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生前死后的说理玄机

2020-10-15 00:11:55 南风窗 2020年21期

舒远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贝德尔·金斯伯格的死讯一经公布,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纳尔便宣布:“特朗普总统的(新大法官)提名,会在参议院大厅接受投票。”

也就是说,尽管大选在即,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参议院,依然会投票通过金斯伯格的继任人选。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反对道:“关于下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遴选,美国人民应该有机会发声。所以,这次的空缺应该在我们有了新任总统以后再填补。”这两句话,正是4年前大法官斯卡利亚死讯传出后,麦康纳尔一字不改的原话。当时离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卸任还有10个月之久,但是,麦康纳尔坚拒就奥巴马提名的人选举行听证、投票,终至斯卡利亚留下的空缺直到特朗普上台后才得以填补。

堂堂美国国会领袖,怎么可以在同类事情上如此出尔反尔、判若两人呢?

其实,将这种转变斥为极端虚伪的舒默及其民主党同仁,自身也已有了180度的转弯。他们现在坚持大法官的继任事宜应该等新总统上任后再说,与4年前的态度正好相反。金斯伯格更不例外。她死前的热望是自己的继任人由新总统任命,一反4年前坚持的由在任总统任命大法官。

美国的宗旨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说理的社会,怎么到头来反倒像是大家都不讲理了呢?

东海岸最聪明的人

金斯伯格大法官的传奇人生,或许能让我们窥见到底什么才是美国道理。

生长在纽约市的金斯伯格是个典型的学霸,中小学时因为课堂学习无法满足其旺盛的求知欲,就把大量的时间泡在公共图书馆里。因为图书馆开在一家中餐馆的楼上,她也从小就喜欢上了中国菜的香味。高中毕业时,她是4个被选作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学生之一。

在哈佛法学院的500多名学生中,她是仅有的9位女生之一,还因成绩优异而被选为《哈佛法学评论》的编辑。顶级的研究生院里,学生就是全力以赴,往往也得褪掉几层皮才能完成学业。但是,金斯伯格二年级时,同为法学院学生的丈夫罹患睾丸癌。她得照顾两岁的女儿,完成编辑任务,和同学们一道为化疗的丈夫抄笔记、打印作业,还照样以优异成绩完成自己的课程。

三年级时,因为尚未痊愈的丈夫受雇于纽约的律师行,她转学至哥伦比亚法学院。消息立马在哥大传开:“东海岸最聪明的人转学来了;我们都得下调让位。”金斯伯格名不虚传,入选《哥伦比亚法学评论》编辑,还以并列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从業律师时,金斯伯格在联邦最高法院参与了6个案子,赢了5个。作为大法官,她名声愈来愈大,几乎成了文化偶像。死后,她引起了广泛的讴歌和哀悼,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停柩国会大厦供人瞻仰的女性。

反抗意识的萌生

按常理,一个如此成功、广受推崇的美国人,自然应该是美国体制的拥戴者和既定秩序的呵护者。然而,金斯伯格之所以如此名声赫赫,不仅因为她成功地挑战现状,更在于她挑战失败时发出的强烈抗议。无怪乎人们充满爱戴地称其为“持异议的大法官”“臭名昭著的RBG(RBG为其姓名的首字母缩写)”。

金斯伯格自幼就敏锐地意识到既定秩序所蕴含的种种歧视。她母亲是个天资聪颖、热心向学的人,然而,母亲高中毕业就不得不辍学做工,为的是供养其哥哥上大学。母亲47岁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但是,其延续10天的犹太教葬礼仪式非得有10位男性在场才能举行。母亲对她的忠告是:不浮躁,不暴怒,永远做一位得体的女士。新婚当日,她深爱的婆婆对她面授机宜:在婚姻中,有时候装装聋子很有用处。

既然性别歧视并非因为社会怀有恶意,而是源于无知,那么,她就要想办法一层一层剥开遮掩,让社会、让法庭看清楚性别歧视的存在,而性别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哈佛法学院院长按例邀请凤毛麟角的几个女生去家中晚餐,并一一盯着每位新生问:“你干吗要来哈佛,占着本该给男生的位置?”金斯伯格诚惶诚恐地起立答问时,碰翻了一只烟灰缸。她答道:丈夫是本院二年级学生,她上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丈夫的工作。金斯伯格后来试图为当年的回答开脱,但很显然,她为了得体而言不由衷的回答反倒促成了反抗意识的萌生。

院长的问题尖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金斯伯格以优异成绩毕业,却没有一个雇主对她感兴趣,最终还是一个教授以不再输送人才相威胁,以不能胜任就立马换人做保证,才让一个联邦巡回法院法官雇她为助手。

后来,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法学院少数族裔教职空出,金斯伯格趁机填补,却被告知薪资将低于其他教授,因为她丈夫已在赚钱养家。

一个赴瑞典研究其民法程序的机会,使金斯伯格大开眼界。上世纪50年代,瑞典女性就已经走出家庭,全面参与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当时瑞典法学院的学生就有40%是女性,而在美国却还不及5%。女性工作、男性分担家务已经司空见惯。金斯伯格意识到:美国的既存秩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步步为营,各个击破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南北战争以后,为保护获解放的黑奴的公民权而订立的。该修正案的重要条款之一是平等保护条款,即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必须得到同等对待。该修正案在订立时和其后的执行过程中都没有考虑性别,是因为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存在。

在有绅士传统的西方社会,男女都自我感觉良好:“女士优先”;给女性开门;船沉了,让女性上有限的救生筏。男性大多认为自己对母亲尊重有加、与夫人举案齐眉、视女儿如掌上明珠,哪里还有歧视的道理?

金斯伯格认为,表面上对女性的优待也是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她想象一个男女平等、法律上没有性别差异的社会。既然性别歧视并非因为社会怀有恶意,而是源于无知,那么,她就要想办法一层一层剥开遮掩,让社会、让法庭看清楚性别歧视的存在,而性别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1972年,金斯伯格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参与创立了妇女权利工程。她认真挑选具有标杆意义,又不至于过度激进的案例,然后循序渐进,逐个击破违反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法规。

里德夫妇的儿子过世,留下了不足1000美元的财产。夫妇二人为谁能管理这笔财产对簿公堂。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后,金斯伯格与他人共同为里德夫人准备了卷宗。最高法院一致判定,爱达荷州男性优先权的法律违宪。这是最高法院首次将平等保护条款应用到性别歧视案例上。

美国空军中尉莎纶·弗朗铁罗给丈夫申请住房和医疗福利未获批准,因为军中规定只有军官夫人才能自动获批,而军官丈夫则要证明收入不够。金斯伯格以法院之友的身份,首次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最高法以8∶1裁定空军规定违宪。

通过这些法案的成功诉讼,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已完全适用于两性关系。无怪有人称赞她是“两性平等的马歇尔(以反种族歧视著称的黑人大法官)”。

“臭名昭著的RBG”

至此,金斯伯格对美国法律和平权的贡献是巨大的。而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是,她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后期,开始破例当庭宣读她的异议。

莉莉·勒特贝特尔退休时,发现自己的月薪比同时参加工作的男同事少了数百到1500美元,于是起诉公司违反了联邦公平薪酬法。最高法院以5∶4裁定她败诉,原因是未能及时起诉,法律保护过期失效。金斯伯格力陈异议:原告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薪酬差异,就是知道了也有可能害怕报复不敢声张。她呼吁国会改进立法。两年后,国会通过《莉莉·勒特贝特尔公平薪酬法案》。

金斯伯格的一系列措辞愈加强烈的异议,为她赢得了大批追捧者,使她打破了法官大多规避过多社会曝光的惯例,几乎成了明星。“臭名昭著的RBG”就是其追捧者诙谐地套用饶舌歌手“臭名昭著的B.I.G.”之名。

法官之所以不适合做明星,是因为对明星的追捧是会让人陶醉的。到2014年时,金斯伯格已年届80,还患过癌症;奥巴马正值第二任期;民主党尚未失去参议院多数。呼吁其退休的声音不断,因为那样才能确保其继任人是自由派同仁。然而,她不为所动,坚称自己有未竟的事业。终于,她死在了特朗普任内。

说理社会的玄机

任命一个保守派人士来替代金斯伯格,将可能保证最高法院“右倾”长达数十年之久。如此天赐良机,共和党真的会因为碍于4年前的言论而放弃吗?当然不会。关键就看他们怎样把背弃前言的道理说清楚。现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就谆谆告诫当权者,千万不要受自己言论的桎梏,而要学会操纵人们大脑的权术。

到2014年时,金斯伯格已年届80,还患过癌症;奥巴马正值第二任期;民主党尚未失去参议院多数。呼吁其退休的声音不断,因为那样才能确保其继任人是自由派同仁。然而,她不为所动。

麦康纳尔是这样解释的:4年前,白宫在民主党手中,参议院则在共和党手中,就算总统提名了,也无法在参议院通过。继任人当然得等到美国人民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参议院后再定。而现在,美国选民已经把白宫和参议院都交给了共和党,那么,他们就必须即时履行宪法赋予的填补最高法院空缺的责任。

在看似没有理由的绝境,这道理可是讲得天衣无缝了。当然,民主党也会讲出自己的道理,并在参议院乃至全社会竭力抗争。只是,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的通过,已没有多少悬念,因为共和党已经有了足够的票数。

48岁的巴雷特,作为女性法官兼顾事业与家庭(7个孩子,其中2个收养自海地)的人设几近完美,但民主党依然攻击她的虔诚天主教信仰以及对于“奥巴马医保”和堕胎权利的威胁。

或问,两党干吗不以大局为重,任命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大法官呢?这是因为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基础的启蒙哲学认为,所有局面都是个体或团体从自身視角出发认识的局面。所谓大局,就是所有局面互相竞争,达到某种妥协后的局面。没有个体可以跳出自身局限去把握所谓大局。不让个体宣示自己的局面而去迁就他人的局面,这样得来的大局必然是偏颇的。这就是为什么康德说,启蒙的口号是要大胆使用自己的判断力。

那么,一个长期右倾的最高法院就不偏颇了吗?别着急,共和党若得势不饶人,必将带来反弹。金斯伯格死后,民主党所有竞选捐款全面破纪录暴涨。共和党赢得最高法院的代价,有可能是丢掉白宫和参院。而不少人已经在谈论只有国会才能做到的扩充最高法院的人数,以图达到新的平衡。何况,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屡有替变(转变阵营)前兆。说不定,最高法院自身就能“再平衡”。

得此一域,极有可能失彼一城,这就是一个让人说理的社会的妙处:允许个体的偏激,换来的往往是大局的稳定,而对大局影响的渴求,往往又软化了个体的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