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制度对苏联模式的“反制”作用

唐璇

关键词：苏联“身份证制度”;苏联模式;城乡二元对立“二等公民”

身份证制度并非斯大林时期的首创制度，这一制度曾由沙俄帝国的开创者彼得一世从西欧引入，此后一直被不断采纳和完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限制人口的流动加强对臣民的控制，直至十月革命才被推翻。然而斯大林时期，一方面由于服务于重工业发展的农业集体化的发展每况愈下，严重的饥荒和粮食产量锐减，无法满足国家粮食收购指标，难以支撑对外出口换取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民在农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大量涌入城市，破坏了城市原有秩序，斯大林认为这为敌对分子、境外势力、富农和流民提供了方便，为将其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清除，推出了“身份证制度”，规定凡是年满16周岁的苏联城市居民都要在中央政治保安总局下属警察机关登记并领取身份证，有限期三年，凡是没有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没有在学校和机关工作的人都将被清除于城镇之外，实质上，这就将农民永久地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了。苏联模式下产生的身份证制度意在维护本国利益不受敌对分子损害、意在加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完成农业集体化，但却粗暴地限制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并加剧了苏联社会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制约了苏联模式的预期效果，就身份证制度对苏联模式的“反制”作用，本文将从以下四点展开研究和分析。

直接诱发大饥荒，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压缩饥民生存空间。1933年1月2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求绝对禁止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饥民逃亡至白俄罗斯、中央黑土区等地，这一行动将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负责执行。据统计，自该命令发出以来到3月，安排在各个铁路、公路上的工作人员总共逮捕和遣返了21.95万逃荒的饥民[1]，饥寒交迫加上流行病蔓延，大批饥民相继死亡。身份证制度的严格执行压缩了饥民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除了等死别无出路。

成为大饥荒导火索。自1931年初，饥荒就在局部已经初现端倪，但并未受到重视，作为农业集体化中重要的劳动力成为了城市重工业和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的“羊羔”，为其超负荷地供应粮食。数据造假、今年补明年的粮食、粮食全部上归国有、工业对农业的依赖加大、国际粮价居高不下导致粮食出口需求加大、斯大林和行政干部对农民的不信任而展开的残酷迫害等原因，大大降低了农民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积极性，据统计在1926年到1937年，苏联的农业人口锐减1000万[1]，而身份证制度则成为了加速因饥荒而死亡的直接诱因，并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与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背道而驰，农民进城无序并且规模不减反增

在实行“身份证制度”之前，由于粮食收购危机，1931年苏联采取了有组织的招工政策，他们向集体农庄进行有组织的招工，一方面为支持城市工业建设召集劳动力，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富农和敌对分子混入工人阶级。但要说明的是，农民阶级并不是他们认为适合于参加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理想人选，只有城市居民中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才是最佳人选。但“一切为了发展重工业”，在危急时刻，农民也被吸纳到工业生产体系中。但由于国家对工厂的生产下达了相应指标，在1934年，工业生产规模扩大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工厂的负责人不得不采取更多措施帮助农民进城取得城市居民身份证，政府期望通过有序的组织 招工来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但却因为紧跟而来的身份证制度无声“破产”了，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流动变得混乱无序。这表明身份证制度本身就与当局重工业优先發展的政策相矛盾，并且可以看出农民阶级似乎被刻意排外了，实际上依靠宗法关系下的城乡联络网和移民传统，农民大量涌入了城市，据统计，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苏联的城市化就已经超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2] 。

脱离群众和实际情况，促成城乡分割的经济结构

脱离群众和实际情况。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指出：“苏联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物质福利的增长。社会主义城市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领导农村，并大力促进个体私有经济……向集体经济的逐步过渡。”可以看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要保障农村物质福利同步增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重工业发展的，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应当对其积极引导，但斯大林采取了强迫和暴力镇压的手段，反而对农民进行“物质索取”，而身份证制度无疑给农民套上了枷锁，没有流动自由不符合农民的利益诉求。列宁曾指出“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共耕制度是极端荒谬的，能够赞成共耕制的只有极少数的觉悟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决定这样做。因此，我们仅仅采取了革命发展所绝对必需的办法：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到前进的运动从这些群众亲身经验中、从他们亲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具有自身狭隘性和局限性，思想觉悟普遍不高，而实行农业集体化只有争取到农民的思想上的一致，让他们看到实行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给他们带来切身的利益，才能够稳步推进经济发展。反观身份证制度的强制执行，不仅没有带来希望还雪上加霜。1927年，黑土区以外的农庄大致只有10%经济收入状况较好[3] ，基本能够实现庄员的物资供给，集体农庄内部的分配差距仍然很大，时常发生村民偷盗集体农庄的财务现象，尤其是在斯大林发起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后。然而，1933年苏联颁布了新法，规定集体农庄的庄员不可未经农庄管理机构的批准擅自离开农庄，违反者不仅要被驱逐出农庄还要没收劳动报酬，这就意味着农民除了进行农业集体劳作，不可参与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无异于进一步打压农民生存空间，得不到农民的真正支持，脱离群众和实际情况。

推动了城乡分割的经济格局的形成。苏联低价收购农民手中的农产品，又向农民高价出售工业产品，采取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性的商品交换，根据农业生产对工业具有较大溢出效应[4]，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横向交互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通性差，农民在法律层面上没有选择职业转变的权利，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无法有效地补充工业发展，在农业服从于重工业发展的前提下，城市与农村的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工业和农业成为了两个独立部门，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浪费了社会资源。

进一步恶化农民的“二等公民地位”，强化直接分配制度，城市化表现为“农民化”

恶化“二等公民地位”。列宁看到了占据苏联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应当是团结的对象，而非打压的对象，主张尊重农民特殊利益，采取和平劝说手段，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但斯大林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不同于列宁，他在《列宁主义》中将农民看做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是可以利用的对象，除了贫民，他不信任富农和中农，除此之外，斯大林不承认农民有与工人相当的通过正当劳动获得的私人利益，认为促进农民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无异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将会壮大富农实力，除了为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农民个体经济以外，农民的私人买卖所得是不可取的。这就将农民放置于从属工人阶级的“二等公民地位”了，身份证制度的实行正迎合了这种歧视性观念，农民劳动致富的途径被抹杀，发展空间除了留在土地上别无他选。

强化了直接分配制度，城市化表现为“农民化”。随着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加快，进城务工的人口增多，城市化水平极大提高，而农民的大量涌入却只是让城市变成了“农民化”，进城的农民大都居住在城郊，居住条件差，不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也亟待改变，越来越多的单身农民加入了工人阶级队伍，看似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社会带来了福利，但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为城市化，资源依靠直接分配而非商品货币交换，身份证制度的出现强化了这种市民“特权”分配 ，较之非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人身自由权。其次，新工人在饱受了斯大林的系列“暴力对待”后，在政治上与当局早已产生了决裂，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强，对政府的管理与统治难以形成认同感，这也是政府将农民推向对立面不得不承担的不稳定风险，这也为苏联后期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定时炸弹。

斯大林将西欧封建时期的身份证制度“捡来”以适应苏联模式，一方面出于防范帝国列强的外部威胁，一方面打击内部富农资本主义倾向、警惕反动分子的投机倒把，保护社会主义发展，身份证制度看似满足了政府分配资源的需要，实则对苏联模式下农业和重工业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不仅成为了因过于粗暴和不切实际的政策导致的大饥荒的直接诱因，还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相矛盾。政府想要依靠“制度”的有序性组织管理人口流动，却导致了农村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入城市。究其根本在于，斯大林当局对待农民问题采取了利用而非团结的政策，身份证制度无视了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切实需求，不仅伤害了农民的感情还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固化，反倒加剧了苏联的经济的僵化。尽管，斯大林时期苏联城市化水平较高，但是这种城市化只不过是套了个城市外壳的农民集中地罢了。建立在对于身份证制度带给苏联的种种弊端的分析基础上，笔者想强调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看清局势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一国制定政策，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在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中国尤其要以史为鉴，善于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协调各方利益，警惕“热”发展带来的冒进主义，脱离群众和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吕卉.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1927-1939）[D]吉林大学，2010.

[2]刘显忠.苏联时期城市化：成就和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2003（17）：52-53.

[3]孙秀丽.1928-1941年苏联进城农民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4.

[4]刘云.农业生产对工业的空间溢出效应[D]合肥工业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