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巨人

郭爽

母亲让我待在房间里别出来。她挂断门禁话筒，看了看监控屏上的身影，又看看我说，“进去吧。”家里时不时有客人，我讨厌见到那些人，没多问，起身进了屋。躺在床上，我胡乱点着手机屏幕，选定一部电视剧，可进度条才刚开始滑动，母亲就推门进来了，说人走了，我可以出去了。我翻身，不耐烦地问：“谁啊？”母亲吞吞吐吐，“吴珍珠。”

吴珍珠在我们家做过保姆。从我七岁到十岁，她吃住都在这个家里。她先是做保姆，后来又帮家里看店，算小工。看店看了几年，她跟母亲说想去广东打工，见见世面。母亲跟她说，看店只是打打苍蝇收收钱，你去工厂里，可没这样的好日子过。她说已经下了决心，要跟几个小姐妹去广东，吃苦她是不怕的。母亲嘴上责怪，说她翅膀硬了就要飞了，心野了，但也给她置了套新衣，算作她外出的行头。吴珍珠离开我们家，离开小城，我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后来电视剧《打工妹》《情满珠江》风行一时，我幻想挤挤挨挨的女工人头里，有一颗就是吴珍珠吧。

母亲端起茶喝了一口，并不想跟我说什么的样子。我却好奇了，“我见不得她？”

母亲放下杯子，“见什么见，烦我还不够啊？”

我正要说点什么，门推开，父亲回来了。母亲迎上去，跟他絮叨吴珍珠的来访。父亲一边换鞋一边说，“我们哪能帮她女儿安排什么工作！”

“就是呀！”母亲确认了父亲的意思，不再关心这事，进厨房去了。

父亲母亲午餐都吃得简单，但我回来待产后，母亲换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最开始我也抗议，一个多月下来，现在也就老老实实喝鸡汤、吃坚果。他俩陪我坐着，看我吃完才午休。我随他们的心意，也就随了他们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小憩，清早和傍晚一起散步。这天的午睡，我却被梦魇住了，怎么也醒不来。等母亲终于把我晃醒时，倾斜的金红色阳光已经快从墙面消失了。突然起了一阵风，窗帘鼓起，刘海在额头上拂动。我想起了吴珍珠是谁。

她到我们家时，应该还是个孩子。那时候找保姆，都是托在乡下有亲戚的熟人介绍，所以吴珍珠，大概也是父亲或母亲某个信得过的朋友的远房亲戚。院子里常见着跟吴珍珠差不多年纪的乡下女孩，肤色黑红黑红的，背着主人家的孩子。我那时已七岁了，按理说，我们家不需要一个带孩子的保姆，但凡事总有点例外。二年级暑假快结束时，母亲领着我去了好几家医院。八月底入学注册那天，母亲又领着我去学校。她钻了好几间办公室，跟老师们说着什么。我趴在阳台栏杆上看大扫除的同学们。大扫帚把灰尘扬得漫天飞舞，盛夏的梧桐树翠绿又荫凉。劳动委员指挥力气大的男生提水、洒水。水扑洒在飞舞的灰尘上，灰尘聚变成泥球。我伸长鼻子，用力吸着这些好闻的味道。那之后我就不用再去学校了。除了时不时要去医院外，我对不用上学的生活非常满意。班长和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几个班干部，来家里看我，借给我他们的作业，可他们一走，我就把作业的事全忘了。慢慢地，他们也不再板着脸扮小老师，反而，我可以告诉他们很多事。比如毛毛虫从梧桐树叶的一头爬到另一头，需要一分二十秒。星星都拖着长长的尾巴，因为地球和星星都在运动，星星的尾巴就是它们走过的路。或者，美国有条密西西比河，最勇敢的小孩，比如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就沿着密西西比河冒险。我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每次都能把自己看到或者新编的故事跟他们唠叨半天。吴珍珠也跟着聚精会神地听。她长得矮，虎头虎脑像个假小子，听到激动时跟着我们一起手舞足蹈、吱哇乱叫。

每时每刻，七彩的泡泡都从我的脑袋顶上冒出来。这样的我，看待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跟准确的“记忆”关联不大。对我来说，吴珍珠就像被飓风吹来、撑伞而降的玛丽阿姨，我不关心她从哪里来，只想知道，她能为我的世界带来什么魔法。我研究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每一样都跟我有些不同。她识字，能看书，但嘴里说的总是牛啊苞谷啊母鸡啊什么的。而我都没有见过一头真的牛。这对我来说新鲜极了。于是我缠着她，让她跟我讲牛的鼻子怎么喷气，舌头怎么把草卷进嘴里去，怎么把草反刍细细嚼。觉察到她几乎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请求后，我开始耍赖，睡觉前总是抱怨太黑了害怕，台灯根本无法让我安静，央求她陪着我讲故事。那之前，母亲已经勒令我自己睡一个房间。而吴珍珠的到来，让我又可以做一个赖皮小孩子了。她只会几个故事，很快，我就能重复它们，并给它们添油加醋。在她的族人世代相传的故事里，我对去山里寻找巨人的故事特别着迷。巨人几岁啦？他的手掌有多大？他有爸爸妈妈吗？巨人自己在山里住了多久？很久是多久，是永远吗？我给巨人采撷食物，云朵是棉花糖，蒲公英是柔软的床。他一脚就能跨越山头，松鼠用尾巴给他挠痒痒。当吴珍珠发现她的故事变成了我的故事，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但并不生气。我接收到這善意，开始觉得，啊，吴珍珠是我的好朋友吧。

搓泥球、捡树叶、捕螳螂虽然好玩，但只能消耗我的部分精力，我像恐龙一样吞食家里所有的书籍。有些书看得我头脑发昏，字一个个被认出、从视网膜进入我的身体，却无法被消化掉，只像石头一样堆积在某处。慢慢地，我开始忘掉上学的滋味，觉得这样跟父亲母亲一直生活下去也非常好。那时我们家住在临街一栋四层高房子的顶楼，虽不能随便出门，但宽大的露台就是我的乐园，梧桐树的枝干密密覆盖，蚂蚁、尺蠖和蚯蚓不时出没。从露台看下去，推车卖西瓜的小贩、倚在三轮车上打盹的车夫、小卖店装满“大大”泡泡糖的玻璃罐子都能引我遐想。而露台的另一边，可眺望远山林景，时不时可见小动物蹿动。市声和风景给我半封闭的小世界增添了布景，再说，我还有吴珍珠这个朋友呢。每天一小时，吴珍珠按母亲的规定打开电视机，跟我一起看《西游记》。孙行者从石头里蹦出来一飞冲天，我也跟着他斩妖除魔一路奔向天竺国。我们每天讨论妖怪和神仙，知道他们不只是在小小的电视机里存在。当我重复着《西游记》的故事时，精怪和神力慢慢结成了我和她之间的秘语。跟爸爸妈妈相比，吴珍珠更明白我在说什么。而她低着头听母亲训话时，我也更明白她是在听还是跟我一样在神游。

在我们家的屋檐下，吴珍珠是新房客，要学规矩。家务、卫生、看护种种之外，她最好奇的是戒尺。不尊敬长辈打一板，不友爱小朋友打一板，撒谎打两板……父亲在竹片上写了字，规矩就成了文。跟母亲每天琐碎吩咐的大小事务相比，吴珍珠对无声的戒尺似乎更在意。而我，虽然试图忽略这块挂在墙上的竹片，但也从不像玩鸡毛掸子或者扫帚一样把戒尺抓在手里当武器挥舞。白墙上，戒尺像永远指着六点钟的指针，一动不动。但我们仍可以像叽叽喳喳谈论其他事一样谈论它。你挨过打吗？她问。我说没有。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我太皮了。”她半信半疑看着我：“可这字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犯了怎么办？”我盯着戒尺细看，“我爸不会打我的……他最后会原谅我的。”吴珍珠吃惊得张开了嘴。我“嘘”了一声，“拉勾，不要告诉别人。”得意之余，我又问她：“你挨过打吗？”

偶尔，我能跟吴珍珠一起下楼，比如去邻居陈老师家借书。陈老师家住一楼，在中学教数学，母亲说也许以后我会是他的学生。但对我来说，陈老师暂时只是邻居叔叔，他比父亲年轻，蓄着小胡子，他的孩子还是个小婴儿。陈老师家除了经年的油烟熏出来这些跟我们家一样的气味外，还有他客厅里一整面墙的书发出的好闻的味道。每次去借书还书，我总是故意拖延时间，跟摇篮里的小婴儿说话，虽然他还根本不能说话。吴珍珠站在门口等我，并不踏进屋内。一次书有些重，我喊她，帮帮我呀，她还是定在门外不动。我有些急，喊她，珍珠姐，珍珠姐，喊了几声没用就大喊，吴珍珠！她踢掉鞋子，光脚跑上前来捧起书。一回到家，我还没问她为什么磨磨蹭蹭，她却劈头盖脸冲我一顿数落，说我不换鞋就进陈老师家“不对，不好”。可是他们家没让我换鞋啊，我说。那你也该主动换，吴珍珠说。为什么？我气鼓鼓地问，陈老师自己也没穿拖鞋。吴珍珠说不上理由，只怯怯地说，都是要换的啊。我没法理解，只对她说，换什么换，我都没换你换什么换！

偶尔，母亲会让吴珍珠出去采买。去得远了，就要坐公共汽车。头一次她回来时哭丧着脸，跟我说悄悄话时才告诉我，她晕车，怕坐车。售票员挺凶，说没零钱找不开不给她买票。她在车站边上买了五毛钱的糖，才把票子破开。好不容易上了车，人多挤来挤去，她个子矮，够不着拉环，刹车时踩了人的脚，挨了几句骂。我想了想，说，你不知道坐车要零钱吗？她摇摇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她看起来像要哭了。我只好不再说什么，开始画我的地图。我在纸上画出想去的地方。地点一个个串起来，就变成了我的王国。公园、河流、游乐场、小卖部之外，还有沙堆、运动场和松林坡。不需要门票、没有围墙的地方更得我心，不仅进出随意，还可以被脚印、搬运和胡闹改变形状与边界。吴珍珠看我画，指着公园说，不对，公园过去是市场，不是沙堆。我不理她，继续画着。过了会儿她又说，松林坡没有这么大，你画的松林坡比公园还大了。我停了笔，气呼呼地说，吴珍珠，你管我呢！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多大就多大。她说，你画得不对。我突然觉得委屈，趴在画纸上，不许你看了！你倒好，坐着公共汽车出去，想去哪去哪，我呢？哪儿也不能去！吴珍珠拉拉我的胳膊，想像平时我们吵嘴那样跟我议和，我却不动，死死趴在画纸上捂住我的地图。捂了很久，我有些累了，就起身往卫生间走。吴珍珠不知怎的，笑着跟我开玩笑说，懒牛懒马屎尿多！我怔了一下，回身看着她哭了。那天我没再跟吴珍珠说话。我没法说出为什么她开玩笑式的比方会让我伤心，要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才能说出，伤心是因为粗俗刺痛了我，冒犯了我。虽然才七岁，但我已不想像动物一样活着。而吴珍珠呢，收拾起我的地图后，在晚上试着跟我搭话——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是上海吗？再跟我说说吧！轮船、巧克力……世界上最远的地方是哪里？是北京吗？

每天傍晚跟父亲母亲一起散步，步履回到小时候的节奏，让我不知不觉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但更多的却是漂浮的板块和碎片，记忆既不完整也不确定。

我问父亲：“后来我怎么又回学校去了？”

“回学校去？”

“我休学了一年多……”

“你的眼睛好了。”

“好了？”

“彻底好了。”

父亲放慢步子，要跟我和母亲一致。母亲挽着我，我们仨慢慢绕圈散步。他们在迁就我，就像小时候。那时候我是个病孩子，现在我是个临盆在即的孕妇。

“吴珍珠女儿多大了？”我转头问母亲。

“十七八了。”

“要找工作？”

“什么年代了，还想给女儿找个主家。现在不时兴这样的了，钟点工一周来两次，谁还请个小姑娘在家里住着？再说，小姑娘心思活络，也待不住啊！”母亲说。

“就让她女儿自己出去闯闯呗。吴珍珠自己不也去过广东打工嘛。”我说。

“出去了迟早还不是要回来？”

“回不回来以后再说。”

“这种小姑娘，出去心就野了，回来也过不好的。”

“什么年代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封建。她女儿现在就嫁了就好了是吧？”

“他们那种人，早结婚不是坏事。”

“哪种人？”

“吴珍珠和她女儿啊，没文化，就干干体力活，还能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能干什么？说不定她女儿就出人头地了！”

“我不知道？你才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吴珍珠离了结，结了离，离了三次，我不知道？”

“离婚了不起啊？”

“他們可不像你想的那样。”

“哪样？”

“他们乌七八糟的事情更多。”

“你就是看不起人。”

父亲打断了我和母亲的争论，“好好跟妈妈说话。”

“吴珍珠是什么人，我可是了解得很！”母亲扔下一句话，快步往前走了。父亲追上去。

我一个人留在原地。夏夜的风打着旋，卷起细小的树枝、花瓣的碎片。这样的小夜曲里，我应该像小时候一样，乖乖坐在窗边弹电子琴，让父亲母亲高兴。我们可以闲聊，但关于吴珍珠之类的人和事，都该被剪成平淡的谈资，淡化为我们家平常夜晚无关紧要的背景。但我毕竟不是小孩子了。

我挺着肚子、垂着手站在路边，看父亲渐渐追上母亲，两人开始往回走。回来待产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念头像水面冒起的气泡，倏忽出现又消失于更阔大的空气中，而我却发现了水面下的鱼群。

母亲不理我。父亲走在我们俩中间，左一句右一句地拉拢着。我没法像以往那样，跟他们俩争吵后扔下一句“我就不该回来，我这就走”，然后订机票离开。肚子里的孩子像抛出的锚，已被我选择落定在父母的家里。她跟我一样，要在这里出生。似乎父母的任性都要孩子来承担后果。我没有存够钱，我嫁了个没钱的丈夫，所以只能回父母家生产。虽然没有在饭桌和电话里谈过，但从我说要回来待产开始，我们仨都默认了接下来将发生的事，父母会照顾我和即将到来的孩子。这笔钱对父母来说不是多大的事，却是失业的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丈夫的父母早已过世，在农村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可一旦真的回来，事情跟想像完全不同。因为孩子的存在，父母和我的谈话多了个中介。他们慢慢习惯了对着我的肚子喊话，虽然话是对着我的耳朵灌进去的。这些是新的事，如线团般缠绕，就快遮住原本的颜色。但我知道那些旧色并未褪去，反而，我在这个家里经历过的事、被遗忘已久的记忆如远久的回声般反射，在房间四壁发出铿铿锵锵的金属声。吴珍珠只是砂砾，却在金属表面滑动，让平滑的沉默的一切不再如常。

父亲说：“这些年我们跟她没少打交道，你该听听你妈的话。”

我“哦”了一声。

父亲又对母亲说：“你们母女都是暴脾气，来，燃烧我照亮你们。”

母亲说：“我可是去过农村，在基层工作过多年的。你女儿呢，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就觉得我们说的有问题。”

“我跟她说过，不了解农村谈不上了解中国。”父亲应道。

“是不是？卖土地的卖土地，赌钱的赌钱，农民什么样子她知道？”

“你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农民。”我说。

“那你知道的是全部农民？网上看来的还是书上看来的？”母亲说。

“吴珍珠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说。

“我直接告诉你吧。她可没少给我找麻烦，骗我买保险……”

“你买了？”

“我怎么可能上当？”

“那怎么知道是骗你？”

“保险和传销有什么区别？”

“妈妈……”我吸了口气，停了半拍，“算了吧，她毕竟救过我。”

“算了吧！把你带去那个山洞本来就是她的错。”

“这么多年，我们没少帮她，要说报答，早就扯平了。”父亲说。

“好，好好好。”我看着他们俩。什么都没有改变，父母是一体的，我只是个指手画脚的局外人。

吴珍珠带我去山里，是夏天快结束时。父亲喜欢钓鱼，平时都自己跟钓友们去扎帐篷野钓，那次却兴起带我和母亲同去。我去，吴珍珠就也得去。看父亲钓鱼看了一整天后，我开始无聊，跟吴珍珠在河边的小树林里四处跑。爬到小树林的坡顶，可见河道蜿蜒的走势。吴珍珠说，河像蛇蜕的皮，太阳一照就闪闪发光。又说，我们在蛇尾巴，往前一直走，快到蛇头的地方就是她家。也许母亲也觉得看钓鱼太无聊，就决定带着我去吴珍珠家玩。反正也不远，当天就回来。我们先从河边走到土路上，等了许久，土路尽头扬起一阵烟尘，小巴车开过来了。我们就跟其他乘客、公鸡母鸡和许多麻袋一起挤在小巴上了。吴珍珠坐在小板凳的加座上，我坐在吴珍珠腿上。吴珍珠的大腿和胳膊有力地撑起我，就像人形的椅子。可她的胸脯和脸颊，又柔软得让我走神。玩“你抓我逃”或者“叠罗汉”时，吴珍珠也会跟我滚作一团，可在游戏里，我并不曾真的触碰或者认识她的身体。我们就像彗星，围绕各自的太阳，在既定轨道上划出抛物线、双曲线或椭圆，只有尾巴呼啸着交错而过。而在乡村小巴上，我们的身体服从于相同的律动，气体和尘埃从头顶蒸发而出，让我们朝向或被推离同一个太阳。母亲近在咫尺，可吴珍珠陌生而甜蜜的柔软，就像一声微弱的哨音，预警着我们将进入全新的领地。

小巴车扬尘而去。吴珍珠带路，我和母亲开始爬山。怎么会有人将家安在大山深处呢？途经山脚短暂的平地，我们开始在植物荫蔽的山路上徐行。越往前，山势越陡。稍平整处都垦作梯田，种苞谷。田埂边垒着大小石块，吴珍珠说是开山时刨出来的。开山是什么，我问。就是砍树、放火，吴珍珠说。我似懂非懂，来不及再想，注意力已滑到对面山腰处瓦片般叠起的屋子上。瓦深黑，屋檐两端微翘。瓦下是木头拼成的墙板，远远看去也是黑色。村寨倚山势而上，像龙鳞般浑然天成，闪着微光。林木掩盖去路，村寨像悬于半空的堡垒。这样的景象，我只在动画片《天空之城》里见过。但在动画片里，得坐飞艇才能上去。我们的飞艇在哪里？

我不肯再走，扯着吴珍珠的衣角问，“蛇在哪里？”

“蛇？”

“你不是说，快到蛇头的地方就是你家么？”

“你上去就能看见蛇头。”

“真的？”

“远远能看见。”

“蛇头什么样？”

“一个比你家房子还高很多很多的大山洞。”

“河从里面出来？”

“河从地底下出来，山洞里面。”

我还是不肯走。母亲和吴珍珠轮换着背我。我既高了许多，就注意到平地上没有的风景。比如进村时最先遇见的是黄狗和白狗，黄狗脑袋小，白狗脑袋大，叫声都一样响。水井边砌着六边形的石栏杆，石栏杆跟井眼隔得很開，中间铺着石板。又有炊烟从几户人家升起，妇人和孩子喊话应答。而不知名的植物叶片擦过我的脸，像冰凉的小手掌。我抬头看了看，太阳像是赞同我的发现，虽然这里的物事我几乎一样也喊不出，但沉默里自有欣喜，就像阳光本身。

我们的到来像开启了一个节日。吴珍珠的父亲母亲姐姐从地里回来，堂兄堂姐表弟表妹也围在院子里。他们之间说我不能听懂的话，但能感觉到与我和母亲有关。最后上四方桌吃饭的，只有母亲、我、吴珍珠的伯父和父亲。母亲把我抱去跟她坐一张条凳，招呼吴珍珠的母亲上桌。等一切安排好，我已饿坏了。肉放在我和母亲面前，就等我们下筷。这真的是肉吗？我从没吃过这么难吃的肉。没有油，没有盐，只是把肉片在锅里跑熟了。吴珍珠并不吃，她站在一旁等着什么。我不知道母亲会喝酒。但她喝了几杯。又让我把糖和巧克力分给院子里的孩子们。太阳明晃晃的，我回身看着屋檐下的四方桌和母亲，决定不再回去吃饭。

吴珍珠啃着苞谷，带我往山里去。我嚼着她掰给我的几粒苞谷，甘甜软糯，比那盘肉好吃多了。我也就迈大了步子，要像她那样轻轻松松走在布满石头的小路上。间或有人加入我们，慢慢地，我们就变成一支六个人的队伍了。领头的自然是吴珍珠，然后是两个跟我一般高的男孩，一个比我矮些的女孩，还有个比吴珍珠更高的男孩。他们管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波喜”，而我们在的地方叫“波举”。吴珍珠给我翻译说，她的族人都住在深山里，水要靠人从井口背回家去。而住在山脚，也就是波喜的人，是另一些人，不像他们喜欢黑色，那些人喜欢白色，他们的水就在脚边。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波喜，白色的地方。孩子们和我互相打量着对方，他们步伐轻松，随手扯下树上的叶子就能吹奏。而我呢，在穿过一片苞谷地时脖子火辣辣地疼，皮肤被苞谷叶子擦伤了。为了不掉队，我加快步子紧跟吴珍珠，很快忘记脖子和手臂上的细小伤口。

山洞看起来并不大，一条小路通往洞口，像蛇的信子。还离得远，洞里沁凉的空气已阵阵涌来。洞口的植被跟覆盖山体的植被颜色不同，前者像春天，后天是夏天。待越走越近，洞口鲜绿得像要破裂的颜色终于可以一一看清，是苔藓以及各式各样的蕨类。

洞内是干的。光线虽只能照见洞内不远处，但目力所及都是干燥的泥土和石块。

我扯住吴珍珠的胳膊说，这里没水。

她回头看着我笑了，并不说话。

水滴骤然打在我的额头，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滑。我抬头，洞顶密密麻麻，全是倒生的石头，像笋又像塔。又一滴水打在我的脸颊。洞内幽深，一片黑暗。

“要往里走才看得见。”吴珍珠说。

其他孩子已往前走去，全然不知我的惊惧。他们点燃火把，一路遗下松明的清香，往蛇的头颅里去。我突然想念蛇尾巴处平缓的河滩和河滩上的父亲。那里的无聊是我能应付的无聊。

“这里不好玩，我们走吧。”我对吴珍珠说。

“你不是害怕了吧？”她在笑。

“我才不害怕。”

“一定让你大开眼睛。”

“是大开眼界。”

我们斗着嘴，一点点往深处去。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急促、蠢笨。但降龙的勇士不都是呆头呆脑的笨瓜吗？我有了点勇气，拽住吴珍珠的手，似乎她的手是不会灼热的火把。而我空着的左手，正握着隐形的宝剑，等待着斩下龙头。

龙的身体内是我想像不出的炫目。跟日后我看过多次被七彩灯映照的钟乳石窟不同，这里没有色彩，无需牵强附会的想像，只有火把显影出的水与石。水既不像河，也不属于湖，它几乎不流动，清澈却深不可测。吴珍珠说，这水在地底下要流很远，才会在波喜涌出，变成河。我回想来路，父亲钓鱼的河滩平缓，河床辽阔，两岸是苍翠的小土丘。而上了小巴车后，路都像是从山与山之间挤出，贴着山体凿出的公路侧面是深谷，确如蛇身一般优美地盘曲，从颈部昂扬而起，正是陡峭的高原。我有些嫉妒吴珍珠了。

除了我们，这里也有别的呼吸。倒挂的蝙蝠，闪着银光的鱼。孩子们趴在水边，伸手去捉弄鱼。我很快学会这个游戏。水面是起点也是终点，手入水后先静止不动，等鱼靠近后突然袭击。伙伴间可随意组合，目标就是那闪着银光的鱼。驱赶到位，鱼闯进两只手之间，谁捂得久谁就是大王。我们玩了一轮又一轮，直到我的袖子都已湿透，才想起吴珍珠来。

她在我身后一块大石头上，最大的男孩跟她坐在一起，火把立在二人身边。他们什么时候退出了游戏？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只是远远地看护着我们——像大人那样？我闭上眼睛，任手臂浸泡在水里。很快又睁开，悄悄回头看他们。男孩的手在吴珍珠身上游走，以我从没有过的方式，然后停留在她耳朵上，轻轻地抚摸她的耳垂。吴珍珠笑了，是我知道她快乐时胆怯而轻微的笑声。她不想跟我在一起。

我用力把手伸进水里。柔滑的水草环绕我的手臂，而整只胳膊入水后，彼得潘呼唤我像学飞一样滑进水里。学飞不是件难事。先团团转，待彼得潘从窗口进来给你指点，就能飞出窗去。飞越海与天，飞向永无岛。在梦里我练习过很多次。于是，我滑进了水里。

我看见了以前没看过的东西，像半梦时看到万花筒，世界摇晃斑斓。耳朵眼像塞进了棉花，只觉得其他人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水冰凉，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感觉冷，反而愿意随那只温柔的手缓缓沉下去。

吴珍珠挨了打。她父亲冲进灶房，从火塘里拎出翻火的铁钩，打在她背上腿上。我看过邻居孩子挨打，多半是男孩，他们像奇怪的昆虫，单脚或双脚跳着躲避父亲手里的衣架或火钳。吴珍珠却不动。她跟我一样湿透了的衣服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印痕，是火塘里陈年的灰烬。母亲的手刚要伸向我，我大声哭起来。哭声是我的金钟罩，把我隔离起来，让我可以慢慢看清楚自己。耳穴贴药被泡出了黑水，沿着脖子往下蔓延至我的两条手臂。鞋子丢了，袜子上都是黄泥。眼镜也丢了，母亲的眼眉化成一团。跟我们同去的孩子远远站在墙根底下，等着有可能的受罚。还有什么呢？吴珍珠竟然一声也没有哭出来。不尊敬长辈打一板，不友爱小朋友打一板，撒谎打两板……父亲的戒尺会怎么判定这个下午？

“有人推我下去的。”我听见自己说。

“谁？谁推的你？”母亲问。

“巨人。巨人住在山洞里。”

大人们像是听不懂我的话。

“是真的巨人，”我直起脖子大声说，“你们知道的，你们见过他。”

“你吓坏了。”母亲接管了我，让我回到她怀抱的世界。

我看着吴珍珠，她也平静地看着我，听我继续胡扯，就像平日我随口瞎编的故事一样，她总是耐心地听。但我自己知道，这次的故事跟平时不同，平时的故事里没有秘密。

回到城里，吴珍珠的床头多了个七彩的圆球。起初她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也不愿意给我玩。后来她说，这是个绣球，在他们的世界里，绣球是给心上人的。什么是心上人，我问。就像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就是你妈妈的心上人，她说。我突然觉得很没劲，把圆球掷在她床上，不肯再玩了。她忘记了对我说过，不是谁都能找到巨人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找到了他。

我出院的那天，月子中心的车早早到了楼下。母亲、父亲、丈夫三人商量一番后，女儿由母亲抱。月子中心的两个小护士开路，父亲在后面护送，丈夫扶著我跟上。商务车门拉开，母亲抱着孩子先钻进去，父亲殿后。

有人在喊，“袁叔！袁叔！”一个矮小的胖女人，四五十岁的样子。父亲回身，点点头，并不热络。女人的嘴机关枪一样扫射出话来。父亲只能举起一只手压住她的话头，再点一次头上了车。

“她怎么在这里？”母亲对父亲说。

“说是她女儿被人打了，住院了。”

“她还一眼认出你啊。”母亲嗔道。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头往后仰，靠到座椅上。

我忍不住问，“谁啊？”母亲从后视镜里看我，“吴珍珠呀！”我盯着镜子里母亲的双眼说，“停车吧，我要跟她说话。”母亲按捺住脾气说，“你吹不得风，司机走吧。”我抬起身还想说话，漏气气球一般的身体拖拽住我，伤口也疼痛着阻止我。我只好歪着头，从后视镜上看着那矮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她的头发染得太黄了。

“姑娘。”

“姑娘好。儿子都是些丧门星。”

为了阻止郑文豪再说下去，我起身拉吴珍珠。她这回倒也配合，结了钱跟我往外走。走出来才说，姓郑的欠一屁股债，你可小心点，回头他就找你借钱。

“你怎么大白天的打麻将？”我说。

“哪个规定麻将只在晚上打？”吴珍珠笑。

说得也对，我对麻将并不知道什么。在这里，麻将是社交，是娱乐，也是极少数人生计的来源。我有同学父母离婚后，无业的母亲靠打麻将养活她，还买了房子。吴珍珠是哪种？

“想吃什么？”她问。

“随便吃点。”这附近还有什么馆子我已不确定了。

她去推一辆电动车，“上来啊。”

吴珍珠骑着电动车，载着我在老城蛛网般的小巷里穿行。偶有下坡，我扶着她的腰。我们分开后，我长高长大许多，她却没有变过。现在，我就像只大螳螂，弓着身子伏在她背后。太阳对此视而不见，把我们的影子揉成灰黑的一团。

“你要住到什么时候？”她突然问。

“你怎么说话跟我妈一样。”

“总要回去上班吧。”

“不急。”

很奇怪的，我跟她之间虽被剪除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并不觉得有去打探的必要。又或许这时间太长了，要找到开始的线头并不那么容易。

吴珍珠给我点了炸火腿肠、炸豆腐、炸洋芋、冰粉，她自己只点一碗素粉。我已经很久没吃火腿肠了，就没怎么动筷。

“早知道你在，我就不找你妈碰钉子了。”

“给你女儿找工作的事？我也不认识什么人。”

“把你同学给她介绍介绍也行。”

“郑文豪呗。”我笑。

“呸！正经给她介绍个男朋友。”

“我同学都三十多了。”

“成熟的好，最好读过大学的。”

“你是给自己找还是给女儿找？”

“有适合我的也行。”

我很难判断吴珍珠哪句是玩笑话。她又絮叨着让我看她手机，让我帮忙转发卖保险的广告。我嘴上说好，却只是拿过她的手机看她发的广告。除了保险，她也卖玩具、扫地机器人、减肥药，还有些不知道哪里生产的化妆品。

“你在广东那么多年，没存点钱么？”我问。

“给你们家打扫清洁的，一次多少钱？”她问。

“两百，好像是。”

“一个月来几次？”

“一周一次。”

“八百块钱能干啥？”

“她不止给我们一家打扫，天天都在打扫啊。”

“全城有多少搞清洁的？像你们家每周请人打扫的又有多少？”

“卖这些来钱么？”

“比随便找个工作好多了。”

“那让你女儿学学就好了啊。”

“她能像我这样？”她突然停顿，继而说，“我多少年才认识了那么多人。她除了跑腿送货还能干啥？如果不是只生了这一个，我何苦呢？”

接下来，吴珍珠的嘴像梭子，把我知道和不知道的名字织在一起。她比我更清楚我们家老邻居们的去向，以及他们子女的现状。包括我们家开文具店时，对街的福来饭馆老板前几年中风死在自家卫生间、她女儿快四十了还没有对象，等等等等。我疑心她也对其他人这么评点过我们家，以及她对我强调的，“每次去看你爸妈我都不是打空手的。”

在我看时间看了第三次，准备说要回去喂孩子时，她从包里摸出个红色缎子小口袋，执意让我收下。

“不值钱，就保个平安，你拿回去给孩子。”

我打开袋子，“我不信这些。”

“不信哪些？这是弘福寺开过光的。我大年初一去烧头香才请回来的。”

“孩子太小，戴不了这些的。”

“大了戴嘛，开光又不会过期。”

我收下了那块小玉牌，却没有提醒吴珍珠，多年前她也送过我差不多的东西。那是她离开我们家前不久，卖吊坠和牌子的小贩扛着挑子沿街叫卖。红线拴住的吊坠整整齐齐摇摆，把红线荡出一片微小的海。吴珍珠喊住他，选了很久。送我的是“健康”，自己留的是“如意”。小玉牌是塑料做的，深绿色。

从山里回来后，夏天加速终结。比夏天进度更快的，是我蹿高的个子。吴珍珠也有些变化，她胖了，看起来胀鼓鼓的像个馒头。我只能像发育太快的雏鸟，勉强吊着她脖子，等待她庇护的翅膀。靠在她身上，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弓腰驼背，不因突然蹿高的身体而无所适从。我长得太快，看起来比谁都健康。即使在医生面前，我故意指错视力表的方向也无济于事，大人们认定，我该回学校去了。我的病并没有痊愈，但这得等，等到我十八岁，用一次手术来彻底解决它。十八岁，是比吴珍珠还大吗？到时候我就可以是个正常人了吗？吴珍珠像是知道我在怕什么，医生问话时总为我帮腔。

我不跟她提山里的事，也不再要她讲巨人的故事。似乎秘密一旦出现，就只能用谎言或沉默来保护它，保护它不被人发现。

八岁生日那天，我得到了一份大大的礼物。先是在家里吹蜡烛、吃生日蛋糕，然后父亲母亲就领着我出了门。走着走着就到了我们家店门口。父亲弯腰去开卷帘门的锁，哗啦一声，店门开了。吴珍珠之前来没来过我不知道，但这时，她跟我一样，目瞪口呆看着直升到天花板的书架。我几乎是冲了过去，抚摸着亮锃锃的封面，把鼻子埋进书页里深深吸着气。从那以后，这个文具店有一小半的地方变成了书店。而每天父亲母亲出门上班时，也捎带着我到书店，我就在这儿消磨几个小时，到了饭點他们再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回家。吴珍珠也是那时开始看店的。我坐在小板凳上一页页翻书的时候，她坐在柜台后面监督人打电话、或者点算抽屉里的零钱。打一次电话五毛钱，电话上有计时器，过了时间就开始跳表。吴珍珠盯着跳动的数字，听着客人嘴里乱七八糟的话，在话筒挂断的那一刻报上金额。作业本、铅笔、笔记本琳琅满目，平铺在小桌子上任小孩的黑手摸来摸去。柜台里不能轻易摸到的东西最受欢迎。橡胶味道的涂改液、水果形状的橡皮、米粒大小却能让整个文具盒变得芬芳的香珠……每当有小孩指点着玻璃柜面时，吴珍珠都会先报上价格，等小孩点头确认后，才轻轻地把那些神奇的文具放到柜面上来。小孩往往只摸了一下，或者才看了一眼，就紧张地掏出皱巴巴的角票，或者一张崭新的大钞。吴珍珠接过钱，念咒语一般说，“这一盒是最好的。”小孩于是像捧着一只雏鸟般把崭新的文具捧走了。母亲对吴珍珠看店的表现很满意，“喜之郎”果肉果冻一袋十个，我吃八个，两个给吴珍珠。

那是带着魔法的日子，金色的斜阳把整条街变得透明，而我站在街的中段，恍惚看见了整个世界。我的爸妈拥有一间小文具店，而街对面的梅姐烟酒批发部、福来饭馆，街尽头的枕木啤酒屋，则属于其他爸爸妈妈。如果这不是你的愿望，那么，像阳阳妈妈那样，开一辆拉风的“绿壳壳”，当个飒爽的女出租车司机，也是蛮好的选择。人们走进新的背景里，声音是快乐的、轻扬的、有滋有味的。而我也不再困在自己家的两室一厅与露台上，我可以走到街上去，可以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自家店铺里想待多久待多久。

我们家店隔壁原先是个早餐铺子，卖粉面。某天不知怎么就变作了发廊。门口红白蓝三色柱子转个不停，跟店里的姑娘们一样让人头晕目眩。她们穿时髦的连衣裙，露出圆润的胳膊，跟冬天凝固的猪油一样雪白丰腴。只是毕竟是夏天，多少有点融化发齁。吴珍珠时不时站在门口跟她们说话。她土气的长马尾坚持不肯烫卷，但还是被哄笑着拖了进去。我不敢离开，只站在两间店中间探身看了看。并不见吴珍珠。过了会儿，她冲了回来，脸上却厚厚敷了层泥，白乎乎的像要唱戏。我大笑起来，看着白脸壳下森森一双黑眼珠，又觉得害怕。她拧开水龙头冲洗。隔壁姑娘尖笑着看她把衣服都弄湿了，“乡气！”我没再笑，伸手拉拉她胸口湿答答的衣服，却是硬邦邦的。我拉开她领口，“你怎么也穿妈妈罩？”她生气般推开了我。推的力气太大，这下我生气了，“你结婚了吗？”小孩子，以为说谁结婚了就是最大的羞辱。吴珍珠红了脸，笑了。

我回学校去了，是班上唯一没有同桌的学生。我认真听其他人讲话，却跟我在意的东西统统无关。我只好钻进书的世界里，开始对身边的世界反应迟钝。吴珍珠突然剪短了头发。短发的她虽还穿着往常的衣服，但抱着手在店门口跟其他姑娘们聊天时，有种不一样的神气。她不再陪我入睡，我也不需要她陪了。每天上床后，我都翻开一本书，目光炯炯，经常趴在书上就睡着了。她在书柜后面支了张折叠床，说是看店方便，就在店里过夜了。母亲对此的反应是，告诉我“喔喔”“佳佳”奶糖不用再分给吴珍珠了。母亲说，小孩子才爱吃糖呢。

除了我，开始有别的人跟吴珍珠一起坐在柜台后面。她说是同乡。而某天从书柜后走出个女孩来，她才求我不要告诉母亲，这是她二姐，母亲不准她留宿别人。天没有下雨，可二姐穿着双紫色的雨靴。跟吴珍珠刚来时一样，她也是长发扎成马尾束在脑后。第二天见到二姐时，她的头发烫卷了。卷曲的大波浪披散在肩上、背上，让她看起来老了十岁。买了新衣服，新衣服是红色的。雨靴也不见了。然后二姐就不再来了。我问吴珍珠她去了哪。吴珍珠说她嫁人了，走了。

“走去哪？”

“浙江。”

“你可以去看她，坐火车就能去。”我说。

“火车票多少钱？”

“五块吧。”我张嘴瞎说。

吴珍珠让我不要告诉母亲，她晚上关店后去帮人做手工挣钱。我没说。可她做工要做到晚上十一点，第二天看店打瞌睡，苍蝇拍拍在书的封皮弄脏几本书，母亲还是知道了。

“妈妈不喜欢你晚上去做工。”我说。

“你每个星期多少零花钱？”她问。

“三块，”我顿了顿又说，“不算你偷偷让我在抽屉里拿的。”

“那是你家的店，我可没让你拿，你自己拿的。”

“你要告诉妈妈吗？”

“不。”

“你想让我给你保密吗？”

“你妈妈已经知道我在做工了。”

“你想走。”

“走去哪？”

“坐火车去看你姐姐。”

她的脸抽搐了一下，“她是卖给人做老婆的。”

无所事事的小孩在街上游荡，脖子上不见红领巾，应是放寒假了。而这一天，从早上开始，不断有农民背着背篼从店门口经过。这都是近郊的农民，背了蔬菜、水果、大米或者药材、兰草，要在赶场天换点钱。所以这是个星期天。店里挤满了人。我只能不情愿地躲到柜台后面去，暂时跟吴珍珠待在一起。她的布鞋还算干净，可衬衫下摆都是油点，身上也发出馊馊的汗臭。住在店里，只有一个冷水龙头，可她为什么不回家住呢？我歪着头看她梳得整齐但已经很脏的头发。饭倒是每天母亲都给她送。我撇着嘴不说话，只悄悄看她，发现她的耳垂上不知何时打了两个洞，洞里塞着比火柴棍更细的小木棍。她面前的小板凳上放着一本书，封面上是个凶神恶煞的金发女人，作者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雪米莉。我正琢磨这本书怎么从没在书架上看到过，吴珍珠突然站了起来。

她三两步绕过柜台，走到一个正盯着书架发呆的男孩身后，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几乎是把他提了起来。男孩身子摇晃、失去平衡，双手却紧紧护住胸口，任吴珍珠半拖半拽把他扯出店去。街面上人来人往，吴珍珠揪起男孩的前襟用力一抖。一本书掉了出来。男孩用双手在胸前护住的，竟是一本书。失去了书，男孩的身子一下瘪了下去，像节日傍晚的气球。过大的衣服松垮垮套在身上，太不合身了。男孩还来不及逃走，或者他没想逃走，而我还来不及说出一个字。吴珍珠冲回店里又冲到街上，手里拿着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绳子。男孩双手被擰在身后，吴珍珠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绳子很细，是绿色的尼龙绳。吴珍珠打了几个结，像套牛嘴一样打横绕过男孩双手的虎口，捆死了。在那些我还需要陪伴入睡的最初的夜晚，她讲过不止一次，怎么用绳子套住牛的头。套好了，牛就老实了。

围观的人嗡嗡发出比蝉更聒噪响亮的杂音，声音像涌起的海浪，像飞起的石块，就要把男孩钉死在圆心。警察到来前，男孩就这样被缚住双手站着，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不知谁停在路边的一辆自行车上。血液在我身体里发烫、加速度奔流，我的脸、脖子、双手都胀红了。我扶着柜台，盯着那跟我一般大的男孩。他脸膛很黑，皮肤上散布不规则的白点，应该是蛔虫斑。除此以外，他不合身的衣服、橡胶底已经变黄变硬的布鞋，都跟围着他踱步的吴珍珠如出一辙。吴珍珠从哪儿学会了这套呢？是那个凶神恶煞、叫雪米莉的人吗？我的目光扫过那本柜台下的旧书。

很快，母亲赶来了。跟警察说着什么。看热闹的人换了几拨，男孩还像牛一样立着。让一切终止的，是警察的喊话——散了散了！各回各家！他喊话前，俯身把男孩身上的绳子解开了。被解开的绳子像蛇蜕下的皮，有软塌塌的肮脏感，慢慢从男孩手上滑落。吴珍珠一言不发，只对着男孩吐了口唾沫。唾沫啪一声打在男孩脚边，不知道吴珍珠使了多大力。

母亲吩咐吴珍珠关店、回家，然后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蹬着车先走了。天很冷，我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背，搂着她的腰。我用力闭着眼，不想看到街道、房屋、梧桐树、小贩，不想有任何再看到那男孩一眼的机会。

进了门，母亲说：“今晚珍珠姐在你房睡一晚吧。”

“我讨厌她！”我用力踢掉鞋子。

母亲被我激烈的语气吓了一跳，“哪来这么大脾气！”

“我就是讨厌她！”我拧身进了屋，把房门反锁起来。我才不要跟吴珍珠睡一个屋。我恨她，或许是怕她。我一直忘记了她是个大人，这样我们才能做朋友的呀。可是现在，她就像个巨人，从山顶上砸下大石头，让我不能靠近她。

把关系具化在空间里，或许就像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干的那样，朝对方小跑，偶尔擦身而过，最后不可避免两人激烈冲撞，直至某人被撞倒在地。把关系具化在时间里，也可以想像为这对曾经的情侣所演示的那样：背靠背而坐，两人头发像榕树的气根般绑在一起，一动不动十七个小时。

我和父母是这样又不完全是这样。至少，在我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后，冲突、愤怒、妥协、感动重复上演，慢慢磨掉彼此身上的刺，从伤口处长出柔韧的藤蔓让我们再度相连。十八岁我离家去外省读大学后，就没有这么长时间地跟他们相处过了。他们，我生命中不可选择的存在，我的父母。而见了几次同学，吃过饭聊过天后，我开始能像看待和分析自我一样面对父母。把我放置到他们的身份和环境里，我也许会是个糟糕的人。我和母亲还是会互相讽刺，衣着、口红颜色、菜的口味，不一而足。而讽刺开始变成语言的游戏，像我和丈夫及最好的朋友间经常进行的那样，只是无关痛痒的玩笑。

松弛一旦发生，相处不再是对立与和解的二元模式。塑造我们的成分是可以分解、从试纸上析出的，如果我先认可某种意义上我与父母并无差别、都是试验品的话。这些成分配比虽不尽相同，但制作过程却大同小异，或者说，其中都伴随着艰难的自我进化。试管可以贴上标签，但也可大而化之统一以“文明”命名。既然在我们的环境里，阶层、贫富、教养、智识都失却了词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与讨论的必要性。我们不过是三只猴子，跟剩下的十四亿减去三只猴子差别不大。

但迟早，猴子要进入山林。虽然求学、工作的十几年里我已经历过类似的场景，但整体来说，每次都不一样。如果硬要总结，可能是在我进入的时候，本能都会警觉，随之是精神和身体的高度敏感。这一次的场景是：吴珍珠的家。

吴珍珠领着我穿过农民房挤出来的窄巷，在一栋四层高的房子前止了步。說是四层高，却在四楼顶上砌了半截空心砖墙，犬齿般高低不齐。农田被扩张的城区挤占包围后，农民开始种房子。在原本三四层楼高的房子上加建，指望着拆迁赔偿能多一些。脑子迟钝的，种得晚了、慢了，房子还没长出来就被贴了违章告示，再种就要罚款，只好任墙和泥沙荒废。我们就踩着有碎沙的楼梯往上爬。推开门后，一张双人床挤在窗边，给房间留出一条过道。吴珍珠的女儿躺在床上。

前天深夜，我手机突然响了。吴珍珠在电话那头说，女儿跟人吵架，手腕被菜刀砍了几刀，现在在医院急诊室，让我赶紧过去。我连着问了哪个医院、伤势情况、警察有没有到场后，突然清醒了点，“为什么要我过去？不用手术的话缝好伤口就能回家了吧？”

“她不听我的……”

“谁？”

“我姑娘。”

“让警察跟她说。”

电话那头很安静，“你真的不能来么？”

“不行，孩子哭了。”我挂断电话。

两天后，我还是来了。我包里带着个信封，里面塞了两千块钱，准备视情况决定要不要给吴珍珠。

天已转凉，但吴珍珠女儿穿着热裤和吊带衫，脚趾上蓝色的指甲油脱落斑驳。听她妈的话，喊我姐姐，然后又低头玩手机了。吴珍珠走去床边，指给我看手上的纱布，又絮叨说那男人歹毒，说着说着大声训女儿：“你是猪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啊！你砍自己干什么？”她女儿不抬眼看我们，却并不闪躲。

“你给报道报道，这人渣！”吴珍珠突然说。

“我不写这些。”我语气还平缓，但吃了一惊。

“你不是做记者吗？”

“没做了。”

吴珍珠像是没听到，兀自说，男人不肯赔钱，入院那天只扔下一千块钱就走了。那是女儿的男朋友。为什么打架，她语焉不详。说了一会儿，她不死心般又问，“那你能让电视台来吗？”

我更吃惊了，“让电视台来干什么？”

“让他们拍拍这些伤。让那个畜生赔钱！”她说着，起身拉扯女儿的吊带衫，大半个背、胸脯晃出来，白花花一片，“你看看！你看看！”

“她是自己砍伤的，是吗？”我向吴珍珠确认。

“也是那个人渣逼的。”

“什么样的男朋友？”

“三十多岁。”

“我是问，已婚还是未婚，有单位还是没单位？”

“有单位，离婚了。”

“怎么认识的？谁介绍的？”

吴珍珠不说话，隔了几秒起身去拎暖瓶冲茶。

“能读书还是继续读书吧。”我说，“很多事可以以后再做的，妹妹。”

“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吴珍珠冲女儿吼。

她女儿终于说了我进来后的第一句话，“我的事你少管。”

茶叶在油腻的玻璃杯里下坠，我推说孩子要闹了。见我起身，吴珍珠似乎也不介意。一时无话。像我跟她曾经玩过的游戏，两人面对面，不许说话不许动，谁先动谁就输了。

我开口：“这里养身体也不好，不回乡下去吗？”

她瞪了我一眼，“回去也进不了宗谱。死了就是孤魂野鬼。不回去！”

我站在路边等车，她陪着我。雨后的空气已经有初秋的冷肃味道了。准备好的两千块钱就在我包里，却找不到理由拿出来。她再也不说牛啊苞谷啊母鸡啊之类的话题了，但也不说她见过的世界和我们的此时此刻。我疑心这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吴珍珠。母亲的通讯录里，她是保姆吴，没头没脑的名字，不是吗？

我只想车快点来。

上车后，她突然拍了拍窗户。窗户摇下半扇，她说，“你是要收钱才会写吧？能不能不收我的？伤口你看到了，都是真的……”

我的太阳穴跳着疼，一下一下的，“是我让你去的。”我突然说。

“去哪里？”

“我看见他偷书，让你去把他捆了。”

她看着我。

“我说我讨厌他。如果你不去，我就要连你一起讨厌。一辈子讨厌你！”

“你在说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吗？都忘了吗？那你还记得什么呢？”

“可是是我抓到的，是我绑了人。你為什么要这么说？”

“吴珍珠，我说是我，你听不见吗？是我啊！”

车开了。模糊中是吴珍珠在喊吗？我的朋友吴珍珠。我不敢回头。车越开越快，色彩被拉扯、破碎，直至摇晃、模糊成色块。

母亲和父亲坐在客厅里，电视静了音，可他们认真看着。我换上拖鞋，慢慢走到他们身边坐下。搬到这套新房子后，客厅阳台能看见山景。这里离老城区有二十多公里，窗外除了山一片空白。显然，这座山里没有巨人，但谁知道呢，也许有。童话故事里，人总想跟巨人做朋友，坐在巨人的肩头一起去看世界。但巨人挥挥拐杖，就把什么都破坏了。除非像那个口口相传再记录下来的故事一样，你先是个拇指大的小孩，遇见巨人后跟他一起逃走，然后你长大，变成年轻的巨人。又或者像王尔德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巨人遇见神，就有了一颗人的心。

我把视线放在山起伏的绿色线条上，追寻着风或时间的脚踪。山峦在上升，跟随这上升的不止灵魂。父亲问我写作的进度怎么样。我想了想回答他说，应该可以更完整了。母亲说，那很快就会有好结果了。我提到一两处细节，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轻松过。母亲笑了，比我更激动于即将到来的结局。如果真有结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