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安全:被撕裂的全球社会

2020-10-15 00:11:55 南风窗 2020年21期

荣智慧

在遍及美国的街头示威活动中,“疫苗造成死亡”的标语随处可见。可以说,这是COVID-19大流行之际,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的紧迫挑战:带有数字化特征的抗议运动,传播了更进一步的偏见,动员了错误的力量,召唤起了更多的“排外”情绪。

对疫苗的恐惧其来有自,这些深藏于历史和心灵里的怀疑,往往在每一次大流行病的暴发期,以各种或隐晦或直白的表达传递出来。看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些问题仅凭科学答案并不能让人们满意。

疫苗黑幕?

至少16世纪以来,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就已经有故意感染天花水泡中的物质以促进产生自然免疫力的做法。18世纪初,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个非洲奴隶那里学到了这个办法,企图在美国大力推广。尽管这种做法能降低疫病的死亡率,但马瑟成了被时人大加嘲笑的对象。

疫苗接种在18世纪末由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推广。詹纳发现了接种牛痘的重大意义—既可以降低接种“人痘”的风险,又可以达到对天花免疫的效果。接种牛痘的技术相当成功,他把牛痘接种在自己儿子身上,算得上是免疫接种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不过,反对者气势汹汹,不仅骂詹纳道德败坏,还认为这是“对传统秩序进行外国式攻击”。

在一幅创作于1802年的英国漫画里,画家显然判断使用牛痘接种天花疫苗会产生奇怪的副作用—接种者的耳朵、鼻孔、嘴巴和身体,都纷纷钻出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微型牛。

和两个世纪前一样,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疫苗。十几年前,不少英国人拒绝接种MMR疫苗,接种减少后,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患病数量快速上升,于2012年达到高峰,光是麻疹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2000多例。《柳叶刀》3月份的一篇文章指出,有26%的法国人声称不会选择接种COVID-19疫苗。另一篇5月份的文章指出,有14%的美国成人拒绝接种COVID-19疫苗。

不过,和两个世纪前不一样的是,近年的反疫苗运动不是因为对科学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对科学一知半解。

2016年的纪录片《疫苗黑幕:从隐瞒到灾难》揭发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疫苗丑闻”。2014年,生物学家布莱恩·胡克(Brian Hooker)发表了对2004年CDC一项研究数据的重新分析,称该机构隐瞒了一项发现,即非洲裔美国男孩在36个月大之前接受MMR(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接种,增加了罹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可能性。同时,胡克提供了与CDC科学家威廉·汤普森(该研究的作者之一)对话的秘密录音,以支持自己的论点。

该片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反疫苗运动,疫苗的副作用、不良反应成为“原罪”,不少人亦為此拒绝接种疫苗。生理学家和科学作家乔纳森·伯曼(Jonathan Berman)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持续研究跟进,表示影片中胡克的分析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断撰文希望为疫苗“正名”,由此,一场反“反疫苗运动”也开展了起来。

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很多专业与可读性兼具的科普书籍出版,来解释疫苗的科学原理及其必要性。比如保罗·奥菲特的《死亡选择》(2010)、记者塞斯·努钦的《病毒恐慌》(2011)、医生大卫·伊萨克的《击败死亡的掌握》(2019)、彼得·霍特兹的《疫苗没有引发自闭症》(即将出版)。据悉人类学家海蒂·拉尔森也在今年加入了科普大军,对反疫苗运动进行大力反驳。

疫苗是安全的。从结果上看,有很多扎实的数字可以证明。

不过,这些反驳“疫苗有害”的声浪,似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从欧洲到北美,疫苗导致其他疾病、死亡的故事长了翅膀一样四处流传,尽管疫苗接种的历史是一部现代科学进步史,但同时也是社会阴谋论的最佳温床。疫苗的反对者并没有全盘否定科学,而是认真地选择了大量存在错误和偏见的信息,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茧房”。

严格监管

疫苗是安全的。

从结果上看,有很多扎实的数字可以证明。

根据美国CDC的评估,在20年的时间里,疫苗使超过2100万病人免于住院治疗,73.2名儿童免于死亡。

同时,因疫苗出现问题而索赔的现象比例很低。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已经发起了30年,向美国人提供了数十亿剂疫苗。在此期间,大约有2万人提出了索赔。迄今为止,在已评估的1.8万项声明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被驳回,因为证据表明疫苗没有造成索赔人所称的“伤害”。

大约有6600项索赔得到了赔偿。如果该计划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疫苗造成任何伤害,据负责官员透露,只要索赔人的医疗信息、症状产生的时机与官方名单上的描述相符,他们通常会给人们赔偿。

近年来,许多索赔都与流感疫苗有关。流感疫苗几乎占了目前下发的所有疫苗剂量的一半。从2006年到2017年,也就是“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目前有数据可查的时期,已经分发了超过15亿剂流感疫苗。在此期间,提出的伤害索赔不到3500件,每百万剂大约有2件索赔。

这些主张索赔的情况,许多与疫苗本身的质量无关,而是与肩部疼痛有关。因为成年人常常要在肩膀和上臂进行注射,因此一些物理性的疼痛和不适,往往被误认为疫苗所致。好在公共卫生官员也正在组织更完善的卫生服务培训,尽量减少接种者的不适。

和两个世纪前不一样的是,近年的反疫苗运动不是因为对科学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对科学一知半解。

从程序上看,拥有严格的、跟踪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监管程序和临床试验,疫苗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医疗产品之一。

疫苗开发和生产中的监管因素相当严格,包括使用具有明确特征的、具有明确来源的均质原材料,以及包括细胞在内的可接受质量;对生产过程进行充分验证,以证明同样的条件对于不同的生产批次是可重现的;证明生产一致性,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目标人群中产品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售前和售后监控。

临床测试在确定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无论中外,三期临床一般耗时最长,耗资最大。这是疫苗获批上市前最后阶段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试验阶段,接种疫苗的试验组还要和没有接种疫苗的试验组直接进行比较。也有一些疫苗可以不进行临床试验,但极其稀少。像被CDC认定为A类病菌(危害性最高级别)的炭疽杆菌,不可能在人身上进行试验,所以FDA对该疫苗豁免临床试验。当然一般民众也无需接种此类疫苗,美国也主要是用于战略储备。

在批准后的阶段,疫苗的安全性会被持续监测。美国FDA要求所有的疫苗生产商在每个批次的疫苗上市之前要提交样品,并且,疫苗生产商还要将他们对疫苗安全性、效力和纯度的检测结果同时提交给FDA。

今年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疫苗的第一批临床试验已于3月份启动,目前已经开展了20余项试验,诸如阿斯利康(AstraZeneca)、摩德纳(Moderna)、诺华(Novavax)和辉瑞(Pfizer)等医药公司开始分享乐观的早期结果:到目前为止,它们仅检测到志愿者身上有轻度或中度症状,而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志愿者还产生了冠状病毒抗体,在某些情况下,前者的抗体比染病后恢复的人产生的抗体还要多。

但是,早期结果的乐观,未必代表着三期试验结果的乐观。

因为三期试验需要长期的、大型的随机对照,疫苗或安慰剂会发放给成千上万的人,并等待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和病毒“迎头相撞”,还要再观察他们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复杂各异的反应。

可以说,经历过这些一波三折的连续考验,上市的疫苗才能保证安全。

警惕“提速”

然而,和一部分反疫苗运动参与者的担忧一样,在经济停摆、社会困顿等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没通过三期试验的情况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8月上旬宣布俄罗斯已经批准了一种冠状病毒疫苗上市,不少疫苗专家对此感到担忧。俄罗斯并未提供新疫苗已经通过大规模临床试验的证据,并试图跳过三期试验直接投放。关键是,和给病人使用实验药物不同,疫苗的對象是无数个健康人,所以,疫苗必须保持非常高的安全标准,否则,样本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罕见副作用都会出现。

6月的时候,俄罗斯联邦卫生部Gamaleya流行病学和微生物研究所注册了一项名为Gam-COVID-Vac Lyo疫苗的联合一期和二期试验。研究人员计划对38名志愿者进行测试。

和一部分反疫苗运动参与者的担忧一样,在经济停摆、社会困顿等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有些疫苗可能在没通过三期试验的情况下就被匆忙上市。

俄罗斯当局称,这种疫苗是由带有冠状病毒基因的腺病毒制成的,类似于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在其疫苗中使用的基因。腺病毒疫苗采用的是新技术:世界首个腺病毒疫苗刚刚于6月获批用于预防埃博拉病毒。

随后俄罗斯官员声称疫苗将迅速投入生产。普京的宣布相当于宣告了疫苗的“面世”。但是,该研究所从未发布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试验数据。俄罗斯卫生部长米哈伊尔·穆拉什科说:“所有志愿者都产生了高滴度的抗COVID-19抗体。同时,他们都没有严重的免疫并发症。”

纽约市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病毒学家约翰·摩尔这样评价:“普京没有疫苗,他只是在发表政治声明。”

政治决策“入侵”科学领域,并强迫疫苗遵守政治性的规定,而不是医学安全意义上的标准,相当危险。一方面,其有很大的概率影响健康人的身体健康,并造成更为严重和难以预料的医学后果;一方面,其会促使人们更加不信任“疫苗”的安全性,从而无法用有效的医学手段保护自己。

换句话说,疫苗的上市时间不是不能“缩短”,但它应该在安全加速的意义上操作,而不是由于政治性的目的被直接忽略。比如监管机构提前准备好每批疫苗的试验数据结果,以便生产者更快拿到数据,调整方案,缩短不同阶段试验之间的时间。

更复杂的是,就算有些步骤可以“提速”,但掣肘的因素还是没法略过。直到今天,研究人员还没有完全彻底搞清楚SARS-CoV-2如何绕开人类的免疫系统、使人类生病。除此之外,疫苗生产商正在测试几乎所有可用于COVID-19疫苗的技术,一些旧技术似乎可用,但其中有一部分从未被批准用于人类的任何疾病。

免疫接种是21世纪20年代“社会矛盾”的最有力体现之一。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固守偏见的人们如何以科学之名反对科学,也能看到数字社交媒体如何持续强化偏见,也能看到一种类似面对“电车难题”的集体性选择,又能看到政府权威的滑落和失效,还能发现集体的碎片化如何使公共利益分崩离析。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到底是疫苗撕裂了我们的社会,还是社会本来已经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