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健康工作70年

王京雪

张礼是那种岁月拿他没辙的人。这一点，年纪越大越明显。这位95岁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是1982年清华物理系复系后的首位系主任，1949年正式踏上大学讲台的理论物理学家，一退休就接受返聘，继续留在讲台上，至今每年春季学期仍会开课。

他是新中国教龄最长的大学教授，是教授们的教授，老师们的老师。他的学生可以从“20后”排到“00后”，其间英才辈出。问及让他自豪的学生，他怕说不完整，干脆放弃“列举”。他带的第一批学生里，有我国激光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之一马祖光。5年前，他过90岁生日，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的是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

“我已经干了70多年啦”

最近，张礼刚讲完本学期的“量子力学前沿选题”课。这是1998年，他73岁时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一门选修课，讲到今年已22年了。因为讲的是“前沿”，所以每一年，每节课，他都得重新准备教案，更新大量内容。

跟过去站在教室里讲课不同，今年受疫情影响，他讲的是网课。这位95岁的老教授适应得好极了，他发现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学生比面对面听课时更愿意提问。

直到现在，张礼还在不断琢磨，怎样讲课能让学生们更爱听，学到更多东西，产生更大的兴趣。

他清楚地感受到每一代学生各有不同。去年秋天，他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作自我检查，说在帮助学生上做得不够，比如只在课后答疑，让有不懂问题的学生主动来问的做法，更适合从前一门心思念书的学生，不适合成长在各种外界诱惑里的新生代，必须改进。为此，今年他在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的正课外，增设了一节专门的答疑课，效果不错。

清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句沿用至今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已经干了70多年啦。”张礼说。常有人问他这么多年来，动力何在，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觉得有意思！”

学不厌，教不倦。所有人都觉得他真不像90多岁的人，全然无视大众对“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普遍认知。“没人规定我要怎么做啊！”張礼说，在任何年龄，他都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讲课是我的救命稻草”

“现在很多家长要监督甚至逼着孩子用功，这不行，这么弄他根本不喜欢这东西。我小时候是玩大的，干什么都找有意思的做。”

1925年，张礼生于天津，父亲是有名的中医，家境殷实。作为家中独子，家人对他没太多要求，只要别出门乱跑，他尽可以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拿方匣子照相机拍照，用钻石针唱片机放京剧，从收音机里听古典乐……后来，张礼一辈子都喜欢摄影、京剧和古典乐，书房里有一排排相册，和一打打唱片。“念书当然费力气，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也能找到趣味。”中学时，张礼对物理产生兴趣，“力、热、声、光、电，里面有好多道理，多有意思！”

高中毕业，他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4年后，以理学院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刚复校的山东大学做了一年助教后，张礼考取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

张礼1948年秋天到美国，刚读完一学期，有中共地下党朋友动员他回国参加革命。1949年初，张礼给导师留了封信，悄然回国。

他的导师、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后来多次寄来最新出版的物理书。张礼家中仍保存着1951年时收到的一本《量子力学》和莫里森的随书来信：“衷心祝愿你和所有新中国人民拥有和平且充满创造力的未来。”

回想求学经历，在康奈尔大学的半年虽短暂，却因为莫里森和著名物理学家费曼的存在，成为张礼难以忘怀的时光。

他永远记得听费曼讲课时的心情，“这个人有魔力，讲课太迷人、太有意思了，跟变魔术似的，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后来无论什么情况都一心要搞物理，和费曼有关。”

回国后，张礼先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任教，又由国家公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进修。1957年，32岁的他调入清华，参与创建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成立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张礼最想做的，一直是物理科研，探究物理学里的“道理”。但国内师资人才稀缺，到清华不久，他就相继出任工程物理系核物理教研组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务，长期分管教学及研究生培养，一半以上的时间搞行政，剩下时间搞教学。“讲课是我的救命稻草，科研搞不成了，我靠讲课不丢业务。”张礼说，“而且这也很有意思。”

他一门接一门地讲，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结构、原子核衰变、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磁流体力学、受控热核反应……许多专业课过去没学过，就先自学，边学边教。“科研搞不成，搞教学也是搞物理，我也喜欢。”

最痛苦的是“文革”时期，课也讲不成。有朋友把书全卖了，说再也不干物理。张礼一本没卖，“我将来还要干这个，虽然看不到出路，很苦恼，可我这志向并没有改，那就等着吧。”

等“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哎哟！我这个高兴，热情高到什么程度？”张礼回忆，物理学家赵保恒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讲课，当时已经50多岁的他，约了比自己年轻20岁的北大物理学教授赵志泳，每周两三次从清华、北大骑车去玉泉路上的高能所听课，一堂不落。

杨振宁、李政道回国讲课、作报告，他也全去听了。“好不容易有机会学习，赶快好好学，那是我人生里最快乐的时间之一。”他觉着能与这种快乐相提并论的，是家里小孩诞生的时刻。

被时代的风浪裹挟前进，对物理的热爱是张礼内心的压舱石，不论现实把他推向哪个轨道，一有机会，他就想方设法偏回心之所向。

物理对他有不变的“引力”，“什么东西把我撬走了，它就又把我吸回来。”他笑着感叹，“人生啊，我这辈子就和物理干上了。”

“责任感是当代学生的必备特质”

张礼的很多学生，都听他讲过自己治学中的一大憾事。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做理论物理研究时，张礼发表的有关“电子-正电子系统的定态及其湮没转变”的论文，被国际公认为正电子湮没谱学的奠基性文献。学校为他安排了类似博士后的职位，希望他继续深钻，但他没理解校方用意，也没向人讨教，匆匆交差回国。几年后，一位美国教授用他的方法深入研究，发展了全新的分支学科“正电子湮灭谱学”。这位教授后来到清华讲学，特地打听了张礼的消息，并在作报告时向他致谢。

“一个研究方向，愣让我毫不在乎地丢掉了，这是我会记一辈子的遗憾。”张礼讲这件事给学生们听，希望他们吸取教训，在学习中培養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主动请教的习惯。

教了70多年书，张礼说想教给学生们的，首先是知识，然后是方法，最后是思路，也就是如何找到问题并解决。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学生，首先应具备的特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这是必要条件，要从这个角度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没有这种责任感，什么事只看个人利益，今天这个合适做这个，明天那个合适做那个，很难有大出息。”

在80岁生日宴上，张礼曾发表演讲，畅想未来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学术创新的发光点，“我一直有这个梦，希望我们的教育不断提高，不仅吸引国人，还能吸引全世界的学者来学习。”

“找最吸引自己的事，玩命去干”

今年，张礼的著作《量子力学前沿问题》将推出内容更丰富的第三版，还有一本去年完成翻译的经典物理教材译著即将面世。“这个年纪是可以不干了，但我愿意干啊，我还想干呢！”

从52岁到90岁，张礼每天清早5点半，会出门跑3公里步，近几年才在医生建议下改成快走;7点左右，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9点，躺上床看报，打开CD机放古典乐，困意上头就关灯睡觉。

张礼的生活几十年一成不变，规律到单调，很难从中找到什么了不起的故事。看上去平淡，但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尤其在做出成就后，还能保持这种纯粹的科研生活，更不容易，因为很多人的精力重心都会离开学术，转向各种社会活动。

如果要追逐名利，张礼是很有资本的，在他那个年代，他做出了许多不错的工作。包括2013年，他和徐湛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工作获得中国物理学会周培源奖，这是国内理论物理方面的最高奖。他们的工作被国际同行称为Chinese Magic（中国魔术），至今仍有很多用处和新发展。但张礼对名誉加身或追求名利都没什么兴趣，也不怎么参加评奖之类的活动。他只是简单快乐地干自己的物理教学。

走过近一个世纪风雨，在张礼看来，人生在世，什么最重要？

“做出你可能做出的贡献。”他这样回答，“有多大本事都使出来就行了。”“我的一生很平稳，没怎么在很不利的条件里折腾，比较幸运。”

但张礼先生的福气，或许不是来自运气，而是来自他一生都遵从自己内心，以及永不厌倦的好奇、持之以恒的热忱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他不计得失成败地做了一辈子自己爱做的事，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

“如果您现在是个年轻人，会选择过怎样的生活？”

他“哈！”地笑出声，兴致勃勃地畅想，“那选择太多了，要找最有意思、最吸引自己的事情，玩命去干。当然也不是整天只干活，”他抬手指指书桌旁的唱片机，“还要听听这些。”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