有重要影响，如诗圣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三云：“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2]（2539）此非个案，正如刘智跃教授所说：“在笔者已掌握的资料中，吟咏罗含的古诗共有18首。从作者生活的朝代看，南朝3首，唐朝13首，元朝1首，清朝1首。”[3]（66）这些诗歌对罗含的吟咏，“主要集中在对两个典故的使用上，一是‘吞梦鸟，二是‘罗含宅。前者与‘君章才‘吞彩凤‘梦鸟等同义，后者与‘罗含菊等同义。两个典故都源于《晋书·罗含传》中的历史记载”[3]（69）。这些故事蕴含什么样的内涵，其巨大影响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都未被学术界所关注。目前学术界主要关注罗含《更生论》《湘中记》的影响，如马建华的《罗含的〈更生论〉与佛教的轮回说——〈弘明集〉研究之二》[4]、孔学勤的《罗含〈更生论〉初探》[5]与鲍远航的《罗含〈湘中记〉考》[6]，尚未涉及到罗含传说的意象来源、内涵及成因。故本文将从罗氏历史、南方君子文化及罗含生平與贡献考察罗含传说中彩鸟、白雀、兰与菊的意象来源内涵及成因。

一、 罗氏历史：彩鸟和白雀意象来源与内涵

彩鸟与白雀，均属鸟类，却又存在颜色差异及以不同方式来呈现罗含的个人特质，这是源于罗氏族源文化特征。一方面，罗字本来源于鸟网，且罗氏长期担任周王朝捕鸟之官。罗，本就源于捕鸟的工具。《说文解字》载：“罗，以丝罟鸟也。从网，从维。古者芒氏初作罗。”段玉裁注：“《释器》：‘鸟罟谓之罗。《王风》传曰：‘鸟网为罗……盖出《世本·作篇》”[7]（356）段注言简意赅，只是以《释器》“鸟罟谓之罗”来注解罗字，但“鸟罟”之义尚未清晰。《说文解字》又载：“罟，网也。从网，古声。”段注曰：

《小雅·小明》传曰：“罟，网也。”按：不言鱼网者，《易》曰：“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田以渔。”是网罟皆非专施于渔也。罟，实鱼网，而鸟兽亦用之。故下文有鸟罟、兔罟。[7]（355）

段注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注解罟的意义，二是辨析罟的使用场所。前者是罟的通义，后者辨析了罟有捕鱼功能，也有捕鸟和捕兽的功能。由此可知，罗是用网捕鸟之义。

正是擅长于补鸟的技能，故受聘周王朝罗氏之职。《周礼·夏官·罗氏》载：

罗氏，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8]（1183-1184）

《周礼》明确记载罗氏编制，即“罗氏，下士一人，徒八人。”郑注曰：“能以罗罔捕鸟者。《郊特牲》曰：‘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8]（1082）其中《郊特牲》是《礼记》中的一篇作品。那么由郑注可知罗氏与大罗氏属于同名同职，仅称谓小异而已。虽然《周礼》写定年代存疑，《礼记》亦属春秋战国时代作品，部分是汉人作品，但是《周礼》和《礼记》均记载罗子国君主担任过周王朝捕鸟之官，可知其属春秋战国时人的共识，当可定谳。又据周王朝王官职务的惯例，属于世袭制，可知罗子国君担任周王朝王官历史当较为悠久，那么罗氏担任王官时间当是在周王朝时期，且历时较长。

正是依托于罗氏的起源，使罗含的传说故事具有了强大生命力，其兴盛时期则是注重姓氏文化的魏晋六朝时期。魏晋六朝正是门阀制度兴盛时期，神化家族，抬高家族地位，正是各家族修族谱的最大动力，正如陈支平教授所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府设置九品中正制，崇尚门第，“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从而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家谱成了豪门世族维护特殊权益的工具。据《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这一时期的谱牒著作达百余种之多。”[9]（2）

陈支平引据的《新唐书·柳冲传》，所讲的正是魏晋六朝社会制度最基本内容，即九品中正制。这与重视门第的社会文化，一起使谱牒学成为社会显学。门阀制度不仅盛行于魏晋六朝，还延续到收录罗含本传的《晋书》撰写年代——初唐。“唐初，以李氏皇族为核心的政治新贵为了确保自己的优越地位，由政府主持编撰《氏族志》《姓氏录》，以谱牒形式颁布国家法令制度，把全国旧望族与新贵族的地位确定下来，使那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进入士族行列，从而打破了旧士族的垄断局面，大大扩展了士族的涵盖面，推动了唐代谱牒之学的进一步发展。”[9]（2）正是注重门第的社会文化，使有关姓氏起源的罗含吞鸟一事，在东晋以后不断被传颂，还被《晋书》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彩鸟与白雀的颜色蕴含了罗氏在先秦时期发展演变过程的文化内涵。彩鸟的颜色是“文彩异常”，正是上古所传的凤凰之色。《山海经·南山经》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10]（卷一，13）郭璞注曰：“汉时，凤皇数出，高五六尺，五采。庄周说凤，文字与此有异。《广雅》云：凤，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雌曰皇，雄曰凤。”[10]（卷一，13）由此可知，五采是凤凰颜色的最重要特征，其地位已达到百鸟之王的地位，其他鸟类的颜色类别大抵低于此，故罗含故事中的彩鸟显然是凤凰一类。即使不是凤凰，其有文采，亦是呈现文章繁盛之意。《说文解字》文字条载：“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错，当作逪。逪画者，逪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逪画之一耑也。逪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7]（425）则由青赤二色相杂演变到鸟兽蹄迹相交杂，命名为文，这也正是前述罗含故事中的梦彩鸟文采异常而获得必有文章的原始依据。

与之相似，白雀的颜色对罗氏而言代表着吉祥之兆。《说文解字》白字条载：“白，西方色也。阴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阴数。”段玉裁注曰：“出者阳也，入者阴也，故从入。”[7]（363）这显属中性之义，但对罗氏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罗氏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周王朝的崛起。何光岳《古罗子国》载：

到了商朝中叶，殷商宗武丁等历代君王，大肆征伐属于夏朝的残余势力——荆楚，罗是荆楚的分支，自然也遭到同样的打击，便随着荆楚部族西迁。当荆楚迁到今陕西渭水北面的荆山时，罗人也迁到了今甘肃正宁县东二十里的罗山。……正靠近周部落的祖先庆节居住的邠地的北邻，他们都属于夏族的体系，共同联合以抵抗商人。到了周武王灭商时，才封罗为子爵，正式形成罗子国，成为周王朝的属国。[11]

罗氏随荆楚部族西迁，其位置正是周王朝崛起的西岐故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东晋以后所谓的西部地区，正合符前述白色所代表的白色区域。由此可知，罗氏随周王朝崛起而发展，而周王朝亦视白色为吉祥之色，罗氏自然视白色为吉祥之色。《尚书大传·太誓》卷三载：“八百诸侯俱至孟津，白鱼入舟”[12]（1）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补充如下：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13]（120）

此处文献源出《古文尚书·周书》与《今文尚书·泰誓》篇，正如《史记索引》所说：“此已下至火复王屋为乌，皆见《周书》及《今文泰誓》”[13]（121）《史记集解》引马融观点说：“鱼者，介鳞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13]（121）虽然白色是殷商正色，但是白鱼被周武王视作祥瑞之兆，故被用于祭祀天地。八百诸侯汇聚孟津，正是周王朝获得民心的最重要标志，也是发动牧野之战前的最重要战略部署。因此，白色被周王朝视为吉祥之色，自然也被其部属罗氏视为吉祥之色。

综合上述可知，选择彩鸟与白雀的颜色作为罗含故事的重要意象，正是罗氏在先秦时期的重要发展阶段特征，尤其是与西周王朝的崛起密切相关的文化印记。

二、 南方君子文化：兰与菊意象的内涵

兰与菊，及梅、竹合称四君子，但兰与菊成为意象，不是从罗含时代开始，而是源自南方的楚文化系统，尤以《楚辞》最典型。

在《楚辞》中，《离骚》最著名，甚至以“骚”指代楚辞类作品，故我们以《离骚》为例，兰花与菊花在楚文化中的地位与意义就一目了然。其文如下：“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览洲之宿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14]（2-26）这些描写兰花形象手法，大体有二：一种是单纯描绘兰花，一种则是以兰花与恶草相较衬托兰花品相，兩者均重在呈现兰花君子形态。与之相反，兰花和菊花同时出现则仅有一处，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兰与菊均是作为高洁的象征物。

与《离骚》不同，《九歌》中仅有《礼魂》说：“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14]（78）但秋菊的地位更显重要，因为春兰和秋菊被放置于《九歌》的乱辞当中。汤炳正注曰：

春兰秋菊：指天时代谢，百花永芳。终古：长久永恒。二句谓天时无尽，祭享亦不绝也。此章为群女巫集体舞蹈时所唱。乃《国殇》之乱辞。[14]（79）

汤炳正认为春兰和秋菊并称，以春秋指代四季，以兰菊指代百花，实属指代用法，则菊花被提升到了与兰花相同的地位。但汤炳正认为这是《国殇》乱辞，则不够准确，当是《九歌》全部内容的乱辞。正如陈子展所说：

何谓《礼魂》？王逸说：“言祠祀九（十）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这像是说《礼魂》是为祭祀十神成礼之后，又传歌作乐，以娱众神而作，不是为祭祀任何一神而作。[15]（503）

陈子展的观点源自王逸，而王逸为东汉人，正处于以《楚辞》为经的时代，与《楚辞》仅列入集部的时代有天壤之别。又因王逸处于东汉，离《楚辞》产生的年代较近，故王逸的观点深刻影响了楚辞学史。

由前述可知，兰花从战国时代开始被视为正人君子的意象。因此，选择兰花作为罗含品格的象征物，符合罗含在多方政治斗争中表现出的气节。但是用兰花和菊花的形态来颂扬罗含的气节，仅是表面原因而已，罗含与楚地文化的关系才是兰与菊意象被植入罗含本传的深层原因。正如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所说：“传说是往往就一定的当前事物或历史人物给以讲述的，不必说，它具有一般的虚构作品的广义的历史性，除此之外，它还加上那些狭义的历史的形式——即采取溯源的、说明的态度，并且联系到历史上的人物或当地存在的某些事物。”[16]（196）因此，罗含的传说与其在楚地的行踪密切相关。

罗含与楚地文化的关系，源自幼时游历湘中的经历。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一《州郡部》十七引录：

《湘中记》曰：其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今故老犹弹五弦琴，好为《渔父吟》。[17]（834）

《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二《人事部》三十三引文如下：

《湘中记》曰：涉湘千里，但闻《渔父吟》，中流相和，其声绵邈也。[17]（1812）

罗含青年时期已深刻观察过湘中景物，深入了解湘水流域各地风俗。虽然罗含作品已大量散佚，但从上述内容，可知罗含十分熟悉屈原事迹。至于罗含是否熟读屈原作品，未见史料确载，但是仍可确认罗含熟悉屈原作品，兹证如下：贾谊在长沙的事迹，为罗含所深知，此可见于罗含《湘中记》。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时引用《湘中记》云：

《湘水记》云：“谊宅中有一井，谊所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如壶。傍有一扃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谊所坐。”[13]（2497）

由此可知，罗含不仅清楚贾谊在长沙任职经历，且熟知贾谊长沙故宅，则可知罗含当十分熟悉贾谊行迹。又因贾谊在长沙期间的最重要作品就是《服鸟赋》和《吊屈原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吊屈原赋》创作过程所说：“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13]（2492）而《吊屈原赋》开篇说：“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13]（2493）可见贾谊与屈原之间有惺惺相惜之感，故司马迁解释屈原、贾谊合传时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3]（2503）又有“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13]（3314）因此，罗含通过了解贾谊在长沙的行踪，亦当熟悉屈原的事迹与作品无疑。

除了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精英文化有密切关系之外，罗含和楚地平民文化也有密切关系。王逸《楚辞章句》说：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18]（2）

虽然部分学者否定《九歌》为屈原所作，但是《九歌》是描绘楚地风俗的作品，则无争议之处。陈子展考证其事如下：

这尊天地、事鬼神一件事，在楚国又是怎样？《吕览·异宝篇》：“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注：“言荆人畏鬼，越人信吉凶之禨祥。”《列子·说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禨”《淮南子·人间训》：“荆人鬼，越人禨。”《说文·鬼部》：“吴人鬼，越人。”吴越后皆为楚所并，这一地区之人畏鬼信禨如故。严辑《全后汉文》十三《桓子新论》：“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事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祓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礼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汉书·郊祀志下》记谷永说成帝拒绝祭祀方术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可知楚国灵、怀两王先后求神却敌，闹了两次大笑话。[15]（459-460）

陈子展所用文献史料权威可靠，论证过程严谨可信，当可成立。由此可知，楚地文化习俗是信鬼神与淫祀。虽然楚地范围随着楚国国力与时代变迁而变化，但现在的湖南之境却始终是楚地文化的核心区。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册·战国·楚越》可知，楚国南郢之地属今湖北省，沅湘之间则主要位于今湖南境内[19]（45-46）。这正是当年罗含游历之地，因此罗含熟知湖南风土人情，能够撰写《湘中记》。也因风俗使然，罗含具有远超普通士人的玄思能力，助其完成《更生论》，也是得益于楚地风景与风土人情。

综上所述，一方面，罗含深知屈原事迹，亦可确定罗含深入学习过屈原作品，故后世学者以屈原所喜爱的兰花和菊花来象征罗含的高洁品格;另一方面，楚地文化哺育了罗含玄思妙想和感悟山水的天赋，用楚地高洁之物的兰花和菊花来颂扬罗含，正得其神。因此，楚文化是罗含成才的重要文化土壤，以楚文化高洁之物的代表物兰、菊来象征罗含人品，当属时人共识，正如《晋书》所载时人评价“荆楚之材”，可谓不移之论。

三、 罗含传说影响力的根源：树立内圣外王生活范式

罗含传说源于罗氏的族源文化及罗含与楚地文化关系，属于民间文化，却被载入成书于唐初的《晋书》罗含本传。这表明其已被精英文化所认可，并借助《晋书》的正史地位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最重要证据就是前述历代众多诗人传唱罗含传说，其根源在于罗含的生平事迹为后世的士大夫们树立内圣外王的生活范式。

一方面，罗含外在事功卓著，且具备和光同尘、与时俯仰的行为处事能力。《晋书》本传载：

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寻转州主簿。……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征为尚书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1]（2403）

此文有两处涉及时人评价罗含之语，一是谢尚评价罗含为“湘中之琳琅”，一是权臣桓温评价罗含为“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谢尚和桓温皆属名流，但势如水火，却都激赏罗含才华。除了谢尚和桓温等名流之外，众多士大夫也高度赞赏罗含的才华，故座中士大夫以“荆楚之材”赞许罗含。由此可见，社会各界都高度认可罗含的才华。上述优秀的社会评价。主要有三方面缘故：

一是罗含具备解决现实问题的执政能力。据《晋书》罗含本传可知，罗含担任过杨羡属官州主簿、郡功曹、江夏从事、州主簿、征西参軍、州别驾、征西户曹参军、宜都太守、桓温郎中令、正员郎、散骑常侍、侍中、廷尉、长沙相等实职[1]（2403）。以官职类别论，有技术型职位，如州主簿、功曹、从事、参军、别驾，有封疆大吏或朝中大权在握的政治型职位，如宜都太守、廷尉、长沙相。以文武职位论，有文职类位置，如州主簿、功曹、从事、别驾等，有武职类岗位，如征西参军、征西户曹参军、桓温的郎中令等职。从基层小吏到政府高官，从技术型官员到政治大员，历经各个部门，罗含具有魏晋六朝难得一见的政治经历。此外，罗含还能够在仕途得意之时，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安享晚年，是一位具有政治风度的大战略家。

二是罗含处事遵守底线，具有和光同尘的能力。《晋书》本传载：

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尝宰新淦，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引含为主簿，含傲然不顾，羡招致不已，辞不获而就焉。及羡去职，含送之到县。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咸致赂遗，含难违而受之。及归，悉封置而去。由是远近推服焉。[1]（2403）

罗含不接受因其父关系而被杨羡征辟为官，但是却铭记杨羡的赏识之恩，故当杨羡去职返乡之时，亲自护送其到家，以表示自己不忘赏识征辟之恩，实有投桃报李之意。又因罗含之父尝担任新淦县宰，新淦士绅送来各种礼金以表心意，罗含收下礼金，又在离开新淦之时，把礼金封存返还给各位馈赠者，达到既接受馈赠者心意，又能够坚持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实有后世学者所推崇的和光同尘高贵品质。正是罗含具有真才实学，又在日常行为处事方面坚持原则，且能够和光同尘，才获得士庶交口称赞的良好声誉，成为社会各界高度认可的处世典范。

三是罗含入官场又能全身而退。魏晋六朝属于中国社会动荡期，朝代更替频繁，虽有士大夫成为政坛不倒翁，如张华、庾信等，但是更多人死于非命，如郭璞、谢灵运、谢朓等。在动荡不安环境中，罗含能够兼顾外在事功与内在修养，最后颐养天年，深得后世学者赞赏。这主要得益于其坚持底线，又能够灵活处理多方政治关系。《晋书》载：

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豈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1]（2403）

上述文献也被《世说新语》列入规箴篇，两者内容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差异，当是初唐人撰写《晋书》之时采纳《世说新语》为素材之故。在《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规箴属于“正面的褒扬”[20]（205）。罗含对桓温的规箴，正是以谢尚和桓温的个性为基础而做出的应对方案，不仅达到明哲保身之效，还能调和各派势力矛盾。正是以高明的处事方式，避免了因政治而出现的各类灾难性后果，使罗含的生存方式成为了魏晋六朝士人的生活范式，获得了刘宋以后士大夫的歌颂。

另一方面，罗含在文化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清谈方面，引领学界风气。前引《晋书》本传所载罗含与谢尚的关系及罗含处理谢尚与桓温关系的内容，一般被当作罗含人格高尚的证据，仅管中窥豹，尚待发覆。谢尚为谢鲲之子，其品性才华，如《晋书》本传载：“幼有至性。……及长，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诸父责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乐，博综众艺。”[1]（2069）此处虽未明言谢尚长于谈玄，却有“辨悟绝伦”之才，已可确证其善于清谈，正如罗宗强所说：“当时的朝廷重臣王导，就是一位谈玄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清谈名士，如殷浩、王濛、王述、谢尚、温峤、庾亮等等。谢尚还写有《谈赋》，从今存片段看，是描述谈玄的情状的，谓：‘斐斐亹亹，若有若无，理玄旨邈、辞简心虚。从这片段，可以看出其时谈玄的特点：空灵飘忽，辞语简洁而心境去除杂念。”[21]（128）可见谢尚是谈玄高手，且著有《谈赋》。由前述可知，罗含能够获得与谢尚整天饮酒的礼遇，除了治政才华之外，更有非凡谈玄才华。与之相佐证，罗含巧答桓温之问，被《世说新语》放置于褒扬部分的《规箴》篇，正是罗含清谈才华被社会激赏的表现。

二是在谈玄之外，更有深厚的佛学造诣。《更生论》被收录于《弘明集》卷五，而且《弘明集》还收录了罗含与孙盛之间关于《更生论》的讨论文章孙盛《与罗君章书》和罗含《答孙安国书》，而《弘明集》是南朝梁代高僧释僧佑所编撰。《四库全书总目》说：

所辑皆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明佛法之文，其学主于戒律，其说主于因果，其大旨则主於抑周孔，排黄老而独伸释氏之法。夫天不言而自尊，圣人之道不言而自信，不待夸，不待辨也。恐人不尊不信而嚣张其外以弥缝之，是亦不足于中之明证矣。然六代遗编，流传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终胜庸俗缁流所撰述。就释言释，犹彼教中雅驯之言也。[22]（1236）

由此可知，《弘明集》实属收集著录释家观点为主的文集，其内容属于“独伸释氏之法”观点的佛家学术文献，且仅收录属于南朝梁以前的名流大家的著作，均属于佛家的经典作品。由此亦可佐证，罗含《更生论》具有极高的佛学思想史的价值，对南朝以后的佛学思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

三是得时代风气之先，引领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在山水文学方面，后代仅追述到刘宋时期，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23]（67）但是罗含《湘中记》以湖南各地山水为对象，呈现湘中山水风情，被郦道元《水经注》引用了六条内容，具体如下：

罗君章《湘中记》曰： 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 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24]（890）

（石燕山） 其山有石， 绀而状燕， 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少， 若母子焉， 及其雷风相薄， 则石燕群飞， 颉颃如真燕矣。 罗君章云：今燕不必复飞也。[24]（892-893）

（临承）县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径，鼓鸣则土有兵革之事。罗君章云：扣之声闻数十里。此鼓今无复声。[24]（893）

湘水又径衡山县东，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盖，一名石囷，一名芙蓉，芙蓉峰最为竦杰，自远望之，苍苍隐天。故罗含云：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24]（894）

《湘中记》曰：湘川清照五六丈， 下见底石如摴蒲矢， 五色鲜明， 白沙如霜雪， 赤崖若朝霞， 是纳潇湘之名矣， 故民为立祠于水侧焉，……。[24]（896-897）

罗含《湘中记》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 道士遗言， 此福地也。[24]（897）

上述内容均属湘水两岸的风土人情，纯粹地记载了湖南的风土人情，呈现出山水之美。正是罗含对湖南山水热爱之情，引领士大夫关注山水，使《湘中记》成为山水地理游记中的精品，也使罗含成为后世热爱山水的士大夫们歌咏对象，这也是唐代诗人对罗含的典故爱不释手的内在原因。

综上所述，罗含故事在唐宋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故事主要由彩凤、白雀、兰、菊四个意象构成。前两者来源于罗氏在先秦发展阶段的特征，后两者则是来自于罗含所处的南方楚地文化，而它们汇集于罗含故事中的根源则是罗含的才华、行为方式及贡献为后世士大夫树立了内圣外王的生活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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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