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眼中的抗美援朝

王煜 安景璐

云山战役： 朝鲜战争第一战， 我军歼灭美王牌师一个团。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在如今已经八九十岁高龄的老兵眼中，血战上甘岭、首战云山、空中“拼刺刀”等片段依然历历在目，它们共同构成了七十年前开始的那场壮烈雄伟的战争的鲜活记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军队为和平而战，又绝不畏惧任何破坏和平的挑战。如同那首歌所唱，旋律悠扬又饱含力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云山首战打破“神话”

云山，当年是一个只有千余人家的小城，西北距我国丹东150余公里，南距平壤120余公里。它是朝鲜北部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950年10月19日晚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10月28日，志愿军第39军隐蔽进至云山，悄然布防。严阵以待的39军是人民解放军中一支声名显赫的部队，曾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解放战争期间，该部队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中国西南边陲的镇南关，是第四野战军中的攻坚尖刀。

等待39军的，是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该部队被称作“开国元勋师”，是美国军队历史最悠久的王牌部队，它在160年中从没吃过败仗。当时美军放出狂言，要在当年的感恩节，即11月23日前“饮马鸭绿江”。

中美在朝鲜的第一战，是王牌对王牌的较量。

11月1日17时30分，39军趁美军与南朝鲜军正在换防，向云山发起总攻。在炮火掩护下，主攻的116师发挥夜战和近战的优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发起猛攻。美国大兵从未见过如此神速的冲锋，更不适应黑夜中近距离的白刃战，渐渐乱了阵脚。

几小时内，39军如风卷残云，将云山外围阵地的美军、南朝鲜军打得七零八落。不久，美国人丢了城外所有阵地，躲进云山城。随后，云山城被攻下，美军开始向南部逃窜。

位于云山以南10公里的九龙江上的诸仁桥，是美军南逃必经的咽喉要地。 11月1日夜间，志愿军115师345团4连接到命令，穿插到敌军后方，在天亮之前攻占并坚守诸仁桥，截断敌军南逃的退路。

时任该连连长、现年已95岁的周仕明，曾为《新民周刊》记者当面讲述这段激烈战斗的经历：

2日凌晨1时30分左右，4连抵达诸仁桥南300米的山坡上。周仕明向桥北远处望去，已经可以看见汽车的灯光，他明白这是敌军正向诸仁桥奔来。敌情紧迫，周仕明命令1、3排从左右两翼向桥头守敌发起突然袭击，激战20分钟，消灭了1个排的美军，占领了诸仁桥。

占桥之后，北面的美军也即将到达。1排排长、解放怀德的特等功臣管国仁此时向周仕明建议：“敌人正处慌乱之中，尚未发现我们，我们沿公路打他个措手不及！”周仕明当即赞同，他留下3排坚守桥头，并准备好危急时刻炸掉诸仁桥，命1、2排向敌人发起冲击。

美军在诸仁桥头遭到的伏击使其大惑不解，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在回忆录中理解为4连伪装成南朝鲜军队骗过了守军。其实，4连的迂回穿插阻击是我军的常用战术，美军对此完全不能适应。

2020 年5 月，云山之战亲历者、志愿军老兵周仕明（中）给官兵讲述当年战斗故事。

4连的战士们杀入敌群，用冲锋枪、手榴弹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杀。混战中，周仕明的头部被弹片击中，他顾不上包扎，继续指挥战斗。管国仁率1排攻到敌人的一个环形工事旁。工事内，一群美军“叽里呱啦”地对电台喊叫，机枪不停地向外扫射。管国仁令战士们使劲往工事里扔手榴弹，随后冲入。后来发现这是骑8团3营营长奥蒙德少校的指挥所。战斗中，奥蒙德及所部20余人被我军消灭，但管国仁也不幸中弹牺牲。

复仇的怒火在周仕明和战士心中燃烧，他们向美军猛打猛冲。火光中，美军用机枪向周仕明瞄准，危急时刻，通讯员刘万生一个箭步上前挡住了敌人的机枪，身中数弹倒在周仕明怀里。

回忆到这里，周仕明长叹：“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啊！……”老人突然哽咽，捂着双眼，久久不能说出一句话来。

4连部队将美军从公路逼到了开阔地里，此时美军还有200多人、数辆坦克，准备在天亮后突围。天亮后，美军出动6架飞机轰炸扫射4连阵地，地面部队连续3次试图突围。部分敌人冲上了我军阵地，志愿军战士与美军展开了肉搏战。 2排5班班长吕文志连续用刺刀捅死了3个冲上前的美国兵，终因腹部中弹失血过多牺牲。

美军见死伤惨重，突围无望，于是退守到开阔地，用6辆坦克和10多挺重机枪组成环形防御，准备固守待援。但美军的援兵骑5团遭到我343团的重创退走，骑5团团长也在战斗中被击毙。

3日上午，志愿军对美军进行连续密集炮击，将敌人歼灭到只剩30余人，后者不得不投降。

至此，周仕明連队以及全团的阻击任务顺利完成，345团全歼美军骑1师8团指挥机关、直属部队及3营全部，击毙敌军742人，俘虏100余人。

云山一战，志愿军39军以极端劣势装备重创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骑兵第1师，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击落飞机1架，缴获飞机4架，击毁、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还有大量轻重武器及弹药。“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被打破。

这场“中美第一战”对当时参战双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云山战斗结束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骄傲地宣布：“美军‘常胜师骑1师这回吃了败仗，败在我们39军的手下！”周仕明说，这一下，某些战士“打不过美军”的疑虑烟消云散了。

志愿军智勇兼备的云山之战，被日本陆军自卫队干部学校作为经典战例专门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

云山战斗后，周仕明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全部作战，后历次晋升至115师师长。上世纪70年代，他为记录115师自1930年以来的历史，组织团队，花费三年时间，遍访大江南北，收集资料千余份，编成画册《战斗的历程》，赠予师部每个党支部，希望由支部书记保管，代代移交相传。

后来，周仕明又组织编写了一本115师的回忆录，依然赠送给师里的战士们。他说：“我尤其想给年轻的战士们看，让他们记住人民军队的传统，记住我们的钢铁意志。”

“让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

谈及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的钢铁意志，就不可能不提上甘岭。

论战斗规模，上甘岭远远不如战争中的其他战役，但它是交战双方公认“最惨烈的一役”。

时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面对上甘岭这面积不过3.7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包，即537.7与597.9高地，计划以损伤200人的代价速战速决。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1952年10月14日，敌人向上甘岭发起进攻，当时驻守两个高地的是志愿军15军45师。仅战役第一天，敌人就对两个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平均每秒6发，飞机投掷炸弹500余枚，阵地表面的岩石都被炸成了粉末状，堆积成一尺多厚。

范佛里特设想以超高弹药消耗，消灭志愿军有生力量。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出动170余辆坦克、300余门大炮、3000余架次飞机，倾泻190万发炮弹。自此之后，“范佛里特弹药量”这一词汇进入美军的词典。

据资料记载，在战役中，上甘岭主峰山头被炸低了2米，随手抓一把土可以抓到20-30颗弹粒，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干上嵌进去100多枚弹头弹片……如非亲历，这些场景着实难以想象。“但这些都是事实。”将近70年后的今天，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12军31师91团8连4班副班长的蔡兴海说。

2020年9月29日，上甘岭战役亲历者、志愿军老兵蔡兴海向同学们讲述当年经历。

战役首日，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在双腿都被炸断的情况下，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10月19日，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为了掩护其他爆破手摧毁敌人的碉堡，在已多处负伤的情况下，毅然用身体堵住枪眼，壮烈牺牲。志愿军将士在当时的战地日记中写下：“像黄继光、孙占元这样的战士，舍身堵枪眼，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

10月20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志愿军按照作战计划，利用坑道工事与敌人展开拉锯战。在狭长山地的上甘岭因地制宜打坑道战，既可以躲避敌人炮弹，还可以小组行动频繁出击、袭扰敌军，把顽强坚守与积极反击紧密结合。

但是，堅守坑道十分艰苦，那里缺水、缺空气、缺药品、缺粮食，阴暗潮湿，十分拥挤，有的战士还因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不仅如此，美军为了破坏坑道，用炸药炸、用火焰喷射器烧、用硫磺弹熏、用毒气弹打、填塞坑道口……当时，如果有人能向坑道内运输一筐苹果，都会被记二等功。

选录在小学课本中的《一个苹果》，讲述的是8名志愿军战士舍不得分食一颗苹果的真实事件，而这就发生在上甘岭的坑道中。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任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7连连长的张计发，他在近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让人喝小便是侮辱人的事，可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自己的小便自己是舍不得喝的，我们那时候称之为‘在祖国买不到的茶，它带给我们的是力量、是鼓舞，鼓舞大家拧成一股绳，把鬼子打出上甘岭。”

我尤其想给年轻的战士们看，让他们记住人民军队的传统，记住我们的钢铁意志。

战役进行到第17天的10月30日，志愿军终于迎来了反攻。11月1日，12军31师，也就是蔡兴海所在的部队，被调往上甘岭与15军45师换防。

蔡兴海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他所在部队进入阵地时，剩下的战士已经为数不多。他当时说：“同志们，你们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对得起党和人民群众了！”可这些战士没有一个退出阵地。坑道本来就拥挤，蔡兴海所在的排进去后空间就更小了，他们怕把一些伤员踩着，就高喊着：“不要挤，不要挤！”

蔡兴海的班长带人守在坑道口，随时准备出动。“班长说：哪里最需要我们，我们就往哪里去。在之前的战斗中，二排三排都立了功，不能就我们一排不立功！”班长说完之后，蔡兴海他们当时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尽管面对的是硬仗、险仗、恶仗，还是迅速向主峰前进。

阵地上，敌人的炮火很猛。蔡兴海说：为了减少伤亡，部队规定了“三快”，就是“出去快、观察快、回来快”。

在敌多我少的情况下，志愿军采用“小兵群作战法”，用蔡兴海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去打，一个连队是一个梯队，换着打，交叉作战，保存力量。”在这期间，蔡兴海还发明了手榴弹“空炸”的战斗方法。他利用志愿军位于高处的地利，如果敌人离得较远，一般是二三十米的距离，他就拉下手榴弹的引信，举到头顶高度等一会儿，两到三秒后再投掷出去。这样手榴弹正好在空中爆炸，弹片可以击中更多的敌人。11月2日，蔡兴海采用这种办法，带着他的班仅以轻伤3人的代价，先后打退敌人7次冲击，歼敌400余人，创造了小兵群作战的范例。

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阵地上欢呼胜利。

持续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志愿军以两个师的兵力，抵抗住了装备精良和兵力大于自己几十倍的美军的猛烈攻击，打退敌人排以上进攻900余次，与敌人进行大规模争夺战29次，以11529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敌25498人。上甘岭，成了美国的“伤心岭”。

战役之后，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上甘岭战役不仅奠定了朝韩的分界，还换来了东亚地区几十年的和平。时任志愿军15军军长秦基伟说：“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以后有人说过，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

上甘岭战后，美国将战役中各种数据输入电脑系统进行模拟，但无论怎么尝试，模拟结果与实战结果都相差甚远。也就是说，按照“科学”的实验显示，美军不可能攻不下上甘岭。

据资料记载：志愿军15军参战的27个连里，有16个被多次打光重建。其中，15军45师134团8连，原本不到200人的连队多次打光重建，累计阵亡接近1000人，阵亡率接近500%。在现代化的部队中，当伤亡率达到23%时，还具有战斗欲望的人已经不足一半;当伤亡率超过30%的时候，整支部队就基本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美国军法规定“伤亡超过三分之一的军队即可投降”，而中国的这支铁军承受着最高500%的死亡率，却始终在一线顽强战斗，无一人退却。显然，这些是电脑计算不出来的。

“战斗生活，我几十年都忘不了。饿的时候我们一把炒面就着一把雪吃掉，冷的时候没有棉衣可以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战友们仍然坚强战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祖国人民要我们去战斗，要我们去立功，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在近期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活动上，今年89岁的蔡兴海刚一开口就泪湿衣襟。他说：“最忘不了的就是战友，我永远感谢他们。今天我能活着，是因为他们用生命牵制敌人。”

蔡兴海说：上甘岭时我们“钢少气多”打赢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多了武器好多了，如果再有类似的较量，我们一定能打赢并且打得更好，损失会更小。

“飞行新手”击落“双料王牌”

“歌唱吧同志们！歌唱吧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为胜利歌唱！我们为志愿军歌唱！英雄们战胜了凶暴的敌人，英雄们打开了和平的大门！我们在和平的大道上前进！”2020年8月11日，在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的一次讲课中，87岁的韩德彩唱起这首当年在志愿军中流行的歌曲时，依然铿锵有力。这样的执着坚定，正如同近70年前，他作为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翱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空时一般。

1949年，16岁的韩德彩加入解放军。这一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他也在之后从陆军转到空军，进入航空学校学习。他们那一批学员很多都没有文化知识和航空理论的基础，韩德彩在参军前只读过一年的私塾。

为了早日实战，他昼夜不停地学习赶进度。“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好多人一个月都没有脱衣服睡过觉，夜深了實在困得不行，就把脑袋往门板上撞几下让自己清醒，然后跑到宿舍房间外继续学习，以免影响睡着的其他战友。”

1952年初，韩德彩所在部队投入抗美援朝空战时，他那一批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不到30小时，“还不懂如何空战”;而他们的对手是经历二战洗礼、不少已飞行超过1000小时的资深美军飞行员。但是，靠着一直以来的拼劲，他在空战中现场学习，动作快进攻猛，靠得近打得狠，将人民空军与敌人“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参战后不久，他就只身与4架美军战机格斗，并击落了其中的两架。一年多之后，他的击落敌机数已上升到4架，此时他的飞行时间还不到100小时。

1953年4月7日，韩德彩与战友驾机执行巡逻任务后返航，到达位于我国东北的某机场上空。当时美军战机经常在我军战机起飞或降落时袭击机场，因此韩德彩和他的长机在机场上空盘旋警戒。

2020年8月，韩德彩在给同学们讲述战斗故事。摄影/沈琳

韩德彩（左）与费席尔（右）。

大约飞了六七圈后，韩德彩战机里的油量警告信号灯亮了，此时他必须着陆。他把飞机降至400米的低空改平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地面指挥急促的喊声：“拉起来！快拉起来！敌机向你开炮了！”

“那时我都没看到敌机，也来不及想，马上把飞机又拉回空中。”韩德彩对同学们回忆道。

很快，他发现了一架美军F-86战机，后来他得知，该机飞行员正是美军取得击落10架敌机战绩的“双料王牌”费席尔。

韩德彩的长机正在降落，被费席尔盯上。韩德彩马上朝长机大声提醒，但话未讲完，敌机就已开炮，长机中弹，战机尾部冒出了一股白烟。

见长机受伤，韩德彩急了。“跟敌人拼了，一定要把他揍下来！”他如此还原当时的心情。韩德彩不顾油量不足的险情，收起减速板猛推油门，战机立刻急速跃升，扑向敌机。

费席尔被韩德彩一下子咬住，顾不上攻击长机，连忙想办法摆脱。在韩德彩的掩护下，长机最终安全着陆。

费席尔见韩德彩追来，猛地来了个下滑左转，想要诱使韩德彩向下追击。“当时我们的高度只有800米左右，但是下面还有300米高的山地，美军飞机的机动性比我们强，他下去了，我可不能跟着下去，不然容易撞山。”韩德彩说，他当时一带机头，上升了一点高度。

果然，费席尔是“虚晃一枪”，他下滑左转之后又立刻改为右转，这样的变化把韩德彩甩开了一段距离。

但韩德彩已经占据了高度的优势，很快追击上去，把费席尔的战机套在了机炮瞄准具的光环里。机炮吐出火舌，费席尔的飞机中弹解体。费席尔跳伞逃生，被我志愿军战士俘虏，战后被遣送回美国。

被俘的费席尔当时还以为自己的座机是苏联飞行员击落的，当后来得知自己是被时年仅19岁、飞行时长不到100小时的韩德彩击落时，他惊讶地叫出了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时在空中再多待十几秒，或许我就回不来了。”韓德彩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后，他先后担任了空军师长、军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91年晋升中将军衔。战争渐渐远去，但韩德彩总是怀念长眠在异国大地上的战友，有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费席尔。

几经曲折，他托人在美国找到了费席尔。当后者得知韩德彩向他的致意时，不由得老泪纵横，连连说：“想不到他还记着我，谢谢韩将军的关心。朝鲜战争是美国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美之间不应该对抗！”

1997年10月，韩德彩一家在上海和费席尔终于会面。谈起当年的那场空战时，费席尔说：“我此行的最大心愿，就是见一见你这位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今天我如愿了，我将永远记住这一时刻。”

韩德彩拿出了一张珍藏40多年的照片送给费席尔，那是费席尔被俘后在志愿军营地时拍摄的。费席尔看到这张照片后，感慨万分：“我对当年的一切记忆犹新，将军胜利了，我很敬佩。”韩德彩回答费席尔：“我们今天会面，回首过去的岁月，决不是要向大家显示自己，而是为了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那次会面20多年之后的当下，韩德彩表示：决定胜负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人心。顺应民心，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得以兴旺。“中国兴旺，世界就会兴旺，我坚信这一点。”

志愿军抗美援朝著名英雄

黄继光

1951年3月，黄继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一三五团二营通信员。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在多处负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年仅21岁。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荣誉称号。

邱少云

1949年12月，23岁的邱少云入伍，后入朝作战，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九连战士。1952年10月，邱少云在距敌前沿阵地60多米的草丛中潜伏时，为避免部队暴露，任烈火烧焦身体而一动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牺牲后，邱少云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并追记特等功。

罗盛教

1951年，罗盛教作为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直属侦察连文书，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1月，正在练习投弹的罗盛教，为救跌进冰窟的朝鲜少年崔莹，因体力消耗殆尽英勇献身。之后，其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爱民模范”荣誉称号。

杨根思

杨根思是新四军老战士，曾参加过淮海战役，1950年9月出席过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被誉为“爆破大王”。1950年11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打响。11月28日，杨根思奉命坚守小高岭。在阻击美军南逃时，负伤的杨根思毅然抱起5公斤炸药包冲向敌军，壮烈牺牲。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罗亮泗

在云山战役后期，39军时年17岁的战士罗亮泗，曾在阵地受敌军坦克侵犯之际，手持两根爆破筒冲向坦克，成为志愿军中最早、年龄最小打坦克的“爆炸英雄”，并创造用爆破筒炸坦克的范例，荣立特等功。

整理：王仲昀 制图：孙 睿 资料来源：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