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幽灵:病毒、疫苗与政治

2020-10-15 00:11:55 南风窗 2020年21期

李少威

时间来到2020年10月,人类发现新冠病毒后10个月了,新冠肺炎疫苗,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战略资源。

这种战略资源有多重要?

打个比方,现在的世界,就像一个结冰的湖。人的活动,以及传统的战略资源—如石油、矿产、粮食—都被封冻在湖里。而疫苗,就是融冰剂。

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得益于国家的领导力和对科学的尊重。而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除了中国),对抗这一病毒的战争事实上已经宣告惨败。美国病例还在快速增长,印度有潜力后来居上,而欧洲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走进了第二个疫情高峰。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特殊之处在于,对手不会因为己方宣布投降而停止攻击。而且,因为敌方没有代价概念,所以人类注定失败。人力所及的范围,是以最小的代价失败,还是走入惨烈的失败。

现在结果已经很明确了,是后者。在一系列的失败面前,现在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疫苗。

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导致前面一系列失败的因素—政治,此时正用血红的双眼,紧紧地盯着疫苗。病毒的真正的克星,很可能成为聪明的新冠病毒分化人类的另一个契机。

在此之前,它已经屡试不爽。

两条战线

新冠肺炎病毒,从2019年12月初被发现以来,一直就在两条战线上和人类作战。

第一条是微观战线。

这种由遗传物质RNA和一个蛋白质外壳构成的微生物,躲过人体免疫系统,通过劫持人类细胞功能来进行自我复制。当它从被它劫持和破坏的细胞中释出之时,已经是更高的数量级。

第二条是宏观战线。

繁殖、释出的病毒,一部分繼续入侵原有宿主的其它细胞,一部分则通过机体的咳嗽、呼吸乃至排泄,寻找下一个宿主。

人传人,就会让科学问题首先转化为社会问题,继而再通过劫持人类之间固有的利益分歧,凝结为政治问题。

在微观和宏观两条战线上,人类力量都溃不成军。

微观上,我们还没有特效药物来克制新冠病毒,能够调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病毒的疫苗也还没有面世。

因此,前期,也是最关键时刻决定人类在这场战争中代价大小的,就是政治决策和社会措施。政治要敬畏科学,社会须相互疏离。

回头来看,代价较小的,成功遏制了病毒的蔓延的国家,莫不如是。

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政治无视科学、干扰科学乃至对抗科学。

无视科学,是欧美国家的早期表现,包括美国把新冠肺炎视为“大号流感”,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消极的“群体免疫”—事实上就是无意义的投降。

干扰科学乃至对抗科学,则主要表现为特朗普政府与FDA、福奇博士之间的直接冲突,科学部门和科学家所主张的社会疏离,会带来难看的经济数据,以及失业者无法掩饰的怨气,而这一切不符合政治需要。今天在疫苗问题上,特朗普甚至认为FDA的科学谨慎,是出于对他连任不利的目的。

这就正中病毒“下怀”。

新冠病毒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为“智慧”的病毒,它不但成功劫持微观细胞,还成功劫持人类的社会和政治。

脊背发凉的现实

劫持细胞,这是病毒的共性,是物种的生存之道,不必细说。

人传人,就会让科学问题首先转化为社会问题,继而再通过劫持人类之间固有的利益分歧,凝结为政治问题。

重要的是,它是如何劫持社会、劫持政治的呢?

非常“狡猾”。

首先是,它选择了一种适度的毒性。

如果它的致死率达到SARS的级别,那么人类就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所有资源予以扼杀。而如果它的致死率与埃博拉比肩,那么,一方面人类会更重视,另一方面它也会在社会意义上表现出自限性—还没有来得及感染下一个宿主,旧的宿主已经被杀死,也就限制了自身的传播范围。

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不低也不高,介乎流感和SARS之间。正因如此,它就让人类在两个极端之间产生摇摆。

流感是人类的影子,人们已经习惯它的时来时去;SARS是人类的死敌,必须全力消灭。新冠病毒介于两者之间,既没有全力消灭的现实紧迫性,也不能像流感那样听之任之,这就给人们的意见和行动分歧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其次是,它对人类宿主进行了年龄区分。

下面这句话不代表个人观点,也不代表中国文化的观点,但它的确是一些社会常有的应激反应:老年人是社会的累赘。

应激反应的意思是,日常里它会被各种美好的说辞掩盖,但事到临头就会表现出来。

一方面,这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动物性的遗存,人类学家已经证明早期一些原始人类族群有一套人为机制来消灭老年人。另一方面,这是近代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余音(而且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们会在潜意识里认为老年人并不是与年轻人价值同等的生命。

新冠病毒就好像对人类的这些弱点“研究”得非常透彻一样,并且把这一奥秘当作它的“成功学”基点。从一些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新冠病毒对年轻人危害甚微,一开始还强调儿童不会受感染,同时无视养老院里的大面积死亡,就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重点攻击对象是老年人,但年轻人才是病毒的真正目标。它巧妙地利用了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的不正义,让真正的对象—掌握着社会价值观和实际权力的年轻人—丧失仁慈、掉以轻心,从而达到与人类中最有活力的那一部分人共生的目的。

也就是说,它的最终企图是整个人类,而且是用曲线的方式实现。这就是它的聪明之处。

多数人类疾病,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微生物有的是生命,有的是介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东西,但都有一个自然赋予的共同本能—繁衍,繁衍就是基因的扩散。

新冠病毒就像在诞生之前就进行了周全的计划,综合了传染性、致死率,达致一个平衡,而且还专门盯住人类中的一部分弱势群体,以此削弱人类的警惕性,并且让人类发生政治分化,以最大程度达到自我保存和基因扩散的目的。

不要小看任何一种生物,它们自身可能没有意志,但又代表着某种“最高”的意志—无法解释的自然法则。小看它们,必定吃亏。

现在仔细想想,新冠病毒的确让人毛骨悚然。

如果说1918年起源于美国的“西班牙流感”,造成巨大损害只是因为人类还根本不具备防御能力—当时连抗生素都还没有被发现,病毒学更是尚未起步—那么新冠肺炎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就是它“熟知”人类社会防御工事的脆弱部位的结果。

这让人想起黑格尔。

都知道他的唯心主义认为“绝对观念”是第一性的,而且延续到了他的历史哲学。他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振作,是因为“民族精神”这种不可见的力量潜入的结果,而它的衰落,则是“民族精神”潜出和脱离的结果。

这种鬼魅般的力量无法证实。新冠病毒,就像是一种类比,同样看不见,但它起作用的机制和黑格尔的想象遥相呼应。

这是不是让人脊背发凉?

人有病

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们,躯体会发生病变。

最明显的就是肺部影像呈现的那种令人恐惧的“毛玻璃”样,而且人们还知道,这种树状形态还在不断发展,枝繁叶茂。

这不仅仅是个体内部的器质性病变,这种病毒的入侵,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病变。

首先一点,是整个社会,在普遍下沉。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预期都非常悲观,基本上只有中国可以实现小幅增长,其它主要经济体都是以负面预期为主,最严重的在当年将会下滑20%左右。

社会接触断绝,贸易往来停滞,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绝对获益,所以每一个阶层都在下沉,对阶层定义的标准会降低。

其次,在整体下沉的现实下,还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异动。

不要小看任何一种生物,它们自身可能没有意志,但又代表着某种“最高”的意志—无法解释的自然法则。小看它们,必定吃亏。

一些富人会变得更富,一些穷人会变得更穷。

比如,购买防护用品、必需品、疫苗等物资的生产企业股票的人们财富会相对增殖,但大多数人,会因为工作机会减少或者薪水削减,而变得更穷。总体来看,许多人丧失了原来的生活条件,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是一种社会病变,这种社会病变,是在正常条件下所有经济体都会重点预防的。比如,我们以前一直都在宣扬,美国不以GDP为主要经济指标,而把失业率看得很重,原因就在这里。

政治,不能让人们的处境发生消极的巨变,从而让政治变得不可预期。政治,是依赖于社会结构的。

所以,社会病变,会迅速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是什么呢?在中国人看来,是掌握人心的问题。在西方体制范围内,是掌握权力的问题。

掌握人心目的也在于掌握权力,而掌握权力首先需要掌握人心。两者之间,差别在于强调哪一点。如果强调人心,就会尽量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如果强调权力,那就会在社会结构变动之中寻求“玩转”的空间。

因此,政治其实就转换为了这样一个问题:它的实质内容,究竟是多数人的实际收益,还是少数人的权力游戏?

各种回答都出现了。

人类,病得不轻,不仅仅是由于新冠肺炎。

疫 苗

基督教教义里面,最排斥甚至最憎恶的是“魔鬼的试探”。而现在,西方世界已经跌入了“魔鬼的试探”而不自知。

人们被试探,从而应激,出现一些反常表现。政治,就是人类对“魔鬼的试探”—病毒的错误应激。

“魔鬼”的一大能力,就是挑拨离间。而现在的人类社会,在病毒面前,确实也面临在挑拨之下分崩离析的局面。“魔鬼”不能直接作用于人类,而需要代言人,它的代言人之一就是那些喜欢和擅长挑拨离间的政治家。

唯一的希望在于疫苗,这一点,不必否认。

疫苗不仅仅是一种疾病的疫苗,还是特定时期的政治疫苗。它能让人类政治,回到常态的轨道上来。

正如张文宏所说:“疫苗问世之时,才是世界重启之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对不负责任的政治已经完全绝望了,唯一的希望在于科學。

糟糕的是,科学一直被政治干扰和对抗。

比如说特朗普提出的疫苗研发的“曲速行动”。曲速,是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通过反物质驱动压缩时空来加速飞行器前进的方式,竟然被他引入到了疫苗开发的领域。他认为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公司,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

看上去非常的市场主义。“曲速行动”的跳级设想是不是真的可能呢?最后还是需要让科学来说话。政治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科学从不。

特朗普的诉求有可能会被满足,但科学的内在规律不会因之而改变。即便特朗普赢得连任—不管与疫苗有没有关系,他最终还得面对新冠疫情的问题。

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是像政治家嘴里说的那么轻巧的。即便世界上最早的新冠疫苗在11月3日美国大选之前面世,并且假定它是一款美国的或者美国主导的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的消灭,也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人们被试探,从而应激,出现一些反常表现。政治,就是人类对“魔鬼的试探”—病毒的错误应激。

疫苗的推广,最后的结果就是“群体免疫”,而达到“群体免疫”的结果,至少需要全球60%的人接种。按照当下全球的工业产能,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满足。

疫苗问世之后,还有很多政治问题待解。

首先是,哪个国家优先?当然,有能力自我研发合格疫苗的国家第一优先。接下来,按照市场原则,必定是富国第二优先。这个过程中怎么体现正义?

其次是,在一国之内,依照什么标准来安排先后次序?除了高危、高风险人群以及最弱势群体之外,余下之人,大概率只能按照经济能力、社会地位来排定座次。那么这个过程中又怎么体现正义?

这些都是人类的挑战,而且它们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最为艰巨。

前面分析了新冠病毒的“政治敏感性”,坦白说,在接下来的疫苗竞争当中,看看欧美社会的表现,我对人类的政治能力压倒病毒的前景不抱有特别大的期待。

因为,新冠病毒,已经是一种“政治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