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原则

黄华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有深刻的内涵，可以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三个词的本体义、语境义和本质义的演进来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在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一般性制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职工民主管理等优秀文化嵌入到企业而形成的制度集合。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需要遵循党的领导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民主管理原则和共享发展原则。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内涵，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原则，有利于提升中国国有企业提高制度效率和竞争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国有企业;企业制度;内涵;原则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1-0001-07

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以来，他还在多次重要会议和赴企业实地调研时强调要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一般性结论，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缺乏研究，尚没有系统完善的学理论证和理论阐述。为此，本文试图从概念入手，通过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概念的深入阐述，演绎归纳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并从学理角度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坚持的原则。

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

很显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个多重偏正结构名词，需要从本体义、语境义和本质义来全面把握其内涵。就其本体义来讲，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由“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构成的;就其语境义来讲，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话语体系下的名词创新，具有鲜明的语境内涵;就其本质义来讲，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制度，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微观制度保障。本文分别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演进路径来深入领悟，进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

（一）中国特色的“三义”演进

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中国特色不是指笼统意义上的中国特点、中国特征，它是与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紧密联系的概念。阐述中国特色的内涵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究。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始有过不同观点，形成了各自所认为的本体义。比如，有认为始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也有认为始于改革开放;理论界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结合形成的特色论[1]，有从我国国情出發自然而言得出的特色论[2]，有从比较优势视角来分析中国特色[3]，有从警右防 “左”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的形成[4]，还有从实践问题的产生、解决[5]来分析中国特色。国外也有学者对中国特色进行了研究，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Nolan，P.）从 “第三条道路”，乔舒亚·库珀·雷默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角度进行分析，也有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特征（美国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经济属性与民主政治（新加坡郑永年）等视角来进行解读的。可见，自从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伴随而来的中国特点、形式、模式等中国特色理论一直成为理论和实践上随时拿来归因的理由，解释比较棘手问题存在的原因。很显然，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的理解有误，或者片面，或者表面。基于对历史和对实践的尊重考虑，中国特色具有鲜明的语境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6]。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掌握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系列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起来。可见，因为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中国社会确实存在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内在运行逻辑，中国人民也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和行为特点。“中国特色”有它的科学含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实践的结合，即指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是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区别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总称。这是中国特色的本质义，它包括如图1所示的内容。

总之，“中国特色”是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是解决中国改革发展重大实际问题的重要原则，是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图强崛起的法宝。它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整个社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决定力量，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考虑和适应的大政方针，是企业经营的中国哲学。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企业要发展必须要形成相应的能够巩固其中国特色的经营策略和战略，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国特色在微观领域得到体现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国有企业更应该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主导力量，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微观经营主体的需要，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落地生根、发芽壮大。

（二）企业、现代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演变

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要从基本概念出发，首先要搞清楚企业、现代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向西方学得了“企业”一词，而且赋予了东方文化的解释：企业是指经营主体持续经营某项事业的意思。至今，日本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在章程中都注明是“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奋斗”。在我国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企业是指以盈利为目的，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整合使用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生产并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进而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在这里，企业概念的核心是以盈利为导向的。我们学习西方企业的内涵学到了以盈利为目的，却忽略了日本企业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目的。也就是说，把西方企业的原始内涵学到了，却丢掉了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本文认为，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是具有社会性的，其行为准则也就不能仅仅是盈利，还应该遵循社会倡导的公共价值;在此前提下，通过组织配置劳动力、生产设备、原材料，并运用一定技术实现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化产出的组织才是企业应有的内涵。

现代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典型的组织形式。倘若说原始或近代企业遵循“资本至上逻辑”的话，现代企业则必须是遵循“人本至上逻辑”。因为，“资本至上逻辑”的企业追求的是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即想方设法将企业资源都视为利润的源泉，尽可能地压榨企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去获得更多的利润，它们视企业的人同企业的其他物质资源一样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工具。这种西方前工业化时期“见物不见人”的经济行为准则，与现代社会对“人权、民主、道德和科学”的重视，要求重视人、重视社会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理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遵循“人本至上”原则的现代企业是以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和提升生活品质为宗旨的，通过对社会的贡献来获得合理的利润，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是一致的。本文认为：现代企业是投资者投入资本并形成所有权，企业自身形成法人财产权，投资人、管理者和职工等在高效的法人治理框架内，通过按市场和社会需要来生产或服务，进而满足和引导社会消费、提升生活的幸福感、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企业内部员工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组织。这种对现代企业的诠释不仅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对经营组织本质的诠释，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现代企业本质的要求。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制度在现代的发展。学界普遍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最初源自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Chandler，A.D.）所提出的定义。1977年，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提出了现代企业是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7]。当时，这类公司已在美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中成为占优势的企业制度。除此外，奥利弗·威廉姆森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揭示了现代公司的演化过程，认为现代公司是众多以节约交易成本为目的和效应的组织创新的结果。自此，公司制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在我国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度的观点在学术界占据主流。本文认为，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在协同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基础上以实现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型企业制度。具体来讲，现代企业制度大体可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所有者制度非常清晰，即企业资产要有清晰的实物边界和价值边界，所有者主体明确并能履职履责。二是治理制度非常明晰，即企业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形成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人员和监事会组成的高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三是管理制度比较完善，即企业有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有明确的战略管理，高效的人力资本管理，以及和谐的社会配套服务管理。四是组织制度非常科学，即企业要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在产供销、研发、质控、财务等方面有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机制。五是扩张与破产制度到位，即企业要有剛性的预算约束和合理的财务结构，可以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实现企业的扩展，也可以在经营难以为继时破产。

（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制度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演化

在西方，现代国有企业是伴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由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大幅提高，自由市场无法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有效衔接，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开始对生产进行领导。比如，自1945年开始，英国将很多基础工业和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法国将能源、保险、银行等战略性基础行业的企业和关系国家整体经济的大公司收归国有，日本设立的国有企业数量在25年间增加了15倍，美国政府也在能源、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和科技开发等领域创办了大量国有企业[8]。不仅如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也得到重视，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这主要表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对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收归国有，以及收回资源主权后形成的包括石油、矿山和农渔业等资源性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维护国家主权、确保经济独立、奠定发展基础、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推动落后国家技术进步、建立较完整的市场机制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可见，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国有企业都有过辉煌发展的时期。不过，国有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如产权混乱、垄断损害竞争、政企不分、管理行政化等众多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对国有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造。

对国有企业的内涵给予准确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生产单位。如果以这一说法为标准，就会把一大批国有企业排除在外，因为还有许多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基本目标应当是社会效益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类型。在西方国家中，国有企业一般仅指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而在中国，国有企业既包括央、省、市、县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也包括上述国有企业法人控股或参股的企业。但是无论什么类型的国有企业，它们都是在为实现社会目标而发挥着引领和兜底的作用而存在的，是为了全社会的共同福利。因为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影子，政府是国家维护整个社会秩序和引导社会发展的具体行政机构。在中国，政府更加具有广泛的责任和担当，国有企业正是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形式，国有企业既有营利法人的特性也具有公益法人的特性。国有企业的营利性体现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国有企业的公益性体现为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财力支持来源。

国有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运营的制度体系，包括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制度从严格到宽松，从片面到全面，经历了一系列的改良改造，实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不断发展，延长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生存周期，推迟了国家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调节器。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不断完善，现在基本建成一套国有企业成立、运营、发展、完善、升级转型等系列性完整体系。从最初的产权制度改革，到现代治理结构的构建，再到先进管理制度的运用，国有企业制度建立了立体式的层次模式。当然，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既要遵循企业一般要求的制度内容，也要有中国特殊国情下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前者比如人员管理制度、产权制度、考核制度等，后者比如治理结构与机制制度、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融合制度、党建引领与政治导向制度等。国有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重要保障。制度就是生产力，制度出效率，制度保公平公正。

基于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本文认为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存在区别的，后者泛指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制度的普遍形态和高级形态，而前者仅指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制度的高级形态，这与不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规定性有关。对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和操作路径。一种是强调按一般的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按西方国有企业甚至私有企业制度的标准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另一种则认为中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建设不是要建立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式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所以，对于中国现有的15万余家国有企业来说，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国有企业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不管是哪种类型都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严格按照党组织与企业“三会一层”组织架构的深度融合的要求来构建新型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框架，并在明晰治理体系内主体各自责任的同时，给予国有企业最大化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营自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而对于那些非国有独资和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更多的是赋予其市场中一般企业的角色定位，尽可能地倡导这类企业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那样的纯市场化企业的模式，但是仍然需要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以克服其市场化行为的内在缺陷，保障国家大政方针能够在基层企业中得到贯彻执行，使得各类型的国有企业一起在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中发挥应有的功能。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有效运行系统，进而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起决定作用的要求。

综合以上认识，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指将现代企业制度在引入中国国有企业中，借鉴现代企业制度旨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一般性制度，充分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導和中国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优秀文化嵌入到国有企业而形成的制度集合。具体来讲，包括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公司治理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和中国企业监督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使现代国有企业在服务社会、造福社会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的政治保障。同时，现代企业制度普遍存在的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外部监督失灵和由于内部人控制造成的内部监督失效的监督困局，在党领导纪检监察工作导入国有企业后，得以实现全透明化和全覆盖，国有企业“黑匣子”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监督行为的效果将大大提升。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特色所在。

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原则问题是内涵在实践层面的延伸。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出发，考虑到其对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尤其是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对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性和支撑性，要构建好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就要坚持党的领导、追求经济效率、实行民主管理、实现共享发展四大原则。坚持这些原则不仅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彰显中国国有企业巨大优势的需要，更是形成中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主体特征的支撑。

（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需要遵循党的领导原则

中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来的社会，其发展到今天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并在宪法中得到明确的，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和交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党自身的建设等都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领导地位始终没有变。基于国有企业特殊的社会责任与功能，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坚持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加强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必须坚持的准绳。在国有企业中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践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才能保证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才能推动国有企业顺利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建立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具体到操作层面，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指坚持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是通过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次来实现的，其中对基层的领导尤为重要，因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不像西方企业那样是劳资冲突型的关系，而是劳资共享型的关系，这就需要最大公约数的党组织深入企业，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所以，国有企业党组织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可以虚设的，当然也不能像计划经济条件下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国有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引领作用主要聚焦于“五个一”，即一个确保、一个把关、一个带动、一个教育和一个自身建设。一个确保是指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确保在国有企业中得到贯彻落实;一个把关是指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对国有企业重大决策进行把关;一个带动是指发动连接职工、引导国有企业的工会与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及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一个教育是指在国有企业中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一个自身建设是指强化党组织自身素质建设，塑造优良的党性党风①。国有企业不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转换经营机制，亦或是提升竞争力，都需要党组织的保证、监督、参与、支持、领导作用。因此，在国有企业，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使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真正得到落实，扭转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需要彰显经济效率原则

企业的经济效率是西方厂商理论的核心命题。厂商是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分析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除了利润最大化原则外，西方经济学家又提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Baumol，W.J.）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9];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Galbraith，J.K.）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10]。但是不管是以销量最大化还是以稳步增长作为目标，目的都是为了资本利益着想的。

围绕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西方经济学又提出了“效率”概念。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是没有效率概念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竞争的倒逼下，在系列改革刺激下，企业逐渐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没有效率、没有效益的企业只有倒闭或者走向没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的引入和竞争的倡导，企业必须要讲经济效率原则，这也是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指标思想下微观市场主体必须要遵循的原则。所以，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效益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完全统一的[11]。一方面，国有企业也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率是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的经济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也要遵循企业的一般规律。从实践来看，也只有坚持经济效率原则，国有企业才能实现发展。近40年的改革实践表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的效率确实得到了较大提高。这一方面得益于开放后市场机制的引入迫使国有企业自身运行机制的改变，另一方面，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倒逼国有企业提高市场经济的适应性。尤其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被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以及三资经济混合发展的经济主体模式所取代，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相互间的竞争促进了中国国有企业和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假设与之相反，若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不仅等待它的是大量的亏损和冗员，失去企业的本真，变成了官僚机构，不仅直接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造成资源浪费、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而且会在宏观上造成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的拖累，源源不断地对国有企业进行的各种输血和扶持，会大大挤压其他经济主体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经济主体不公。同时，国有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应有的社会功能也不能很好的发挥。因此，作为中国国民经济重要的微观主体之一的国有企业，其效率状况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效率会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所以，国有企业追求经济效率是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要遵循的基本经济原则之一。

（三）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需要实施民主管理原则

国有企业过去称全民所有制企业，理论上可以将其所有权抽象地分解到全体公民，当然其中包括国有企业职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企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这在逻辑上是可以自洽的。由此，国企与其职工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这也就是国企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力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国有企业中职工曾经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劳动、管理和技术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在聞名于世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典范，也是当时国有企业在短时期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健全的工业体系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

公司化改造的国有企业同样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而且由于其委托人为非自然人，其委托代理关系较之一般类型的公司制企业更加复杂，所有权强度更弱，这也是影响国企效率问题的最大制度障碍，因而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国有企业经营得好与不好，不仅涉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直接关系到本企业职工的个人切身利益，所以，国有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不仅是对企业代理经理人经营行为的监督，从而弱化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负向效应，也是企业职工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措施。因此，基于上述两点，国企职工有义务和积极性行使企业民主管理职能。在国有企业中形成的民主管理主要是指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这种制度通过采取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等方式，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而实现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需要遵循共享发展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系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系统总结了中国发展经验，并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伴随着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同时各类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及精神文明的滑坡倒退等问题大量涌现，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拦路虎。共享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由全社会共享，这是中国有企业的发展以及企业制度构建上的重要原则。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规模大、技术基础好，又有多方面的政策倾斜以及历史形成的社会情感的特殊关注，应该为发展经济、做大社会经济“蛋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物质基础，国有企业也必须有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在分配上应该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机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曾出现过严重的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例如对企业高管激励过度、企业高管职务消费过度等分配不公的问题，以及一系列企业高管贪污腐败、损公肥私等问题。不仅严重侵害了广大国企职工的利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还严重地损害了国有企业形象。所以，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一定要解决好发展与分配的问题，坚持共享发展原则，彰显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之中国特色。

三、结束语

综观中国背景下的企业、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内涵，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不仅有其自身的内涵，且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当前，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追求经济效率、实行民主管理、遵循共享发展四大原则，因为这四大原则既是从其内涵中延伸出来的，也是构建和完善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最重要的着力点和途径。把握好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不仅有利于加深其认识层面的理解，也有利于在实践中坚定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原则，进而有利于推动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和完善，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效率，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注释：

① 根据1997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规定、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党章归纳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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