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技术创新服务于大众

2020-10-15 00:11:55 南风窗 2020年21期

丹尼·罗德里克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普遍理解创新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创新议程被为数不多的投资者和企业群体掌握,而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不一定反映社会需求。

在如今的发达经济体中,私营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研发工作。商界在研发总支出中所占份额各不相同,从新加坡的60%、美国的72%到韩国的78%不等。

事实的另一面是,公共部门为私人研发提供了必要条件,如社会、法律和教育基础设施。私营部门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它依靠由公共基金资助的大学所培养的科学人才。国家通过派发专利赋予创新者垄断权,并通过劳动合同法确保私人研发的收益。再者,私人研发通过税收抵免和其他政策,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

技术变革的方向不是固定的,它是由激励机制、价值观和权力分配塑造的。私营企业的优先考量,往往导致它们对具有长期回报的技术投资不足,比如能够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又如,制药公司为了获得更好的回报,往往会着重开发针对发达经济体罕见疾病的高价药物,而不是影响贫穷国家数百万人的热带疾病的疫苗。

此外,公司为了增加对资本及经营管理的回报,往往会对自动化技术进行过度投资,最终牺牲员工的利益。正如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指出的,这可能会产生“平庸的技术”,不仅对提高生产力没有太大的作用,还会让员工的处境更糟。

对自动化技术的执着,也有可能把最聪明的投资者引入歧途。2016年,埃隆·马斯克宣布将在一个新的全自动汽车工厂,制造特斯拉Model 3轿车。两年后,计划陷入困境,新工厂出现了严重瓶颈,表明实际产量将远远低于公司的目标。马斯克被迫在工厂里建立一条新的流水线,全由工人运行。他在推特上承认:“人类被低估了。”

创新者的优先考量,自然由他们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形成。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和拉马纳·南达,对创新者与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优先考量,进行了量化比较。

在美国,风险投资在初创企业创新融资中的份额过高。风险投资行业高度集中,前5%的投资者占了融资的50%。再者,由于经常为其他投资者把关,顶级风投公司的影响力甚至更大。

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和大波士顿三个地区的风投行业,约占美国风投行业的2/3。顶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也有超过90%来自这三个地区。这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空心化”。

大部分做出投资决定的人拥有相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勒纳和南达报告称,在顶级风险投资公司担任至少一个董事会职位的人当中,就有3/4曾就读常春藤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将近1/3的人毕业于哈佛或斯坦福商学院。因此,不出意料的话,该群体做出的投资决定,将受到他们的社会背景影响。

公共创新项目在优先考量上也普遍具有偏向性。在美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是高科技创新项目的最大支持者。顾名思义,它面向军事应用技术,优先考量显然围绕着国防事项。或许最大的遗漏是,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有专门资助“劳动友好型”技术开发的项目。

如果技术创新是为了服务社会,它的走向必须反映社会的优先事项。由于大家普遍认为改变技术的进程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此政府回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然而,我们还未尝试足够的方法将科技引向正确的方向。创新至关重要,不应该仅由创新者决定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