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四大发明与经济理性

2020-10-15 00:11:55 南风窗 2020年21期

谭保罗

提到芯片的痛感,我们很容易想到四大发明的荣光。后者的确是骄傲,但一些冷知识也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考。

过去,批评者时常指出,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出现了“变异”,并没有刺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正好和西方相反。比如:

西方用火药制造武器,国王的火枪部队击穿了骑士的铠甲,大炮轰塌了领主的城墙,推动了西欧向现代国家迈进;此外,西方人更懂得以热武器碾压异族的冷兵器,这种技术代差是他们征服世界,全球殖民的技术基础。而我们却用火药做鞭炮,驱逐鬼神。

再比如,西方用指南针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现实世界求取贸易互通带来的财富创造机制。而我们用它来做罗盘,运用于阴阳风水,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寻求人生的快速富贵之道。

还有造纸术。它降低了文化传播的成本,直接推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大繁荣,为近代工商文明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而我们同一时代的读书人,却在纸上书写八股文。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古人,技术在发明之后如何运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过程。它基于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层面的各种约束。当你身处一张“大网”之中,那么你必须权衡成本(比如诛灭九族)和收益(比如功名利禄)。因此,技术在使用方向上的“异化”并不为怪,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的动物。

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最为特殊和典型,它在中国的命运是经济理性的最好体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毕昇于北宋时期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毕昇之后,到清朝的七八百年时光,活字印刷并未在中国大规模应用,而依然是雕版印刷占據主流。为什么?

经济理性使然—活字印刷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因此没有市场。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古人,技术在发明之后如何运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选择过程。

首先,汉字被简化之前,字太多了,一本书要用的不同汉字往往在一万以上。换句话说,有太多的生僻汉字的字模,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摊薄制造成本。而且,字太多还给字模的保存提出了难题,因为活字用完之后必须按照音韵归类存放,以便于下次再取字排版。但古时汉字的韵太复杂,归类太费力!

比如,北宋官修韵书《大宋重修广韵》竟然有36个声母,206个韵母(含声调),而现代汉语拼音只有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于是,当时的活字存放归类就是一个耗费人力的事情。书商除了排版之外,还要在存放时支付极为高额的人工成本,是两倍的人工,但雕版印刷只需要支付雕刻成本即可,存放简单,只需要一倍的人工。

其次,中国的书刊和典籍更适合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

一个被很多中国人忽略的事实是,中国的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是先秦的作品,“四书五经”始于先秦,但成型于汉代,之后的两千年帝制时代,中国读书人再也没有创作过超越“四书五经”的经典。即便是朱熹这样千年一遇的大儒,依然是在注释过去的典籍,而不是彻底的原创。

因此,这种“千年不变”的文化书刊市场格局决定了中国的印刷产业一定是少品类、大规模的重复印刷。显然,雕版的成本更低,而且低得多。到了明清时代,市民社会的崛起带动了对话本小说的需求,但雕版印刷依然更好,因为它可以印出精美的图案,比如亭台楼榭与男女之事,而活字排版却没这个本事。

因此,雕版印刷从五代时期开始兴盛,一直称霸到19世纪中叶—直到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进入中国。当然,古腾堡是毕昇的“学生”,他受到了中国技术的启发。

历史总是让人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