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时代观的原生语境及其中国回响

关锋

〔摘要〕 列宁时代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之所以这么重要，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原生语境即当时民族、战争问题引起的种种争议，垄断资本和殖民主义联姻造成独特的时代景观，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致思方式、理路，即針对重大的具体现实问题来探究时代定位，具有鲜明的直接现实性和问题针对性。列宁时代观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本原则和俄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作出了两种不同维度的贡献，一是关涉时代界分依据、把握时代的基本理据等一般性的时代理论;二是具体的帝国主义时代论。列宁时代观不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基础上作出了很多原创性贡献，而且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关键词〕 列宁，时代观，原生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5-0066-08

对时代的审视、问诊和剖析，或者说时代观，是列宁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列宁时代观是我们审视时代、分析时代、把握研判时代不可或缺的重要理据。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颇为关注列宁时代观，关注其原生语境，这既有助于我们把握其自身演进历程和内在逻辑，更有助于我们据此分析出它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

一、缘何关注时代：列宁时代观萌生的历史原点

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革命家的身份来认可、接受和自觉修习马克思主义的。尽管他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争议，但都公认他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基本思想，运用《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剖析俄国的社会现实和组建革命组织。

1894年，列宁在其标志性的成名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大量引经据典来批驳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其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大段引用，显示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已有很深刻的正确理解，但这段引用不仅是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一个重要理论质点，列宁对后者基本上不予置评，看得出他此时对时代问题基本上没有关注。

一直到近乎10年后，列宁才开始重视“时代”。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写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该党纲强调，社会民主党现在和将来始终反对任何借助于暴力或一切其他非正义的手段，从外部影响甚至压制一个民族自决的企图，不过，这绝不是说社会民主党无条件地支持所有民族自决的主张，它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决定了它在这方面真正、主要的使命是推动实现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拥有自决权，而非努力地去促进各个不同民族的自决。结果这一点遭到波兰社会党的强烈抗议，后者强调民族自决的至上性。有人甚至援引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文章对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力挺，来支持民族自决的至上性。对此，列宁很有针对性地辩驳说，50年前马克思发表文章时波兰民族问题和现在有根本性差异，那时资产阶级仍处在革命主导地位，而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对抗而居于次要地位，当时是一个“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而现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前夕反对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极其紧张的时代”，革命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 〔1 〕222。这是列宁首次依据对时代的辨析来回答重大问题，他也因之认识到正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重要性。1907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报《新时代》刊登了梅林论德国第二届杜马的文章，列宁4月撰文评论说，“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向马克思求教的人”，要清楚知道，“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 〔2 〕262。因为马克思总是结合特定时代的主导阶级、各种力量对比、革命任务来确定革命战略，寻找革命力量。

这一时期，因为革命实践具体问题（主要是民族自决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需要，列宁确实注意到把握不同时代的区别很重要。但他还只是停留在这个基本判断的浮泛层面，还没有针对性地去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至于什么是时代、怎么界划和把握不同的具体时代，他没有相关的阐述。但接下来的十几年就明显不同了。很多影响社会主义革命、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言论、思潮，都源自对时代的误解;有些错误言论和思潮甚至是直接以时代的名义进行的，列宁认识到很有必要专门针对“时代”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1911年前后，以《我们的曙光》杂志列维茨基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尤·拉林为代表的取消革命派等改良主义者，到处撰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完成;俄国行将到来的不是革命危机，而是“立宪”危机，工人设法以和平手段捍卫权利和利益就行了。列宁义正辞严地批评说，虽然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很大进展，“不过由于我们比欧洲落后（甚至比亚洲先进部分落后），我们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3 〕308。但他仍然没有对如何判断当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进行说明。

到1914、1915年，对时代把握、分析的重要性更为凸显。1914年初，俄国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分别撰文，又一次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强调这应该凌驾于工人阶级革命之上。针对这种错误观点，列宁专门撰写了《论民族自决权》，该文鲜明地反击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同时是历史唯物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要把该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情境来抽象谈论，这是它的“绝对要求”;也正因此，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具体问题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切记“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4 〕232。既要把握时代的特殊性，又要把握具体国家的特殊性，我们才能制定正确的民族纲领;上述观点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忘记了“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以前那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也因之用不同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卷入了” 〔4 〕232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政治。在这样的时代，强调民族自决非常重要，当然是切合革命需要的。但今天则是“另一个时代”，其核心在于它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发达的资本主义及其推动的世界市场，使“各个民族日益接近，杂居在一起”，也由此“把跨民族联合起来的资本同跨民族的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4 〕232-233不再存在，成为该时代的典型现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再强调民族自决就不合时宜了，会犯严重的时代错误。显然，列宁关于两个时代的界划，更为具体明确，显示出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思考，但显然还不够系统和扼要。

很快，相对系统阐述时代、时代分期的任务摆在了列宁面前。1915年1月，彼得格勒的杂志《我们的事业》刊登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的一篇文章，波特列索夫是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也曾是列宁重要的战友，有一定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吸引人，名为《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列宁称其为“一篇很有特色的纲领性文章”，内容也极具蛊惑性。它主张现代民主派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旧时代和新时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从民族狭隘观点向国际观点转变。“乍看起来，可能觉得作者的思想完全正确，觉得作者是今天在现代民主派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的反对者，是一个‘国际派，而不是民族主义自由派。” 〔5 〕134波特列索夫也因此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拥护者和代表者。为此，列宁专门撰写长文《打着别人的旗帜》，一针见血地指出波特列索夫“是在用民族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 〔5 〕136，“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在自己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民族进步运动的时代的前面，推进这些运动”，而波特列索夫则是“从自己的现代民主派的时代向后倒退” 〔5 〕140;强调当时正处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上，这固然没错，但波特列索夫没搞清楚这两个时代的本质区别，实际上对“时代”缺乏正确的认知。列宁为此利用这篇文章，就准确把握时代的重要性，如何区分不同的时代等基本问题，以及如何具体界划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时代阶段以及当时所处时代的总特点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随着认识的深化，列宁同时开始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重点关注和深入阐析。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革命实践更为需要的，因为在时代问题上，我们既要把握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别，进而明晰不同时代的革命任务，更要把握当下时代的具体特点、主要问题、本质特征、基本任务、重大现象等等，因为后者直接影响革命方针、革命战略等具体实践要素。

早在1914年10月，列宁在瑞士洛桑市民众文化馆作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指出“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 〔5 〕38，新的时代已经降临，“这是一个并非社会党人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时代”，其实质是帝国主义成为主导力量，核心在于“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 〔5 〕36。此后，列宁开始系统建构帝国主义时代观，先后在1915年1月《打着別人的旗帜》、1915-1916年剖析第二国际的系列文章、1916年8月《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和给季诺维耶夫的信、1916年8-9月《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7-1918年关于修改党纲的系列文章等不同的论著中，从不同侧面如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质、主要表现、划分的根本理据、应对策略等等，进行了相对系统和完整的阐释。当然，列宁很多时候是针对具体问题来阐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如《打着别人的旗帜》结合民族解放问题、国际冲突问题;剖析第二国际的系列文章结合第二国际破产问题;给季诺维耶夫的信、《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结合国际中各种各样的战争问题来剖析，总言之，主要是结合具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征程中的民族、战争问题论析的。这是其产生的原发情境。

更重要的是，列宁一般性的时代理论和帝国主义时代论，时间上有一定的先后，但主要内容大体具有同构性;列宁具体阐析帝国主义时代，不仅把一般性的理论具体化，也同时注意丰富和深化一般性理论。总而言之，当时重要的民族问题、战争问题、革命运动主导权问题，是促使列宁关注时代的致因，列宁也因之围绕这些主要问题去思考和建构时代观，这是其时代观萌生的历史原点，并因之决定了其时代观的具体特点——直接针对现实而建构。

二、如何关注时代：列宁时代观的原发路径和原创贡献

如果说，列宁最开始关注时代的时候，还只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能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一些错误的观点发声，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本身还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解;当他开始系统建构自己时代观的时候，很明显，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本身有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把握，很大程度上，他的时代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应用到对具体实际的分析的结果。

我们知道，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建构了科学的时代观。其具体要点如下：其一，“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6 〕540。时代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历史较长时段的界分，是我们掌握历史不可或缺的维度。这样一来，正确划分时代与准确把握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二，分析时代“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 〔7 〕428。时代涉及对某个较长历史阶段本质性的把握，而在唯物史观看来，这种一般特征只能植根于人类实践活动去寻找，因为时代问题、时代现象根源于“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6 〕526。所以正如评判一个人不能依据其主观看法一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8 〕592。也正因此，“生产时代”“经济时代”等说法表明物质生产及其状态是理解和把握一个时代基本的切入点。

其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7 〕210。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的历史界划，由之产生。还需注意，“怎样生产”最重要的指向是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特定社会结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8 〕14。生产方式是分析、把握一个历史时代最重要最根本的依据，代表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又占据特别突出的地位，因为不同的经济基础往往“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历史因此可以被界划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 〔6 〕724三个不同的时代。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8 〕592。

其四，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往往通过阶级矛盾体现出来，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对历史影响往往更大，“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6 〕551。统治阶级的性质和状况，也是我们分析和把握不同历史时代本质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参照。

其五，时代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相对的划分，时代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6 〕428。

经典马克思主义据此还对自身所嵌入的历史时代给予了深刻剖析。这是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以雇佣劳动为显著标志的时代，既可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或“资本主义时代”，亦可称“资产阶级时代”，核心是资本，“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7 〕198。它也因之有两个显要特征，一是“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 〔8 〕32，整个社会日益走向两大阶段及对立化;二是“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8 〕34。由于不断受到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冲击，它本身也处在变化中，1873年在恩格斯指导和参与下，国际工人协会制定的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联成员书中强调，“统治者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人民的时代快要来临了” 〔9 〕733。

受此影响，列宁也在两个维度上努力，一是在一般性意义上阐析时代的区分、界划，二是聚焦于当下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

关于前者，在1915年《打着别人的旗帜》中，列宁首先强调了正确把握不同时代的重要性，指出要想“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必须“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把握时代的变化是理解当下重大历史事件的前提;“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而这些不同的基本特征不能凭借“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 〔5 〕142-143来简单代替。其次明确了划分不同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准、主要尺度。列宁指出，对于“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往往确实很难知道，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5 〕143却是我们可以确切把握的。而且，列宁结合实际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生产方式矛盾、阶级力量对比，往往通过重大历史事件集中體现出来，一个更简便易行的路径由此提出，人们可以“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 〔5 〕142进而来分析和界划不同的时代。再次，立足于当时的不少争议，在1914年《论民族自决权》划分两个时代的基础上，对时代进一步界划。提出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起止时间为1789—1871年即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总的特点，正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 〔5 〕145。第二个时代的起止时间为1871—1914年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它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 〔5 〕145，一战爆发就是典型证据。第三个时代始于1914年，它“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 〔5 〕145从第一个时代到第三个时代，资本主义发生了质性变化。“在第一个时代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发展生产力的支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这个框子，现在到了第三个时代，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 〔5 〕146。最后，列宁像马克思一样主张，时代划分具有相对性，社会历史时代“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5 〕144以上这四点，充分体现了列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深刻理解和在这种理解基础上的运用、发挥;当然，三个具体时代的划分和阐析，既有理论洞察力，也有一定的创意。

此外，列宁对时代的一般性理解，还有两个原创性的贡献。其一，列宁早在《打着别人的旗帜》这篇有名的文章中，就强调对时代的把握是一种立足于掌握本质的总体性视野、一般性思维，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即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 〔5 〕143的独特情形，但我们的重心不在于这些独特性，而在于那些普遍性、一般性的东西。1916年8月在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列宁强调“时代是各式各样现象的总和，其中除了典型的现象而外，往往还有其他的现象”，“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这种结论显然是错误的“胡扯” 〔10 〕395;在同期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列宁又一次明确提醒：“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我们要知道，“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在沙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的现象和战争，也正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把一切战争都归为帝国主义战争。谁如果做出这样荒谬的论断，是因为他“不善于把某一具体现象和该时代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总和区别开来” 〔11 〕127。对时代本质的把握，要重视后者。这个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蕴含着，但从没系统地明确阐析过。其二，《打着别人的旗帜》针对法国大革命至今做出三个时代的划分后，强调“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 〔5 〕143。依据这个辨识，判断和分析人类历史，应该还有“小的历史时代”维度。不过，它具体指什么，列宁没有明说。一般而言，所谓“小”应有两种指向，一种是时间段较短意义上，一种是空间面较小意义上。列宁所谓的三个大历史时代时间段都不长，跟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提出的“五时代”不能等量齐观，但列宁对“五时代”的划分不可能陌生，由此，“小的历史时代”更可能是空间域意义上，即大的历史时代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而它则是民族国家、发展水平接近的区域意义上。这无疑是具有原创性价值亦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总的方面一直坚持了列宁时代观的有效性。陈云特意强调：“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22 〕370邓小平年也明确主张，“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 〔23 〕。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国内形势、国际形势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苏联因为实力变化而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收缩国际空间，大大缓和了两极对峙的紧张局势，世界战争一触即发的高压态势不复存在;二是第三世界的力量不断增长，国际政治中维持和平、共同发展的积极因素明显增多;三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渐为明显。到1985年，形势更为明朗，该年春天邓小平发出权威声音，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24 〕105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问题。它们是当时世界真正的时代性大问题。其后将和平与发展提炼为世界性的“两大时代主题”。

随着改革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我们清醒地看到，仅有总时代、时代主题等宏观、总体把握远远不够，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来分析好列宁时代观中所谓具体国别意义上的“小时代”，专门针对我国发展阶段的具体时代方位界定，同样非常重要。一个重要的论断得以提出，那就是初级阶段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正式提出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将初级阶段视为“基本国情”。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再次确认初级阶段是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又肯定它同时是我国的“最大实际”。这种双层界定，显示出我们对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时代方位界划的看重。这个关于“小时代”的正确判定，是我们改革开放之所以制定了很多合理的政策、措施并因之取得很多重大成就的重要起因。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代表党和国家多次强调要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解读、引领时代，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这实际上在提醒人们，继承和光大上述从列宁到邓小平所形成的既重视世界历史“大时代”又重视国别、地区或更短时段意义上的“小时代”这种双重分析视角，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时代定位，非常重要。

其一，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和国际形势，习近平曾多次强调，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国际实力、国际关系、国际交往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 〔25 〕508。但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25 〕66。大的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和发展，但更为具体的时代特征、时代趋向的确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如“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 〔25 〕508。时代潮流也呈现出新的迹象，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和平、發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 〔26 〕272。反对零和博弈、追求互动共赢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共建共治共享，也愈益成为时代性的诉求。

其二，关于具体历史方位的“小时代”。我们反复强调，世界和我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这也依然是我国的最大实际，这是当今社会主义中国最基本的历史方位。但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很多难题、办成了很多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开创性、全方位的成就，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特别是根源于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基本矛盾显示器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是判断时代变化的重要依据，我们因此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27 〕10-11。

以上对时代的双重把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谋划改革发展的基本依据。我们也正是据此对内强调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强调“四个全面”协同共进，强调创新驱动战略和建设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以应对“经济新常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外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内外的这些举措，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助推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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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吕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